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外交史上的闹剧——意大利索租三门湾（下）

　　相较于清政府而言，浙江对意大利索租事件的态度发生过较大转变。意大利人初来浙江时，当地民众并不知晓其所行目的，还视如一般外国商民，争相与其贸易，可谓“彼此交遗，一如戚友”。后听闻意大利意欲索租三门湾时，浙江顿时民情汹汹，表示强烈反对。

　　民间舆论的转变

　　事实上，清政府对此事件表面强硬，但暗地里又不敢得罪意大利人，还昭然宣称“朝廷不为遥制”，由浙江地方署衙全权处理，且“不必顾虑”。浙江巡抚刘树棠处于两难境地，一则严防意大利人突袭浙东沿海；二则又处处留心，切不可率先开衅，有悖朝廷旨意。经过一番思虑，刘树棠认为只有采取陆地防守、诱敌上岸的制敌之策，才能避其锋芒。在他看来，仅意大利一国尚不足虑，倘若意大利联合其他国家合谋，则形势危急。刘树棠本对意大利国力尚不知晓，后派人多方探听虚实，方才略有心安。之所以认为意大利不足为虑，主要有五点原因：一是意大利国小民贫，难以筹措巨额军费；二是运一名士兵至中国参战，需耗费白银200两，因此难以发动大规模侵略行动；三是从那波里至中国，路程要两万余里，沿途均无港口停泊，水、煤均仰赖他国；四是一兵一卒都需从本国赶来，不像英国可调拨印度驻军，法国可调拨安南（今越南）驻军；五是即便如愿以偿得到租地，兵力尚不足以长期驻守，财力不足以振兴商务。据此推断，意大利扩大战事的可能性不大，至多在东南沿海一带寻衅游弋。

　　意大利妄图索租三门湾的消息一经传出，各方民间舆论纷纷谴责。宁波的《德商甬报》接连登载了《象山县境三门湾形势考》《意大利近政略述》《西报论意索三门》《意国说略》等文章，一方面介绍意大利蓄意攫取三门湾的情况，认为“意之索地乃无端之索也”，“其意以为中国将分，捷足先得”。倘若不加阻止，其他列强便会“接踵而起，意图效尤”。另一方面，深度分析英、法、俄、日在对待意索三门湾问题上的矛盾，使得帝国主义间的背地勾当昭然若揭。为了使民众更加了解三门湾的情况，1899年4月19日，《德商甬报》还刊登了《附送三门湾图告白》：“谨启者：三门湾一事，各报已书不胜书，惟该处之形势鲜有纪及之者。本馆既详为考，试弁诸报首，又特请名手绘成一图，随报分送，俾阅报诸君一目了然，识者谅之。”

　　沪上《申报》还在首要版面刊登了评论文章，认为意大利索租三门湾起因于“中国自误，而不可徒怪外人之肆意要求也”。《点石斋画报》则对意大利国内情况进行了系统报道，并刊登了一幅有解说词的石版画，叙述了1896年7月28日一艘意大利旧战舰罗马号在拉斯培席亚港（今意大利那不勒斯港）下沉的事件，借以向读者表明，所谓欧洲海军急先锋的意大利舰队，实则不堪一击。

　　索租事件后的中意关系

　　在各方的强烈反对声下，意大利政府不得不放弃索租要求，妄称驻华公使萨尔瓦葛向清政府发出的最后通牒并非政府本意，决定将其召回。为此，意大利政府还对外发表声明，诡称“无意要在中国推行侵占政策，而只是要推行一种扩展商业的政策”，以期挽回尽失的颜面。

　　尽管这一事件就此作罢，但对中意两国均产生了较大影响。意大利此举的失败，导致内阁政府的垮台，国会于1899年5月重点讨论这一问题。政府的行动受到了议会的严厉批评，佩卢于5月14日改组内阁政府，撤换外交部长卡瓦内罗，重新起用前部长韦诺斯塔。此举也使意大利的国际地位遭受史无前例的冲击，其荒诞无理的行径已成为欧洲各国的笑柄。不久，由于频繁调拨军费导致财政困宥，意大利国内又爆发了人民起义，但很快被镇压下去。与此同时，教皇国与奥地利、法国等密谋，意图推翻意大利现政权。

　　三门湾事件对中意关系也产生了不小的震动，清政府不仅从内心蔑视意大利的虚弱，还处处标榜此举是朝廷在洋人面前争得颜面，可谓“中兴”之兆。清政府自认为对意大利的外交胜利，是对列强无理行径的一次毫无代价的盛举。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对外一再让步的屈辱心态为之一变，使朝廷在对列强的态度上产生了微妙的变化，认为“不似以前畏列强如虎，对其某些要求，也表现出了某种程度的违拗”。清政府高层则产生了洋洋得意的骄傲情绪，并在内部大肆吹嘘对列强完全可以采取武力抗衡的方式。一时间，主战派在清廷内部占据上风，仇洋的满清权贵纷纷弹冠相庆，更加不可一世。在这一志得意满情绪的影响下，清政府于1900年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匈十一国列强同时宣战，并颁布《对万国宣战诏书》，从而引发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三门湾事件也加深了两国民众间的相互了解。意大利的新闻媒体开始广泛关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况，让民众真切地了解中国。中国人也开始主动了解这个神秘的西方国度，一大批介绍意大利政治、经济、历史、人物及风情习俗的论著纷纷出版，诸如梁启超的《意大利建国三雄传》、康有为的《意大利游记》、李金发的《意大利及其艺术概要》、广智书局编译的《意将军加里波的传》等。此外，《申报》《东方杂志》《国闻周报》《大公报》《京津泰晤士报》等主流报刊，亦刊登了大量介绍意大利的文章。

　　民国时期三门湾的开发

　　随着晚清索租风波的平息，三门湾逐步在民众的视线之中“消失”。清末，外交家钱恂在出访意大利后，得知其索租之缘由，便向清政府提议，将三门湾增辟为军港。不久，宁波士绅张嘉禄向清政府奏请，开埠三门湾，以利通商。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清政府尚且自顾不暇，何谈开发三门湾。直至民国初年，三门湾才再度引起各界关注。北洋政府时期，不少南洋华侨想在三门湾建立模范自治农垦区，并开始四处游说。孙中山也对三门湾寄予厚望。1916年8月，袁世凯死后，孙中山结束了第二次流亡生涯，返回祖国。孙中山与胡汉民、邓孟硕、朱卓文、陈去病等人乘建康舰考察象山港和三门湾，对三门湾的物阜民丰留下了深刻印象。孙中山在其宏伟蓝图《建国方略》中，提出将三门湾以北的石浦建立为“东方第九渔业港”，进而发展为“实业大港”，认为“得此地自开商场，必胜宁波矣”。

　　不少实业家也立志投资开发三门湾，许廷佐就是代表。许廷佐，浙江舟山人，幼年丧父，经传教士协助，在上海一家外商饭店帮佣。凭借自己的勤奋好学，他很快就利用辛苦积攒的小费在上海创办了益利饭店，此后生意日渐兴隆。不久，他又创办了益利汽水厂、益利五金店、益利拆船打捞公司等产业。1922年，他和朱葆三合资购置“舟山轮”，开辟了“上海—定海—穿山—海门”的航线。1926年，他又创办轮船公司，购置两艘轮船，开辟了“上海—定海—温州”的航线。1929年，他又开辟了“上海—定海—三门湾”的航线，引燃了投资三门湾的热潮。1926年，福建绅商林有壬发起创办“三门湾开埠促成会”，以促进三门湾之开埠及其各项实业之发展为宗旨，会员多达27人，涉及浙、闽、桂、粤、鲁等商人，并在北京设立了三门湾事务所，在上海设立分事务所。

　　近代时，三门湾真正迎来大开发应当是1929年。当时《申报》刊载了一则信息，主要记述地方士绅呈请开辟三门湾的公告，提出：“开辟三门湾一事早经浙江省政府决议，此前有庄崧甫查勘报告在案，唯迄未为见诸实行。兹有宁海县民胡佩珍呈请省府，速为开辟三门湾，设置县治，完成富庶之区，不难与港沪齐驱，并愿捐助三门湾县政府公用，不收价费，以表欢迎建设三门湾之意。”许廷佐奔走呼号，发起筹建“三门湾开埠公司”，自任经理。他还聘请比利时规划师进行设计，拟定开发三门湾的宏大蓝图，包括修筑10里防洪堤，围涂16万亩，建设三门港。他还提议修建由三门到义乌的铁路以及由三门到宁波、杭州、温州的公路，同时创办造船厂、机械厂、采矿场、飞机场等。许廷佐以私产作抵押，借政府公债50万元，建设了益利码头、堆栈、旅馆等，上海百余名商人闻风赶来考察。令人扼腕的是，许廷佐在上海创办的轮船公司因遭人劫持，官司缠身。眼见后续开发三门湾的资金难以为继，商人们只得偃旗息鼓，撤资停建。许廷佐也因忧愤成疾，不久病逝于上海。

　　1937年3月，正值全面抗战前夕，浙江省政府再度倡议开发三门湾，并要求省建设厅详细规划，还修缮了海湾公路，以俾利交通。然而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使三门湾的开发不得不戛然而止，直到1949年后，三门湾才得以重获新生。（完）

　　董强 王方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