日本对华政策调整及中日关系走向

中日关系是国际关系中十分特殊的双边关系，事关地区和平与稳定。安倍政府一贯奉行对华“两面下注”的手法，虽然声称重视中日关系，却以“战略性外交”“价值观外交”在国际社会渲染“中国威胁论”。这不仅使得中日关系屡次陷入“反复恶化”的恶性循环，而且成为影响东亚和平稳定及地区安全环境的不确定因素。这也反映出安倍政府对华政策的“外交困境”。中国一贯维护中日关系大局，坚持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发展双边关系。中方本着努力扩大两国关系积极面，抑制消极面，确保两国关系稳定改善的态度[1] ，明确指出中日关系存在的问题和努力缓和双边关系的建设性意向，希望日方能够拿出实际行动，落实中日“四点原则共识”，诚心诚意发展双边关系。2017年初，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国会施政演说中表示，“我们欢迎中国的和平发展。我们都充分认识到日中两国肩负确保本地区和平与繁荣的重任”[2] 。

这一表态表现出日本对华政策的调整意向。近来，中日关系趋于缓和，中日“四点原则共识”有所落实，双方恢复多层次对话及交流。不过，日本对华政策的两面性依旧存在，仍未走出左摇右摆的外交困境。但中方意识到日本经济界和执政党联盟内部有改善对华关系及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的愿望，所以希望日本政府能够改变对华遏制政策，全面落实中日“四点原则共识”，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日本“价值观外交”的对华针对性

安倍晋三再次执政就发文称，日本必须成为可以遏制中国“进犯”的一个“民主安全菱形”的组成部分。他构想印度、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夏威夷共同组成“民主安全菱形”， “以保卫从印度洋地区到西太平洋地区的公海”，与加强海洋维权的中国相抗衡。首先，安倍力主明确日美同盟的对华指向性。近年来，日本基于“新安保法”在日美同盟内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对华意向日益突出。尤其是安倍和特朗普确认钓鱼岛问题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的意向，再次明确了日美两国通过盟约针对中国的军事合作关系。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多次明确表示，“美日同盟是冷战时期的安排，我们坚决反对利用这一同盟损害第三方利益”。 [3] 2017 年 2月，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对日美首脑会谈确认钓鱼岛是《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对象一事进行明确批驳，“表明不予认可”。 [4] 中国对于日方力主日美同盟的对华指向性保持高度警惕与谴责。中方要求日方信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不要在非法“国有化”钓鱼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其次，安倍力图整合“价值观”相同国家遏制中国海洋维权。日本以维护“亚太及世界和平和经济繁荣共同目标”的名义，积极构建基于共同价值观国家的海洋安全合作机制。安倍通过“价值观外交”，呼吁“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加强国际合作，强调“海洋民主国家”结盟是亚太乃至全球“安全和稳定的核心支柱”。日本十分注重与美国及其盟友遏制中国海洋维权的相互配合。日美澳三国防长定期举行亚太海洋安全会谈，提出制定“共享信息和通过联合训练加强警戒监视”的防务合作计划，扮演“航行自由”“遵守国际规范”的捍卫者。日本还力图加入美菲、美印联合军事训练和海上安全及防务合作，积极提升日本的亚太地缘战略控制力，力求形成有效遏制中国海洋维权的战略态势。

第三，日本强化在亚太地区对华“战略性外交”的针对性。日本在支援东盟各国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以及推动东盟整体经济增长的口号下，有着明显的地缘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战略考量——利用东盟遏制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日本寻求将东盟纳入日美同盟为主导的亚太地区安全框架，遏制“海洋活动渐趋活跃的中国”。事实也表明，安倍上台后以中国在东海、南海维权活动为由头，重拾“自由繁荣之弧”策略，千方百计割裂、离间中国与东亚国家间关系，孤立包围中国。

以钓鱼岛、东海及南海问题遏制中国海洋维权

安倍等日本外交决策者力图将南海、东海及钓鱼岛问题作为对华海权攻势的切入点，频频激化中日海洋权益之争，不断在国际社会渲染“中国威胁论”。这已成为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突破现行“和平宪法”第九条的主要借口。

首先，日本政府刻意渲染“中国威胁论”，曲解中国的海洋正当维权活动。近年来，日本年度《防卫白皮书》涉华部分篇幅有增无减，炒作东海问题，扩大南海事态，为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落实安保法，实行扩张性防卫政策张目。2017 年版《防卫白皮书》肆意歪曲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和正当国防建设，对中国海军的例行训练、海警船巡航钓鱼岛海域、在南沙群岛部署国土防卫设施等正当维权行为妄加评论，称对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等地的活动“给日本和国际社会安保环境造成的影响感到强烈担忧”。

其次，日本不断强化包括中国钓鱼岛在内的所谓西南列岛的防卫力量。安倍政府显著加强日本防卫实力，尤其是突出针对中国钓鱼岛周边的防卫力度。2016 年 3 月在距离钓鱼岛约 150公里的与那国岛部署 160 人组成的陆上自卫队沿岸监视部队，使用雷达对过往船只飞机进行监控，并正在推进向钓鱼岛周边的宫古、石垣和奄美大岛增派陆上自卫队，加快部署警备部队以及地对空、地对舰导弹部队的步伐。

其三，日本不断渲染“南海问题”，希望同南海声索国加强海洋安全合作，以形成对华对抗势力。安倍以“维护海洋权益和航行自由”为借口，倡导所谓基于法律原则的海洋秩序理念，力图在炒作南海问题的大背景下形成对华包围圈。日本政府将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等国作为“战略性国际防卫合作”的重要环节，主动帮助东南亚国家提升海上安全能力建设及应对能力，成立专门机构为南海声索国提供巡逻船、防卫装备品及人才培养，以进一步推进与东南亚各国安保和防卫合作。这样的言论显然是希望南海声索国能够进一步强化“应对”南海问题的力度，遏制中国海洋维权。

以“日中邦交正常化 45 周年”为契机促日中高层来往

2017 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 45 周年。安倍一反常态，在 2017 年初的国会施政演说中表示，要以 2017 年的日中邦交正常化 45 周年、2018 年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40 周年为契机，在“战略互惠关系”的原则下，努力改善日中关系。安倍的这一表态表明，在强化日美同盟针对中国的基础上，又要在国际社会表达“缓和”日中关系的意愿，展示推动日中战略互惠关系的外交姿态。安倍力求在国际多边场合实现日中首脑会谈，表达对华缓和姿态，展示日本“积极的”对华政策取向。

2017 年 7 月 8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在德国汉堡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期间会见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关于中日关系，双方就加强首脑间对话、推动关系改善达成了一致。双方还确认了将以 1972 年的《中日联合声明》等过去共识为基础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安倍结合 2017年是日中邦交正常化 45 周年一事，表达了构建信赖关系、推动两国关系改善的想法。他强调，“愿进一步大力发展改善日中关系的势头”。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安倍称“期待充分吸收国际社会共同的想法，为地区和世界的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他对中国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予以肯定，传递了“附带条件”展开合作的想法。习近平主席强调，维护好政治基础是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前提。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双方先后达成四个政治文件和“四点原则共识”，就妥善处理历史、台湾等问题确立了原则。只有坚持这些原则共识，中日关系才能不偏离轨道，不放慢速度。 [5]2017 年 11 月 11 日，习近平主席和安倍首相在越南岘港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期间举行了首脑会谈。习近平主席表示，进一步改善两国关系还有许多的课题，希望能够顺应潮流，推进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安倍回应说： “2018 年是《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签署 40 周年，期望进一步推进两国关系的发展。”习近平主席指出，中日关系稳定发展符合双方利益，对地区和世界具有重要影响。他强调，改善中日关系，关键在于互信。安倍表示，日方希望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开展互惠共赢的经贸合作，积极探讨在互联互通和“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 [6] 他期望尽快举行日中韩三国首脑会谈，恢复中断多年的日中首脑互访制度。安倍还表示，希望日中两国在经济领域也扩大合作，尤其是在第三国市场能够建立合作机制。值得关注的是，安倍在发言中，努力避免容易刺激中国的话题，譬如南海问题、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等等。而习近平主席在发言中，着重强调改善与发展两国关系的关键是“互信”。 [7]

日方试探在“一带一路”框架内的经济合作意向

由于日本政府非法购买钓鱼岛事件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经济外交就成为两国对话的主要渠道之一。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中国关于区域合作及经济一体化的理念和构想，不仅得到东亚国家的认同，也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和积极参与。这让日本执政党及经济界的一些人对于安倍政府一味渲染“中国威胁论”提出质疑，要求政府改善对华关系的呼声日盛，使安倍政府调整对华策略成为可能。首先，中日举行第六次财长对话，确认进一步深化双边财经务实合作。中国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和最大的出口对象国，而日本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和主要的外资来源国。双方相互依存度高，日本经济对华依赖更大。受中日关系恶化的影响，近年两国间的贸易和投资连续下降，对两国经济发展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2017 年 3 月 19 日，日本财务相麻生太郎和中国财政部部长肖捷在德国巴登举行会谈，双方就尽早在日本举行由两国财长出席、围绕经济政策交换意见的“中日财长对话”达成共识。2017 年 5 月 6 日，第六次中日财长对话在日本举行。两国财长一致认为，中日财长对话对于双方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两国在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方面深入沟通。 [8]

其次，日本经济界访华团探索中日合作开拓市场。2017 年 5 月，日本经济同友会代表干事小林喜光表示，日本应该积极探讨加入中国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会长榊原定征也认为，“这也是满足（亚洲地区）基础设施需求的有效金融功能”，要求日本政府积极应对。 [9]2017 年 11 月 20 日，由日中经济协会、经团联、日本商工会议所组成的联合访华团约 250 人访问北京。中日双方召开了旨在扩大经济交流的与中国企业高管的会议，围绕以亚洲为中心对第三国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源开发方面加强合作展开讨论和交流。日本的贸易公司、机械设备建设公司、物流企业的高管等也出席了会议。 [10] 该访华团还向中方提出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举行会谈的意愿。11 月 21 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与日本经济团体访华团举行了会谈。双方就推进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达成了一致意见。李克强总理表示，两国关系正逐渐改善，呈现好转势头，必须巩固改善的基础，他还表示希望日本经济界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经团联会长榊原定征回应称，“作为经济关系发展的基础，希望强化两国稳定的政治与外交关系”，寻求通过继续举行首脑会谈等维持良好关系。 [11]11 月 23 日，日本经济团体访华团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经团联会长榊原定征表示 ：“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全球产业合作不仅给两国，而且能给世界带来繁荣。”他指出“一带一路”的重要性，对日本企业的参与表示出积极态度。他认为，以基础设施和环境领域为中心的两国企业合作“有很大的潜能”。榊原还强调 ：“希望扩大两国双赢关系，并构筑新的关系。” [12]

日本开启对华全方位外交对话与磋商

从 2017 年和 2018 年初来看，安倍政府还是能够按照中日“四点原则共识”指出的那样，逐步重启日中政治、外交和安全等各个领域、部门的对话与磋商，为缓和与推动两国关系回归到“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轨道上来，展现出“积极的”的姿态和意愿。

第一，中日举行第四次高级别政治对话，中方告诫日方“应按规矩办事”。时任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于2017 年 5 月 29—31 日访日时表示，当前中日关系正处在邦交正常化 45周年的重要节点，双方应重温两国邦交正常化初衷，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维护政治基础，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日关系持续改善。 [13]中日双方还就利用国际会议多边场合展开首脑对话，努力改善两国关系达成了一致。

第二，中日举行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就建立并启动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取得进展。中日双方于 2017年 6 月和 12 月在福冈和上海举行第七轮、第八轮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会议，中日外交、国防、交通运输、农业、水产、环保和海上执法等部门的与会者共同探讨了开展中日海上合作交流的具体领域和方式。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机制是两国涉海事务的综合性沟通协调机制。该机制就东海问题保持积极有效沟通，为管控潜在危机、维护东海稳定、促进海上合作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三，基于“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定期对话框架，展示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意向。2017年8月7—9日，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第六次会议在东京召开。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率中共代表团出席会议。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在会议演讲中指出： “不论日中关系面临怎样困难的课题，战略互惠关系都决不可动摇。”日本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会见宋涛时高度评价汉堡 G20 峰会期间同习近平主席会晤的成果和重要意义，期待两国执政党为改善发展日中关系发挥积极作用。他表示，日方将同中方共同努力，扩大交流合作，推动日中战略互惠关系深入发展。 [14]

第四，中日举行第 15 次安全对话，中方希望日方坚持和平发展。中日安全对话机制是两国外交、防务部门就双边关系、各自国防安全政策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进行沟通的重要渠道。2017 年 10 月 27 日，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孔铉佑在日本东京同日本外务审议官秋叶刚男共同主持了第15次中日安全对话。同日，孔铉佑会见日本外相河野太郎时表示，近期中日关系积极互动增多，同时仍面临复杂因素。应切实排除干扰，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势头。河野祝贺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成功召开，表示日方重视对华关系，愿与中方共同努力，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和发展。 [15]

日本对华政策调整动因及中日关系走向

近来，安倍对“两面下注”的对华政策进行调整，在东亚安全层面加强遏制中国的同时，力求在经贸层面加强对华合作关系。日本以“日中邦交正常化 45 周年”为契机力促开展日中高层来往，试探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意向，开始启动对华各领域的全方位外交对话与磋商。

事实表明，安倍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是在渲染“中国威胁论”的同时，向国际社会策略性展现缓和中日关系的姿态，力图将恶化中日关系的原因归咎于中方，以此展现日本“价值观外交”“战略性外交”的策略手段。安倍对华策略的意图在于，力求依托日美同盟及南海声索国海洋安全合作行遏制中国之目的，又想借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区域合作利好谋求经济利益。对此，日本执政党联盟内部亦有不同意见。2017 年两次出席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会议的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公明党干事长井上义久向安倍政府呼吁要推动和发展日中战略互惠关系，强调中国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是有潜力的构想”。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也组团访华探讨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日区域合作方式。

2017 年 12 月在福建举行了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第七次会议，会议达成的《共同倡议》指出，愿不断提升双边务实合作水平，积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并在第三方市场推动中日企业间的合作 ；愿在“一带一路”倡议基础上，积极探讨两国具体合作项目。 [16] 值得关注的是，中方希望日本能够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40 周年之际，从东亚共同利益出发共同维护中日关系大局，放弃渲染“中国威胁论”的做法，回到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轨道上来，全面落实中日“四点原则共识”，努力推进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

当然，中日两国间依然存在各种各样的不稳定要素，实现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之路仍将曲折坎坷。正如 2018年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两会”上所言，“希望日方能够政治上讲信用，行动上守规矩，切实维护好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并且把‘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真正落到实处”。 [17] 安倍政府理应顺应财界借力“一带一路”谋求互利共赢、执政党联盟内部对华缓和意向，综合国内外局势调整对华政策，不再渲染“中国威胁论”，彻底抛弃“两面下注”的手法，尽快回到中日四个政治文件轨道上来。只有认真落实中日“四点原则共识”，才是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