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以来西方媒体眼中的“中国威胁论”：特点与趋势分析

自19世纪末期在西方流行的“黄祸论”起，中国被视为威胁这一论调从未彻底消寂。国际上明确形成“中国威胁”概念并被国际学界、媒体界广泛讨论则始于上世纪90年代。自1992年起美日等国家媒体报道中开始出现较广泛的“中国军事威胁论”和“中国经济威胁论”等相关报道。此后，媒体报道与智库报告、学者论文等虽有爆发时间的阶段性特征，但关于中国是否有能力、有意愿对世界和平稳定构成威胁等讨论从未中断。“中国威胁论”也被国内学界视为国际舆论涉华报道的重要且长期负面议题之一。

与20多年前相较，当前国际格局已发生显著变化，旧有“中国威胁论”和驳“中国威胁论”的理论基础与现实依照也有所变迁。在十九大之后，西方媒体以及中国周边国家媒体中再次出现对“中国威胁论”较集中且广泛的报道。若结合2015年美国国内战略学界围绕对华政策的大讨论，十九大报告对新时代中共历史使命、国家发展道路和外交战略的明晰规划和蓝图设计，特朗普政府2017年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首次将中俄列为“首要威胁”等情况，此阶段的“中国威胁论”或将持续较长时间，并呈现新转向与新特点。本文将主要以十九大之后的西方媒体涉“中国威胁论”报道为研究对象，通过文本分析梳理当前该话题的主要特点，与旧有论调相比较、结合十九大以来中国自身与外部环境的变化趋势分析其转向与走向，并在此基础上讨论我国应对策略。

一、“中国威胁论”的议题变迁

十九大之后，美国《时代》周刊、法国《世界报》、德国《明镜》周刊以“中国赢了”等主题作为封面，《纽约客》刊登《让中国再次伟大》，《外交政策》刊登《锐实力的涵义》等系列文章可被视为此阶段海外媒体“中国威胁论”报道的代表。以“China threat”为关键词、利用谷歌新闻（Google news）搜索2017年10月18日至2018年3月10日的相关英文报道，剔除相关性有限的文章，共得到主题论述“中国威胁”的报道41篇。

根据既有研究 ① ，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威胁论”不仅出现在美国、德国等国家，也出现在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国，其主要内容涵括了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等多个领域，理论根源既有进攻现实主义的“权力转移”理论，也包括亨廷顿等人提出的“文明冲突论”等。比较既往研究结论与41篇英文报道主题，可见：

第一，“中国威胁论”更聚焦于全球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层面。自上世纪90年代直至21世纪初期，“中国威胁论”将中国的负面影响对象范围更明确地限定于日韩和东南亚等周边国家地区以及美国（及其领导的世界秩序）。但十九大以来集中出现的“中国威胁论”，则将其影响对象进一步泛化，澳大利亚、加拿大、希腊等国际政治中的西方“边缘”国家以及拉美地区都被视为中国影响力的重要覆盖国家，认为中国通过多种手段影响了其国家的政治进程，以此强调“中国威胁”范围之广、程度之深。而中国的“威胁”内容从曾经的强调军事、经济等硬实力威胁，转移至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软实力威胁，即对非西方国家而言，西方政治制度的吸引力不断下降，中国模式与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不断上升；认为中国通过多种手段影响他国信息环境，从而压制对中国的批评报道。既往涉及到“中国威胁论”的旧有议题基本不变，包括2008年后出现的网络窃密和侵犯知识产权所带来的经济威胁和军事威胁，中国在南海建设问题对周边国家的军事威胁等议题仍然普遍存在。但与之前聚焦于中国的军费增长和经济发展相较，在这一话题下西方媒体对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更为关切。但这一关切也并非独立存在。早在2016年美国和欧盟先后出台反制外国敌对宣传和虚假宣传的法案。而“中国威胁论”主要议题的迁移或可视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对自身价值体系地位的担忧以及整体意识形态策略的转向。

第二，“中国威胁论”的理论来源中“文明冲突论”色彩减弱。上世纪90年代后的“中国威胁论”主要源自国际关系的数种现实主义理论：较为典型的理论如权力转移理论、权力真空理论与文明冲突论。反对的理论则主要来自于自由主义学派，即基于“民主和平论”的前提，认定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将带动政治体制转向西方，最终成为与西方不会产生冲突的民主国家。与之相较，当前各类西方媒体报道中驳“中国威胁论”数量有限，且已放弃“民主和平论”这一前提，更多从中国与美国的共同利益、中国整体实力较之美国仍有限等加以论述。而支持“中国威胁论”的报道也更加偏向权力转移理论与权力真空理论。前者认定中国的发展必将带来国际政治秩序和规则的重构，中国的目标是其“威权价值观”在世界体系中扮演核心甚至领导角色，并将对他国的政治稳定和体制安全构成威胁；后者“真空”由原本的苏联解体留下的“真空”变成了特朗普抛弃美一向主导的多边主义后留下的权力真空，即中国将威胁美国在全球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导地位。此外，还有从此前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美国“接触”中国政策的失败出发，论述当前中国对美主导的世界体系的威胁。相较而言，伴随中国在南海岛礁建设等被列入“中国军事威胁论”的重要议题，“中国威胁”的对象被视为中国之外整个世界体系，旧有作为“中国威胁论”主要理论来源之一的“文明冲突论”解释力有限，在当前西

方媒体语境下已基本不再出现。

第三，“中国威胁”从预测性判断到被视为“正在进行的现实”。从上世纪90年代直至21世纪初期，“中国威胁论”持有者更多将之视为预测性判断，即根据当前中国发展状况评估未来趋势。因此，在“中国威胁”的可能性评估上出现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大讨论，美国政府在“遏制”和“接触”之间选择“接触”策略。驳斥“中国威胁论”的中西方学者与媒体人也更多从能力不足、意愿不强的角度予以佐证。但与彼时相较，当前中国整体国力的上升，在硬实力上已被视为具备威胁“能力”。与之相应，西方媒体与智库将十九大报告中所明确提出的蓝图设计、所彰显的“四个自信”置入冲突性框架予以解读，从“意愿”的角度判定中国有意重构全球治理体系、拒绝接受当前国际秩序，从而得出结论，“中国威胁”从能力和意愿上都已成熟。并且西方媒体和智库学者构建了“锐实力”概念。与“硬实力”“软实力”等中性描述性概念不同，“锐实力”甫一出现即带有强烈的价值观判断色彩，从而通过对中国国家行为的“客观”描述勾勒“中国威胁”的社会现实指向，将出境旅游、学术机构、医疗机构和媒体机构等民众的日常社会交往范畴纳入到“中国威胁”中，使这一话题得以成为“正在进行的现实”。

二、“中国威胁论”的发展趋势

既有研究 ② 已对“中国威胁论”的形成缘由从多方面予以深入探讨，包括国际格局的变化、冷战思维遗留、该论调的外交价值与国内政策价值、历史经验和既有国际关系理论的局限性、保护本国利益等等。尽管视角各有不同，但正如潘成鑫 ③ 、吴飞 ④ 等学者所言，中国是否构成“威胁”所反映的恰恰是西方国家对自身的认知与判断，在不同时期伴随评价主体（西方国家）本身和被评价者（中国）统治模式、国家利益、相对实力、外交战略等方面的变动，这一论调必然会发生相应变化。

故此，本文认为，对于此后一段时间内“中国威胁论”的发展趋势，有三点值得注意：

一是“威胁论”主角并非一成不变，对西方、尤其是美国既有利益获得带来不利影响的主体几乎均被视为威胁，与该国的意识形态或政治体制无必然关联。如曾经的苏联、当前的俄罗斯也分别在冷战期间与当下成为美国构建的“威胁论”的主体。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曾因经济迅速发展成为美国媒体“经济威胁论”的主角。不同国家对竞争国家力量是否构成威胁进行判断，而国家实力不断上升的竞争对手国家更易被视为“威胁”，若双方实力差距过大则难以形成“威胁论”论调。考虑到对中美双方实力差距的自信构成了西方驳“中国威胁论”的主要观点之一，在未来伴随中国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科技的进步与整体国力的提升，美国若不能保持与中国国力的差距，必然会面对更为强烈的竞争压力，这一论调也必然拥有更强大的生存空间。

二是“中国威胁论”爆发的时间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如卡拉汉 ⑤ 等学者在研究中发现，在21世纪初期，“中国威胁论”不再成为学界和美国总统大选的关注重点，直到2007年后这一论调才再次爆发。就目前来看，“中国威胁论”再次进入爆发期。这与当前全球范围内的民族主义与右倾保守主义的泛起密切相关。在2015年美国国内战略学界展开了对华政策大讨论，而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接触”政策成为此次讨论的反思对象，对华“遏制”战略占据讨论上风。与将“中国威胁论”用于拉拢选民或辅助本国特定政策的推行不同，2017年特朗普政府的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俄列为首要威胁或可视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巨大转向。在美国政界与学界、新闻界对华政策达成基本共识的情况下，这一冲突性论调带来的政策实践性意义更强。

在西方政府与学界、媒体达成一致后，民众观点的走向将影响着“中国威胁论”的影响范围与强度。尽管2017年皮尤研究中心与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先后组织的多次民调显示，国际恐怖主义仍被约34的受访者视为核心威胁，仅有约13的受访者将中国军力发展视为核心威胁，全球民众与西方政府、学界对“威胁”的判定并不一致。但是考虑到在美国推行“反恐”和“互联网信息自由”等国内政策国际化过程中，美国媒体与学界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或许也将出现西方智库、学界与媒体合力为“中国威胁论”提供合法性支撑、将其渲染为全球最大威胁的可能性。因此，更需密切关注舆论走向，比对未来一段时期与此前各年涉“中国威胁论”的报道数量、比例与强度，以观测这一趋势存在的可能性。三是西方话语霸权下，中国以本国现代话语体系讲述“中国故事”的努力必将面临既有成见的冲击。“中国威胁论”的走向与发展趋势受到中国和西方互动影响。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已有的海外形象塑造仍难免落入“东方主义”视角，借助西方的话语体系所展示的国家形象必然符合西方想象，无法实现真正的“自我表达”。现今中国重塑话语体系并调整对外传播“中国故事”的内容与方法，恰是在探索性夺取中国形象塑造的主导权，这也必然会出现两个话语体系的交锋和碰撞，也再次为“中国威胁论”提供新的论据。在一定程度上，该领域内的“中国威胁论”可被视为其对中国当前尝试的新兴话语体系和说明自身的努力的应激性、污名化反应。但这样的污名化，若在尚未形成西方价值体系的国家则难以获得回应。

三、“中国威胁论”的应对建议

如上文所述，当前“中国威胁论”所呈现出的新特点与发展趋势，是国际政治格局整体变迁、西方对与中国交往互动中的自我认知等多种因素作用下的结果。对于当前这一论调的爆发是否可能意味着美国将主动挑起新一轮“冷战”，本文仍持有谨慎且保守立场。本文认为，尽管全球右翼保守主义倾向泛起，美国政界、学界和新闻界在该问题上暂时达成一致，但在如何对待中国的发展上各国仍有明显的利益差异，且根据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中心的民调显示，外国普通民众对中国的认知亦来自于中国产品、人际交往等多种形式，而并非简单由媒体框定。这也就使得“中国威胁论”难以获得全球性支持。但这一论调的再次爆发也必将对我国形象的塑造、外交战略的顺利推进等带来负面影响。

结合“中国威胁论”的内容转向与爆发缘由，本文认为可通过分割利益方、强调对联合国等国际机制的重视，借助中西方智库形成有影响力的驳斥“中国威胁论”系列成果，重新界定全球“威胁”来源、转移目标等方式予以回应。具体而言，针对当前“中国威胁论”对“意愿”的强调、从西方视角认定中国对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构成挑战等具体内容，应确定与我国在构建新型全球治理体系上利益一致的国家与地区，借由这些国家之口，反驳该论调将中国“威胁”对象扩大化至全球范围的情况。可强调和突出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全球新治理体系构建中的作用，反驳该论调质疑中国挑战国际规则、危及现有和平稳定秩序的内容。

当前的新一轮爆发潮流与美、德、澳等国家多个智库接连推出“中国威胁论”报告直接相关，也与2015年美国国内战略学界对华政策大讨论相关联，因此对该论调的驳斥仍需同样借助中西方有影响力的智库或学者，通过对该议题的再讨论与再研究，形成有影响力的驳斥成果。

此外，该论调的爆发与持续也受到最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影响，该报告将中俄贴上“头号威胁”的标签，以框定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敌对角色。对此，有必要尝试主动重新界定全球“头号”威胁，形成广泛共识，以替换主体的方式转移舆论与外交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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