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所独有的浪漫，大抵是在书的扉页题词“献给某某某”，翻开《树犹如此》，所见第一句话便是“纪念亡友王国祥君”，另附1958年合影一张，相片上眉清目朗的两人肩并肩，喜笑盈腮。对于读者而言，散文集仿佛是窥探作家私生活的公开途径，从中得以了解作品相关创作背景和思想灵光，与创作者形成更密切的精神共振。
王国祥君便是那位相交多年的挚友，首篇同名散文回忆的就是二人往事。两人是中学同学，一早建立起“异性手足祸福同当的默契”，迁至圣巴巴拉后更是一同爬梯子摘邻居的果子、吃螃蟹烫绍兴酒、在家中后院栽柏树，在处处生活细节中含蓄勾勒起朴素真挚的情谊。深刻的感情从来不见纵情悲恸，连带哀婉也是节制的，经年之后独坐院中，抬头忆起那里曾有棵柏树，是他当年与王国祥一起亲手种下的，如今已是空荡荡。
《树犹如此》总共被编排成三个部分，分别是“至念真情”、“文学不死”、“关怀艾滋”。白先勇先生祖籍桂林，是国民党桂系将领白崇禧之子，书中写故乡与童年，谈及桂林米粉时称“桂林水质好，榨洗出来的米粉，又细滑又柔嫩”；童年居住在上海，亦对上海有着潜意识中的眷恋，大学创作的第一篇小说也是上海故事；他写对文学艺术的热爱，为昆曲之美深深折服；写几位友人对艺术创作的独特见解和虔敬态度，从中汲取正面力量；书中最后部分是关于艾滋病的详尽科普与防治，内容涵盖座谈纪实、访谈等等，比起“同性恋”这个标签，更多的应该是扛起身为文学家的社会责任，利用文学艺术本身的能力和自身名望，试图消除社会对同性恋者或是艾滋病人的偏见与误解。这一切均成为构建生命的重要材质，令读者透过诸多宽泛议题从不同视角多方面理解作家的人生态度。
“文学不死”这个类别下，除却探讨文学的自身价值并举例分析文艺作品（譬如四大名著、《金瓶梅》、《牡丹亭》等等）以外，也顺便谈及部分故事的创作背景，更主要的是能从中窥见作家本人的文学观。白先勇先生强调文学最重要的功能是情感教育并且认为“文学的最高境界必然指向某种宗教情怀。”意指文学能令人产生同理心，理解人生的错综复杂，哀矜勿喜，对他人痛苦报以理解和体恤。究其本质，这样的态度正是出于文学家的自觉，一种人文关怀和对人心的悲悯，这与他本人积极普及艾滋病防范教育、关怀艾滋病人的人性诉求的做法是相统一的，这也是文学实现自身价值和责任的方式，利用文学来为被误解的群体“提供人心抚慰与支撑”，可见文学的精神力量之巨大。
值得一提的是，白先勇先生因创办《现代文学》杂志而与台湾著名戏剧家、文艺理论家姚一苇结识，他在一九九七年的《文学不死——感怀姚一苇》这篇文章中谈及姚先生的文学观点，“姚先生认为现代主义全盛期的作家对待创作的态度严肃，“像乔伊斯、卡夫卡、伍尔夫、叶芝、艾略特等等，他们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创作的，不管有没有人看、有没有市场”。“因此在那个时代，作者是为了自己而写的，是所谓的精致文化（High Culture）的时代”。相对于此，后现代进入了晚期资本主义，“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文化工业。文化成了工业，任何文化活动都是商品化了。这个现象把所谓的精致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界限消弭了”。如今看来，姚先生的观点实在极富洞见，这恰好与当代新媒体创作者们“写作去自我化”、“以用户体验代替自我表达”的创作态度得以交叉对比，也颇觉玩味。
文/绿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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