秃如其来的年轻人

　　深秋，工作日晚上7点半，我和戴为约在北京CBD地区附近一个地铁站见面，这是他从公司回家途经的中间地段。每隔两三分钟，就有一条自北向南贯穿这个城市的铁轨从地下呼啸而过，两个端点，连接着戴为世俗意义上的角色，一端儿是北五环某互联网公司写字楼里的运营主管，一端儿是南四环外城中村出租屋里的租客。

　　戴为头顶有两块小小斑秃，还没有肉眼可见的谢顶那样夸张。2015年，他加班熬了几个通宵后，不经意间捋了下自己头顶，发现头发一摸掉一把。他感到错愕，没想到刚刚30岁的自己，居然也成了网上说的“脱發的年轻人”中的一员。可是家族又并没有脱发史，他感到一种不可思议的恐慌。

　　关于头发的内容，从此变成了他的关注话题之一。

　　在中国，跟戴为一样在脱发的年轻人，多得超过了外界想象。大概历史上也没有哪个时期，脱发成为年轻人频繁谈论的话题，像是一种时代症候。

　　比上一代人脱发年龄提前了整整20年

　　数据显示，这一代人的秃顶，的确比以往更早到来。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公布的一份“脱发人群调查”结果显示，目前中国脱发人群约为2.5亿，其中男性脱发人数1.6亿，以20到40岁之间为主，30岁左右发展最快，比上一代人脱发年龄提前了整整20年。并且，脱发人群还在每年递增，甚至超过了糖尿病和高血压人群数量。

　　也就是说，85后甚至90后正在成为脱发大军的主力。电商平台的数据更为明显。阿里健康2017年秋天发布了《拯救脱发趣味白皮书》，购买植发、护发产品的消费者中，90后人群已占据36.1%，即将赶超占比38.5%的80后，成为拥有脱发烦恼的主力军。

　　年轻人脱发当然也带动了头发经济发展。根据国家卫生部门公布的数据，中国未来10年毛发健康产业还将以每年260%的速度增长，城市居民用于个人头部护理的消费正以每年30%的速度急速递增。

　　都市梦想下的头发

　　我和戴为走进一家粥铺，点完菜，他要了瓶啤酒，顺势拨了拨自己的头发指给我：“你看，还有好多白的，在之前的公司掉得更严重，压力大。”

　　我是5年前认识戴为的，那时他还完全没有所谓头发和亚健康问题，现在迥然已是中医脱发专家。他告诉我肺是“主管发肤”的器官。“中医上讲，一般情况下，你要是这边开始谢顶了”，说着拢了拢额头两端，“说明你这个人性格容易暴怒。肺主发肤，为什么吸烟的人皮肤都不好，有影响。”但戴为一直没能戒烟。

　　戴为自认是职场上的“佛系”年轻人，自从武汉大学研究生毕业来北京，前几年一直在互联网公司做运营，他说自己不适合做管理岗位，最多做到运营总监，“然后就会卡在这儿”。

　　戴为很清楚，在北上广深这类一线城市，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以按部就班的职场路径发展下去，想靠工资置业是不可能的。没法置业，便没法安家，更没法解决未来孩子上学问题。所以，他需要在30岁左右的年纪，在法律允许的范畴内，尽量快速积累财富，“更需要开辟第二条路”。

　　一边是财务自由的人生标杆，一边是社会上蔓延的代际焦虑，身边不乏去了纳市敲钟的“85后”创业者，炒币大赚第一桶金的“90后”财富新贵，这些声音交织充斥在媒体和社交网络上，像新流行且看起来还将继续流行下去的时代新型病毒。

　　焦虑由眼睛耳朵传进大脑心脏，填充得多了，戴为莫名感到堵得慌。

　　投资，是戴为给自己开出的人生药方。2015年，戴为开始押注外汇，居然赚到了60万元，这让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换工作。新公司给的薪水只有原来一半，相对节奏较慢。几个月后，他觉得头发不再一把一把地掉了。

　　可才三四个月，戴为连本带息跌进去150万，这里面有父母的钱，有自己全部积蓄，整个人的精神一下就垮掉了。

　　他搬到了北京南部的城中村，房租每月只有750元。他一度不敢告诉妻子和父母，“他们每次一问我还有多少钱，我就说一百来万吧。”

　　那段时间，戴为的头发掉得尤其厉害，阅读了各种中医典籍后，坚信压力就是自己脱发的根源。“我不年轻了，都快是中年人了”，他认真扶了扶眼镜，再次强调。

　　脱发的大三女生

　　何遇的脱发，则提前到了大三实习时。

　　在视频网站做剪辑工作的她，长期对着电脑，也不得不经常熬夜。今年24岁的何遇，自称有三年脱发史。她算不上秃顶，只是看着发间距明显越来越宽，她说心里越来越慌。

　　何遇曾经并没觉得长发及腰是件特别的事，及腰的长发已经在她头顶生长了近20年。如果脑袋可以宣示主权，那么这长发将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读大三那年，由导师推荐，何遇经过两轮面试，进了乐视网当实习生，并负责和韩国某制作人的日常沟通工作。

　　初入职场，这一切都是真人秀似的新鲜体验，但没过多久，疲惫感就挡不住了。在乐视网一年，何遇用完全“昼夜颠倒”来形容自己的作息，凌晨四五点钟下班成了常态。高强度工作半年后，脱发的速度让她感到恐慌，“每天都得洗枕巾，上面全是我的头发”。那年双十一，何遇买了一打枕巾，备着换。自从发现头发掉得夸张之后，何遇把原本每月一次的头皮护理周期逐渐缩短到两周一次，美发卡一充三五千。

　　“掉头发吗？”“你发根毛囊有点堵”，这套话术在理发师的嘴里，比算命先生的“印堂发黑”还管用。何遇说，自己加班熬夜换来的工资，几乎都交给了美容院做头皮护理，但收效甚微。3个月前，她第一次剪了短发。

　　实习还不到一年，乐视接连爆发危机，贾跃亭的形象也在她心里逐渐倒掉。失去了拼命努力的目标，觉得也没有继续留下来的理由，她回学校继续读研。

　　三个月前，何遇做了一次腰椎间盘突出手术，这是她长时间剪视频久坐的后遗症。现在她更关注自己的身体，在乐视的一切仿佛十分遥远，有时候她会突然感到莫名焦虑，何遇也说不清理由，好像心里有一个人对着空气在挥拳。

　　美发师的话术

　　戴为从来不理会理发师的推荐。“我就知道是忽悠，主要是现在我这两边还能盖住，不在乎。”

　　但同样的话术对27岁的周顺有效。有一次，理发师用手拨了拨周顺的头发，说有秃顶风险，问他是不是经常熬夜。

　　“一开始我没太在意，但理发师说了好几次，我心里就担心了，难不成真的在这个年纪就秃了？”周顺脑子里出现秃头画面。理发师拿出类似放大器的东西在他头顶一小块区域扫了扫，就着眼前的iPad显示屏讲解：你看这块头发多稀疏，这几个毛囊发炎了。两次三番后，周顺接受了理发师推荐的3000块钱头皮护理套餐。

　　对脱发的恐惧大大催生了商家的兴趣。脱发不严重的人，不会为此走进医院；普通人的抗脱之路，一般从洗发水起步，以头皮护理进阶。

　　十年前，霸王的销售额已超过14亿人民币，毛利高达9亿元。这种以首乌、人参、皂角、侧柏叶、飞扬草等中草药为原材料的洗发水，受到市场的热情追捧。

　　紧接着，各路生姜系和无硅油洗发水在超市继续大行其道；主打“养发、生发、防脱发”的章光101，也迅速积累起10多亿固定资产，2500多家“专业生发”连锁咨询店一度在中国城市田间遍地开花。

　　不过，几乎市面上所有主打头发养护概念的产品，都是毁誉参半，因为至今还并没有严密的科学理论和数据做支撑，证明其起作用，甚至有时会被当作“欺骗无知群众”的代名词。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皮肤科主任杨淑霞从专业角度解释说，只要能够控油，洗发水或是头皮护理对于防脱有一定作用，但是作用不大。

　　植发

　　相比防脱用品，植发则是对付头顶难题的终极手段。

　　1987年出生的郭阳勇敢地选择了植发手术。他曾在一家门户网站工作，对这份工作的记忆主要是忙，“天天加班，周六日也经常要加班”。

　　就是那时，郭阳发现自己发际线有点高。他31岁，但看上去已经人到中年。经过一年对疼痛感和花销性价比的心理建设，去年十一黄金周，郭阳走进了北京一个植发中心。

　　推光了头发，清理好，一道黑色马克笔画出拟补齐的发际线轮廓，郭阳进了手术室，他面前放着一把看起来有些老旧的按摩椅，按摩椅前面有个洞。郭阳需要做的，是躺在那里，由医师将他1500个后枕部位的毛囊组织取出，“栽种”到前额。

　　植发技术在1997年进入中国，直到近几年才流行起来。和这个时代众多追求效率的事物一样，“上午去种牙，晚上啃苹果”与“上午去植发，下午就上班”的广告，纷纷挤进地铁和电梯间广告屏，激发着人们半信半疑的想象力。

　　打了麻药，医生拿来一件工具，“东戳戳，西戳戳，发现我没有感觉，就开始用一个像美容仪似的东西继续戳戳戳，戳完一片之后又拿镊子把这些毛囊都拔出来，是一个一个小毛茬儿”，郭阳说，接下来由护士们把这些毛囊每50个为一组分开存放，再种进前额。

　　植发技术已有66年历史。1952年，纽约的皮肤外科医生诺曼·奥伦特雷发现，从头皮侧面到秃顶部位的毛囊，其实能够像未移植过一样正常生长，这证明每一个毛囊都是独立的，不受其他同伴影响，这意味着把身体其他部位的健康毛囊移植到脱发部位是可能的。他在自己诊所里成功进行了植发手术。1966年，全世界已有1000多人接受了他开发的植发技术。

　　2011年，英格兰足球前锋鲁尼走进伦敦哈利街诊所，接受了植发手术，引起疯狂报道。植发逐渐成为脱发症患者的新治疗选择。2015年到2017年，百度关于植发相关的搜索数量增长了114%。

　　脱发是种什么病？

　　刘帅是采访中遇到的最理性的人。2012年他就发现自己额头边“进去了一块，头发变得特别细软”。上网一查，发现可能是脱发前兆。他去了医院。医生给出了两种方案：抹一种叫做米诺地尔的外用药，或者服一种叫做非那雄安的药物。

　　这是目前经过国际医疗界认证的唯二有效促进毛发增长的药物。吃了7个月，刘帅觉得发际线和发质都有了比较明显的改观，过两年复查，医生经过对照，发际线比最初时只退了大概一两毫米，“这就完全可以忽略了”。

　　“一个人来看脱发，我肯定先要判断是哪种类型。”杨淑霞告诉我，精神性和病理性的治疗方式不同。“比如一个人是天天熬夜睡眠不足引起的休止期脱发，就要告訴他改变生活作息，这种不用医生来治，自己慢慢就会长出来。”

　　她说，只要科学地坚持用药，即便是比较麻烦的雄激素性脱发，“头发的量还是可以保持的”。

　　不过她提到，相当一部分脱发的年轻人有些“神经质”，“看着头发很多，而且脱的量也不是很大，就是说自己每天掉很多头发”，但继续追问后，医生往往发现这个人伴随着轻重不同的焦虑症或抑郁症，让其揪着头发的问题不放，“这可能只是焦虑症的表现之一，并不见得就一定是脱发”。

　　根据尼尔森的《中国市场消费者对掉发现象的认知研究》，多数受访者认为过重压力已超越环境问题及家庭遗传，成为导致中国男性脱发的元凶。

　　戴为说自己脱发最严重的时期，体重由毕业时的150斤飙升到170斤，最后涨到190斤，还出现了他以往认为老年人才会有的血脂血压血糖“三高”。那时他的生活一团糟，晨昏颠倒，甚至带来了脱离正常生活的罪恶感。

　　戴为把这归结为是一种马上要步入中年的危机，“90%的人危机都是穷，剩下10%那部分是作，这就是中国年轻人和中年人的共同危机”。

　　我问他，你怎么定义“年轻人”这个概念？他不假思索：“刚毕业的都算年轻人。”想了两秒又补充一句：“工作不到5年，没结婚，没房贷压力，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精力饱满的，都算年轻人。”他点上一支烟，深嘬一口，烟尾亮起一抹红光，伴着自己并未意识到的艳羡语调。

　　（陈全水荐自《博客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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