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莫言 阿来 贾平凹回故乡

　　从2016年夏开始，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主任张同道率团队历时两年，跟踪拍摄了6位作家--莫言、贾平凹、刘震云、阿来、迟子建、毕飞宇回到故乡。张同道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文学故乡。

　　从零下42摄氏度的北极村到海拔4300米的巴郎山，从滔滔黄河到滚滚长江，从绵延千里的秦岭到一马平川的高密。从2016年夏开始，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主任张同道率团队历时两年，跟踪拍摄了6位作家回到故乡，拍摄了系列纪录片《文学的故乡》。该纪录片共分为《莫言》《贾平凹》《刘震云》《阿来》《迟子建》《毕飞宇》六部，主要将镜头聚焦到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商州、刘震云的延津、阿来的嘉绒藏区、迟子建的冰雪北国、毕飞宇的苏北水乡。

　　总导演张同道说：“中国的文化长在地上，这些作家都是在农村长大，都有自己的一片土地，他们像植物一样，带着各自的风、雨，带着各自的特征，长成一片美学与文学的森林。”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文学故乡。

　　作家们谈故乡

　　近日举办的首映礼现场，作家们都分享了自己对于故乡和写作关系的体验。阿来谈到，自己在青藏高原外面行走时，一天一个人都遇不到，见到最多的就是花草树木。“这样刚好跟自然界建立一种关系，在那种地方，我意识到我们的生命跟自然有一种更密切的关系。每当回到那种环境当中，这种感觉更强烈。”阿来说。

　　阿来谈到，他曾经读到印度裔的英国作家奈保尔的一句话：“我书写印度的时候，其实我是进入一个无人地带，之前没有人真正用现代文学的方式去看待这片土地。”阿来认为，藏区也是一样的情况，没有很好的被人文的东西阐释和认知过。

　　刘震云谈道：“其实我对像拍这种纪录片包括在大学讲课，我有些发怵。因为文学主要是写生活中那些说不清的事情，把说不清的事情经捋清楚，其实非常的荒谬和魔幻现实主义。张清华是我的好朋友，他们说拍你的话，起码你可以看一看自己的过去。这个话很打动我。他们说只拍三天，最后拍了三个严冬。”

　　刘震云说，拍摄的过程中，他回头审视自己的作品，觉得好幼稚。“但是幼稚的作品里面我发现我每一句话是老实的、质朴的，是不精明的、不算计的，特别是一个作者和他书里人物的关系，我没有算计过书里的人物，我是一个笨人。这是我能够写作一个特别重要的动力。”

　　未能来现场的贾平凹发来亲笔贺信，他写道：“拍这样的片子，是极有价值和意义的事情。当初拍摄时，我就为这个创意叫好……只有对这个时代的把握，对文学和作家的理解，才保证了此片的精彩。”正在国外的迟子建也为首映式录制了视频祝词。

　　毕飞宇正在家乡为亲友主持婚礼，无法到场。他在发来的视频中说：“我在这个片子里面经历了欢乐、安宁，也有泪水。我要感谢张同道导演和他的剧组，我给我自己留下了一个礼物，在未来我人生很长时间里，我会看这部影片，因为真实不是恒久的，真实是刹那的；我们经历了无限的真实的刹那，这些真实的刹那，组合在一起，那是一个大真实。”

　　故乡决定着文学风格

　　莫言谈道：“我们这些远离家乡的人，现在让我说一段话我会找不着调，但是一回到老家，周围的乡亲们、过去的伙伴讲的都是老家话，你一开口自然就进入这个境界。我回了过去的棉花加工厂，当年站岗放哨的老营区，以及当年还去过文学活动的地方，也是故地重游激活很多记忆，在老营区碰到当年很多的村里朋友，通过他们的嘴巴，通过他们的讲述，回忆了自己的一些往事。”

　　“这种回忆的构成也是对自己的过去进行一种反省的过程。站在大海边，那个海不是我们老家的，我们老家没有海。我特别羡慕阿来的老家有那么高的雪山，那么辽阔的视野；刘震云的老家有那么黄的麦子，一望无际的麦田；迟子建的老家有那么多冰雪；毕飞宇的老家有那么黄的油菜花。每个作家的故乡真是不一样，某种意义上这也决定了我们的文学风格。总而言之，我看了这个系列片的片花，我有两个强烈的感受：一个不会表演只会写作的作家不是一个好农民，一个又会写作又会表演的作家一定是个好导演。”莫言说。

　　张同道说：“我读一段书之后觉得书太轻了，我要读土地。我通过纸，通过文字去找到了这些土地，又通过土地重读这些小说，我觉得我看到了不一样的莫言，看到了不一样的高粱，看到了不一样的《尘埃落定》，不一样的《一句顶一万句》。”

　　张同道回忆了和莫言回高密的情景，当时他们要劝说莫言95岁的父亲去城里过生日，老人一直不同意，好说歹说终于同意后，老人说了两句话，他说：“家里有干粮，咱们带着点”，莫言说：“不用，饭店都有”。老人又说：“家里还有烟，要不要带上？”张同道说：“老人没有把儿子看成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人物，就是一个普通的儿子，这就是一个纯朴的农民。老人甚至还说：你获奖以后比别人要低半头。”

　　“贾平凹老师的一句话说，父母在故乡在。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蛟河是没有水的，乡村是一片凋零的，但是就在这么荒凉的地方莫言老师创作出那么多活生生的人物。当我跟他们进行交流的时候，莫言老师笔下的人物都一一活过来，感觉非常震撼。我通过这个片子更理解了我的父母，我9岁从老家来到北京，对故乡的印象是模糊的。他们告诉我，我印象中的房间是1943年战乱时被烧毁的，烧毁以后为了担心再次被毁，所以临时搭建了土坯的房子，30年就是这样的房子。”

　　文/高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