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大学”成为大学

　　教育救国之梦

　　1916年9月，袁世凯因尿毒症暴毙三个月后，身在法国巴黎的蔡元培接到一封来自北京的电报。时任教育部长范源濂以“国事渐平，教育宜急”，恳请蔡元培归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希望这位教育改革先驱“早日归国，以慰瞻望”。

　　对于蔡元培来说，这封电报并非他与北大结缘的开端。早在京师大学堂时代，他就曾在学堂下设的译文馆任教。1912年出任北京政府教育总长之后，他曾颁布《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废去忠君、尊孔等信条。这部《大学令》后来也成为蔡元培主持北大的教育方针和组织原则。

　　蔡元培方兴未艾的改革随着袁世凯的擅权戛然而止。1912年7月，蔡元培表示不能继续在北京政府任此“伴食”之阁员，遂联合王宠惠、宋教仁、王正廷等人共同上书提出辞职，辞职函由蔡元培执笔，这就是著名的“四总长辞职案”。

　　蔡元培用辞职来进行“消极抵抗”的做法后来几乎成为一种习惯。十年北大校长任期内蔡元培共辞职七次，比如1917年7月因抗议张勋复辟辞职，1918年5月又因学生罢课抗议《中日防敌军事协定》签订，自己劝阻无效而辞职。蔡元培也因此被戏称为“辞职校长”。

　　北大校长于当时并不是个美差。在蔡元培之前、严复之后的四年间，共有五位校长走马观花地在北大这滩浑水里走了一遭，1912到1913年一年间就换了四位校长，其中章士钊没有到任，其他校长均是到任不久便辞职，坚持下来的只有最后的胡仁源。

　　经营北大之难，难在树立其“学府”的本质，摒除其“官府”的实质。1898年由清朝政府创立的京师大学堂，因维新运动而起，本质上是一所培养官员的学堂，学校的主体部分叫“仕学院”，顾名思义，“仕学院”的学生，须是进士、举人出身的七品以上京官，学生也多半不是为了做学问，而是为了“学而优则仕”。

　　蔡先生在自述中写京师大学堂的官僚习气，“所有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作中堂或大人”。据说有学生带着听差上课，听差进屋屈膝打扦，口呼“请大人上课”。上体育课时，教员口中喊的都是，“大人！向左转！大人！向右转！”民国初年，京城著名的八大胡同还流传着“两院一堂”的说法：光顾这花街柳巷的客人，多半来自“两院一堂”，“两院”是参议院、众议院，“一堂”自然是指京师大学堂了。

　　所以1916年底摆在蔡元培面前的北大，根本称不上是治学的场所，充其量是文官们的联谊所。蔡元培的友人大多对他出任校长这件事不抱支持态度。其中为首的是汪精卫、吴稚晖、马君武等人。他们出于洁身自好的考虑，不愿意背上和军阀同流合污的嫌疑，也觉得没有让北大面目一新的希望，因此劝蔡元培不要往烂泥坑里跳。

　　从1916年秋接到范源濂的电报，到12月26日被正式任命为北大校长，蔡元培踌躇了三个月。最终让他下定决心的，是自青年时代就有的“教育救国”之梦。如他1917年3月致汪精卫的信函中所写：“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而在国外所经营之教育，又似不及在国内之切实。弟之所以迟迟不进京，欲不任大学校长，而卒于任者，亦以此。”

　　新教育场域之构建

　　1917年1月4日，是蔡元培到北大校园履行校长职务的第一天。

　　见识过几任校长的学生顾颉刚看到了让大家惊讶的一幕：过去，北大校长是大总统直接任命的要员，进门时校役都需行礼，校长大人自然是目不必侧视，然而蔡元培到校的第一天，见到在校门口排得整整齐齐、恭敬行礼的校役，脱下礼帽鞠躬回礼。这一下，便开了北大新风。

　　五天后，在1月9日的开学典礼上，蔡元培发表了就职演说。“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三条原则，是他为1917年的北大拟定的三个关键词。

　　所谓“宗旨”，自然是指将北大真正变成治学的场所，其中之关键便是招兵买马，如他后来所总结的“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教授，以提起学生研究学问的兴会”。

　　陈独秀是蔡元培请来的第一位大将。1916年底，蔡元培向北大医专校长汤尔和询问北大情形。当时，前任北大文科学长夏锡祺早已辞职，新人选未定，汤尔和便取了十几本《新青年》杂志给蔡元培看，推荐主编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

　　蔡元培此前对陈独秀并非一无所知。1904年在上海密谋暗杀慈禧时，二人曾有过一面之缘。但陈独秀真正给蔡元培留下印象，是蔡元培和刘师培在《警钟日报》共事时，刘曾向他称赞陈独秀一人独立支撑白话报纸的精神：“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

　　1916年底的陈独秀，开办《新青年》杂志已一年有余，在青年中号召力不小，这种影响力也正是刚上任的蔡元培所需要的。说来也巧，本来常居上海的陈独秀，当时正为了给书局招股，于11月26日与亚东图书馆主任汪孟邹一同上京活动。蔡元培听说陈独秀住在前门外的一间旅馆，决定马上登门拜访。据当时与陈独秀同住的汪孟邹日记记载，二人第一次见面是在1916年12月26日。这天对于蔡元培来说还有另一重重大的意义：黎元洪正式签发了蔡元培的北大校长任命书。

　　北京深冬的上午九点，还是叫人冻得喘不过气的钟点。蔡元培从东城东堂子胡同的住所早早赶到前门外，“道貌温言，令人起敬”，汪称赞其“吾国之唯一人物也”。

　　可惜陈独秀并不因此马上领情。在此之后，蔡元培又几次登门，有时候来得太早，陈独秀还没起床，年近五旬的蔡元培便叫人不要打扰，自己搬只板凳坐在房门口等候，颇有“三顾茅庐”的风范。

　　1917年这短短一年中，蔡元培先后邀请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梁漱溟等人来校任职或任教；法科方面亦改变原来主要由政府官员担任教员的局面，建立起比较法的教学视野。尽管蔡元培努力建设的主要方向是文科，但在理科方面，亦开创了一些先例。他先是任命国内第一个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夏元瑮做理科学长，又请原在事业部矿业司任地质科长的丁文江主持开创地质门，中国地质学的发端，可以说正是由此而始。

　　在蔡元培看来，年龄、学历与资历都不是必要的条件，当年聘任的教职人员中，在新闻界崭露头角的徐宝璜25岁，德语教授朱家骅26岁，而哲学教授梁漱溟只有24岁。

　　在北大哲学门讲授印度哲学的梁漱溟，没有大学学历，但蔡元培看了他在《东方杂志》发表的《究元决疑论》，坚持请他来校任教，并劝说他：“我这次办大学，就是要将这些朋友，乃至在未知中的朋友，都引在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研究来学习好了！”如此，曾反复推辞教职，甚至在那年有出家念头的梁漱溟也在1917年底加入了北大。

　　按照蔡元培的构想，要将北大改造成完全的学术研究场所，必定要使大学这样的教育机构与政治脱钩。但他看重学问，并不因身份立场而对人产生偏见。因此在广邀新派人士、发掘新秀之余，蔡元培也聘用或留任了不少“旧人物”。除了怪人辜鸿铭，当时因参与支持袁世凯“筹安会”而在天津潦倒的国学大师刘师培，同样在1917年接到蔡元培的邀请，被聘为文科教授，主讲中国文学史。

　　辜鸿铭、刘师培与黄侃、陈汉章、梁漱溟等人，构成了北大的“旧派”主力，与新派相对垒，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新派学生不听劝告，一味攻击旧派的辜、刘等人，蔡元培出面劝导，“我希望你们学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你们也去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

　　但正如陈独秀所说，蔡元培虽为人温和，但绝非没有自己的立场：“一般地说来，蔡先生乃是一位无可无不可的老好人；然有时有关大节的事或是他已下定决心的事，都很倔强地坚持着，不肯通融，虽然态度还很温和；这是他老先生可令人佩服的第一点。”

　　“以美育代宗教”

　　白雄远是北大的第一位体育教师，其孙辈白里熙记忆中，家中一直保存着祖父1917年出任北大体育主任时佩戴的三角形证章。

　　1917年5月，经蒋百里介绍，当时还是年轻军校教官的白雄远来到北大，成为唯一的体育教师。同年，北大举行了第一届运动会，成立体育会，不久又成立技击会。蔡元培听从白雄远的建议，将体格考察列入北大招生的条件之一，体育课也成为预科的必修课。

　　两个月后，蔡元培在北京神州学会发表了至关重要的演讲——“以美育代宗教说”。这篇讲话刊登在当年8月1日的《新青年》第3卷第6期上，成为蔡元培大学教育理念体系中极其重要的一环。他在演讲中提出：“鉴激刺感情之弊，而专尚陶养情感之术，则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

　　《美学》是蔡元培主持北大期间亲自开设的唯一课程。1918年，北大文科的国文门、英国文学门和哲学门，都开设了这门课。三年后由于没有任课教师，蔡元培亲自上阵讲课，上课的学生挤满了一两百人的大教室，连讲台上都站满了人，可见几年下来强调美育的成果。

　　培养学生对美育的兴趣，蔡元培最初的着手点是鼓励社团活动。1917到1918年成立的学生社团说得上是五花八门——从辩论学问、增长见识的哲学会、学术讲演会、雄辩会、新闻研究会，到陶冶情操的音乐研究会、画法研究会，再到强身健体的体育会、技击会，基本都直接由蔡元培发起，或者得到校长本人的鼎力支持。

　　这些社团并非学生单纯的自娱自乐，蔡元培常动用自己的人脉为学生请来业界的知名人士指导。如音乐研究会后来请来萧友梅担当导师，1920年还首次在中国演奏了贝多芬的交响曲；画法研究会先后请来陈师曾、徐悲鸿等人为导师；著名记者邵飘萍则于1918年11月开始应邀来北大每周为新闻研究会的学生做讲座。

　　当时北大规模最大的团体，则首推进德会。主政北大第二年，蔡元培将老友李石曾早年在上海发起的进德会移植到了北大，要求入会者戒除嫖赌等恶习，修身养性。该会规定有甲乙丙三种会员，北大师生入会者近500人，占了当时全校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左右。

　　教育与民主

　　1917年，景山附近落成了一座新的西洋式建筑，这便是新的北大校舍“沙滩红楼”。在汉花园、银闸、北池子之间的这个街区，并没有一粒沙子，却成了会聚千万求知青年的“中国拉丁区”。从红楼与马神庙这两个北大校区的最初形态，便可看出新旧北大在精神时空上的悄然转变。

　　蔡元培到北大之初进行的一大改革，就是按照他在《大学令》中的设想设立教授评议会，实现教授治校。1917年秋，北京大学评议会成立，成为全校最高立法机构与最高权力机构。评议员除了校长和各科学长之外，还有文理法工各科的本科和预科各推举两人。

　　蔡元培理想中的大学，是“人人都可以进去的”。因此他在改革原有的招生制度之余，更向社会开放大学之门，鼓励非北大学生前来旁听，只要具有最小限度的学力，便“得依其志愿，于各系中选听愿习之功课”。

　　当年沙滩红楼附近分布的许多不大的四合院里，住满了北大学生与不知名的学人。无论是不是北大学生，都可自由自在地走进红楼的课堂、研讨会、图书馆，绝不会有人来查证身份或收取费用。当时在京津一带居住的中小学教师、政府公务员、报社从业者乃至失业青年，都慕名前来听课，他们可以堂堂正正坐在课堂上，若是教室满员，就站在窗下或者门口。

　　提倡平民教育的蔡元培认为，但凡有求学之心者，便应当获得同等的机会。1918年4月，在蔡元培的倡议下，北大开办了校役夜班。按照蔡元培的意思，“为贫而役，本非可耻”，同在校园中工作的职员仆役，在学问面前并没有贵贱之别，这大约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工人夜校了。4月14日下午，北大全体共230名校役齐聚在文科第一教室，全员身穿长衫，胸前戴花一朵，举办了开学典礼。

　　这年冬天，蔡元培为即将创刊的《北京大学月刊》撰写了发刊词，第一次完整总结了他著名的“兼容并包”主义：“今有《月刊》以宣布各方面之意见，则校外读者，当亦能知吾校兼容并包之主义，而不至以一道同风之旧见相绳矣。”

　　（李红军荐）

　　肖楚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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