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身份定位与构建发展中国家新型关系

　　长期以来，中国坚持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定位，把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日趋多样并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党的十九大报告用伙伴关系引领中国构建与多种类型国家的积极关系，强调中国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但从一些发达国家的角度看，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规模较小的发展中国家很不一样，中国的发展影响国际权力格局，因而很难用通常意义上的发展中国家概念定义和预判中国的发展。随着中美经贸摩擦加剧，不难看到一些发达国家把中国发展当作是其国内矛盾激化的外因加以炒作。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展中国家的兴起正从一种预判成为现实，并且在未来会构成国际格局的另一支柱。届时，中国的身份定位将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对比形成决定性影响。在思考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时，既要坚持发展的逻辑，也不能忽视权力的逻辑。中国越来越具有大国的特征，这种身份特征的转变或将带来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巨变。美国兰德公司在最近出版的报告中甚至提出，美国与中国在亚非拉其他发展中世界的关系总体上是互利共赢的，但是唯独在东南亚正陷入直接冲突。[1]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和平稳定和开放的周边环境。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积极探索构建与周边邻国的新型关系。

　　发展中国家的兴起与地位变迁

　　“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国际用语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标志性事件是1964年召开的第一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简称贸发会），从此联合国系统内有了专门处理贸易和发展问题的常设机构。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代表发展中国家力量的七十七国集团（G77）正式成立。当时有美国学者甚至表示，七十七国集团将国际社会的主题从东西方对抗的冷战，转变为南北对抗的穷国和富国关系。[2]当时在描述富国穷国时，很多文献使用的术语是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等标准用语，而不是现在流行的发展中国家概念。在处理贸易问题上，发达国家的俱乐部是关贸总协定（GATT），当时发达国家正在进行GATT的肯尼迪回合谈判，发展中国家则组建了七十七国集团，试图通过贸发会与发达国家博弈。

　　20世纪80年代初，发展中国家作为一股政治经济力量遭遇了两种重大挑战，在对外政策和发展战略上进一步分化。第一种是发达国家开始急速转向新自由主义，部分原因是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冲击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通货膨胀而非失业成为发达国家政府必须直面的最主要挑战，国内矛盾而不是国家间斗争再次吸引了决策者的目光。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美国压缩了对联合国会费的支出，退出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直接威胁到了贸发会的议程设定能力。第二种是曾在推动发展中国家兴起中发挥过重大作用的拉丁美洲国家陷入债务危机。由此，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接受发达国家条件苛刻的贷款，进而改变了经济发展战略。[3]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尽管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仍在世界舞台上不断出现，但其政治影响力已远不及20世纪70年代。有学者提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浪潮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其衡量标准是1977—1994年间只有不到20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超过2%，而1995—2013年间则达到了71个。其中，1995年后增长率超过4%的发展中国家数量超过了30个，1995年以前只有10个。[4]按照UNCTAD的数据，发展中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从1970年的17.1%上升至1981年的23.3%之后，又下降到1987年的16.6%，甚至低于1970年的占比，此后直到2005年才又超过1981年的占比。因此，真正意义上的发展中经济体群体性崛起是最近10年的新现象。2017年，发展中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到39.7%，占比几乎是2003年的两倍。[5]

　　在推动发展中国家力量上升的进程中，传统的拉美国家影响力衰落，东亚的成功发展引人注目，而非洲的发展则处于两者之间。同样根据UNCTAD数据，1980—1989年间，东亚发展中经济体年均增速为9.0%，拉美为2.1%，非洲为2.4%。1990—1999年间，上述三个区域发展中经济体的年均经济增速分别为8.5%、2.6%和2.4%。考虑到东亚在此期间经历了金融危机，否则其经济增速仍可能是其他地区发展中经济体增速的4倍。2000—2009年间，东亚、拉美和非洲年均增速分别为8.6%、3.0%和5.2%。学术界普遍认为，拉美和非洲的经济振兴主要得益于中国的快速成长。根据UNCTAD数据，自198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显著高于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经济增速。其中有两个时期（20世纪90年代前期和2004年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经济体增速要大大高于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经济体增速。[6]

　　发展中经济体的崛起也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机构的认可。按照IMF的定义，发达经济体一共有39个，其中包括中国的香港特区、澳门特区和台湾地区，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以色列。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體一共有154个，其中亚洲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有30个，主要包括南亚、东南亚、东北亚以及南太平洋岛国，但不包括中亚和西亚。[7]因此，媒体上采用IMF所谓的亚洲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概念时，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亚太，也不是整个亚洲。而IMF定义的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体就是所谓的七国集团（G7），即包括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与美国7个国家。

　　按照IMF统计，以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于2008年首度超过50%。如果按照一般意义上发展中经济体的定义，即加上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韩国）与澳门特区，那么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占比于2005年超过了50%，2017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比重达到了62%。其中，亚洲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总量已经于2016年超过G7。

　　美国外交和战略决策人士通常用美国农业部（USDA）开发的国际比较数据进行跨国比较。根据USDA2017年12月基于市场汇率整理的数据，2017年是一个关键节点，不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经济总量被发展中国家超越，前者在世界经济中占比为36.8%，后者占比为38.5%。预计到2030年，发达国家经济总量占比为50.8%，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占比约为46.4%。[8]因此，未来一个时期仍将是国际力量对比显著变化的时期，中国的定位和站位将极大地影响国际格局。

　　尽管21世纪以来发展中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翻了一番，但从人均意义上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绝对收入差距却在扩大。一方面，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都在增长，但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扩增速度远远超过发达国家。1980年，发达国家总人口约为8.6亿，发展中国家总人口约为32.7亿，占比分别为19.5%和74.2%。2000年，发达国家总人口为9.7亿，发展中国家总人口约为47.6亿，占比分别达到16.0%和78.9%。2016年，发达国家总人口为10.4亿，但是占比下跌至14.5%，而发展中国家总人口约为59.1亿，占比上升至81.4%。其中，需要注意的是，近40年来，亚洲人口占世界比重基本维持在52.2%左右，但按照市场汇率和PPP衡量，亚洲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却只在20%—46%之间。另一方面，發展中国家人均GDP占发达国家的比重，从1980年的8.3%，上升至2017年的11.1%，预计未来5年差距仍将进一步缩小。但与此同时，从绝对差距来看，1980年，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平均不足2000美元，而发达国家平均约为2.4万美元。2000年，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约为2600美元，而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却上升至3.6万美元。2017年，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约为5000美元，而发达国家接近4.5万美元。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中国的身份定位：

　　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规模成就了中国奇迹，以至于有学者将中国列为一个独特的类型，用“富国、穷国和中国”来概括当今世界的新格局。[9]中国到底是富国和穷国之间的桥梁，还是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是涉及中国身份定位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按照有关国际关系理论的论述，身份定位将影响到一国的对外政策。[10]不仅如此，鉴于中国庞大的体量，如果中国成了富国，那么富裕国家将占据压倒性地位，如果仍定位在发展中国家，那么国际格局将呈现出百年未有之新气象。那么，中国是否会改变发展中国家的定位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描述发展中国家和自身身份定位时，曾使用过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三种概念。虽然目前新兴市场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等概念越来越流行，但中国政府仍明确将自身定位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从《人民日报》所发表的文章来看，无论是第三世界还是发展中国家等概念，在中国主要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大规模使用的，而新兴市场国家这一概念则主要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才开始频繁采用。从《人民日报》的报道来看，1997—2007年每年平均报道的篇数在43篇，而2008—2018年每年的报道篇数为321篇，几乎是前一个10年的8倍。[11]而且，有关“发展中国家”的文章篇数，从2008年的799篇猛增至2009年的1019篇。这个篇数也超过了历史上有关刊登“第三世界”的文章篇数，在1974—1977年间《人民日报》刊登文章中包含“第三世界”的篇数年均接近830篇。因此，近10年“发展中国家”使用频率大幅度上升，至少也与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密切相关。

　　1964年后，由于联合国贸发会议的召开，《人民日报》有数篇报道使用了“发展中国家”的概念。然而，1966—1968年的《人民日报》却没有一篇文章涉及发展中国家，从1970年起又重新出现，并且很快在报道中大量使用“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等概念。从两个术语的使用情况来看，“第三世界”占据明显优势，使用频率是“发展中国家”概念的两倍以上。但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发展中国家”这一概念的使用数量开始超过“第三世界”。特别是从1988年起，“发展中国家”概念的使用频率是“第三世界”概念的两倍以上。

　　20世纪70年代中期，“第三世界”概念的兴起源于邓小平同志于1974年4月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12]从1979年开始，有关“发展中国家”的报道持续增多，并很快于1983年超过之前对“第三世界”的关注度。可以推断，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共十二大召开后，中国转向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1982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表示，中国对外政策有三个要点：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以及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13]为此，1983年4月初，《人民日报》还刊发了评论员文章《第三世界的崛起是当代头等大事》。[14]1984年5月，在会见巴西领导人时，邓小平同志进一步用两句话概括总结中国的对外政策：“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15]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政府开始明确将自身定位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将美国定位为“最大的发达国家”。[16]1988年10月，钱其琛外长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演讲时指出：“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在互利的基础上进行更大规模的经济交流，可以成为南北合作的范例。”[17]中美关系在度过20世纪80年代的蜜月期后，中国政府仍然坚持使用“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表述。[18]1997年11月，江泽民主席在哈佛大学演讲时，同样使用了“美国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表述。[19]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身份定位有了新的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从互补性经贸关系转向了更加多层次的关系，与发达国家的关系正经历深刻的转变。2012年5月，在描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时，出现了“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迅速崛起的新兴大国。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也是实力最强的大国”的构想。[20]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美国会晤奥巴马总统后，《人民日报》再度使用了“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迅速发展的新兴大国。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也是实力最强的守成大国”的表述。[21]在这种表述背后，中国人担心的是美国人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的猜想，即中国崛起将挑战既有国际秩序，并引来美国的压制。

　　在2016年美国大选年之际，中國领导人在会见奥巴马总统以及美国友人时，又再度回到传统的模式，即强调“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并且向美国传达在多个新兴领域合作的信息。[22]因此，尽管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不言而喻，但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却表明，发达国家正在进行一场深刻的内外战略转变，这种转变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类似于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的国际背景，即美国很可能以维护其国家利益为优先选择，为此完全可能会牺牲掉发展中国家。2018年10月，李克强总理在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时再度强调，“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仍然是中国政府的首要任务。”[23]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探索构建新型关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构建关系，要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这既是一种历史发展的视角，同时也注意到了国际格局的变迁。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预测，从2015年至2040年的25年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将下降至49.1%，这意味着2015—2040年的变化幅度还略大于2000—2015年这一阶段的变化幅度。[24]未来20年，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将接近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逐步展现。

　　改革开放的前30年，中国搭乘全球化的东风，特别是贸易投资便利化的潮流，取得外贸和经济的高速成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百年未遇的一场大危机，对全球政治经济的影响仍在持续。2012年以来的形势表明，全球贸易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IMF数据显示，1984—2007年世界贸易量增速年均达到了6.9%，而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为3.8%。2012年以来，无论是贸易量增速，还是世界经济增速，都已经下降至3%多一点。2012—2023年间，贸易量年均增速预计为3.8%，世界经济年均增长为3.7%。这一转变对于下一阶段中国迈向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明确中国对外开放的重点和方向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正在适应国际经贸的新环境，也在构建基于新环境的对外关系。展望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对推动地区共同发展仍将作出独特贡献，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正迈向新的时代，探索构建“近而亲”的新型关系。

　　第一，中国巨大的经济规模、中高速经济增长和广泛深入的地区经贸联系，对于促进地区增长非常重要。中国近些年积极推动地区开放经济体系建设，特别是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核心的国际合作平台，使发展中国家在融资方式、基础设施建设速度和国际产能合作规模等方面接纳更多中国的合作，有利于推动发展中地区的经济增长。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纠缠于全球化好坏的争论时，中国坚定地支持一个开放的全球经济，不仅向世界开放国内市场，而且谋划提供其他有效的公共产品，务实地推动双边和地区合作，成为发展中国家发展壮大的重要依靠和合作伙伴。

　　第二，中国成为新型全球化的引领者将重塑发展中国家和中国的关系，显著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能力。人类社会迈入全球化阶段后，各个地区之间经济关系依赖的程度与性质，都打上了某一阶段推动全球化的主导性国家的烙印。当中国在新型全球化中扮演引领角色时，发展中国家群体的身份特征将更多由它们与中国的区别所界定，而不是由它们与发达国家的差异来界定。中国与发达国家区别最大的一点在于，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其人均收入水平仍接近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不是发达国家，因此与发展中国家的特点更接近。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区别最大的一点在于经济总量，即便是经济总量排发展中国家第二位的印度，2030年也不到中国的三分之一，而日本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在一代人的时间内经济总量占美国的比重从20%上升至70%，由此导致美日严重的经济摩擦，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全球经济关系。[25]鉴于中印之间的差距甚大，而且差距基本稳定，中国和印度的合作空间非常大，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要远远多于竞争，中国在发展方面的塑造能力将是前所未有的。

　　第三，中国推动的全球治理将容纳更多发展中国家的特色，民生在全球治理中的色彩也将更加突出。“发展中国家”这个概念于20世纪60年代初进入国际舞台时，发达国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大约在60%左右，发达国家学者和政府官员使用发展中国家概念，除了考虑经济和收入的巨大差距之外，也包含对这些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在国家建设、政治能力以及全球治理等方面的担忧，因而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基本上没有纳入发展中国家的力量。而中国十分重视多边主义，将会在传统的多边框架中注入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国际诉求，一定程度上矫正传统的全球治理中缺乏发展中国家因素的局限。同时，中国对全球减贫作出的重大贡献也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层面推动发展时，有必要将民生作为重要的衡量标准，其全球治理诉求将更加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政治经济考虑，因而也可以获得更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第四，中国将顺应新型地区经贸体制的变革，在创新亚洲一体化方式上扮演引领性角色。亚洲开发银行（ADB）在2017年10月底发布的《亚洲经济一体化》报告中曾指出，亚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方向是提高制度和社会层面的一体化水平。[26]中美经贸摩擦对亚洲经济体造成不同的影响，发达国家也在积极构建新型贸易协定，对亚太地区的产业链将产生较大冲击。亚洲经济体希望中美之间能维持稳定，共同塑造开放的世界经济。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又是亚洲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显然要更多考虑与亚太地区国家的经贸关系，多年前已经提出有关亚太经济一体化的“北京路线图”。当前，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退潮之际，中国力图与发展中国家一起，积极推进多边贸易体制改革，使之更加顺应当今世界经济的现实，帮助更多国家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北亚命运共同体

　　构建：中国的引领与行动”（项目批准号：18ZDA129）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院大国关系室主任，研究员）

　　（责任编辑：徐海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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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Andrew Scobell etcs， At the Dawn of Belt and Road： China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Santa Monica： the RAND Coporation， 2018.

　　[2] Sidney Weintraub， “After the U.N. Trade Conference： Lessons and Portents”， Foreign Affairs， Vol.43， No.1， 1964， p.40； Richard N. Gardner， “GATT and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18， No. 4， 1964， p.698.

　　[3] 聯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50年简史》，https：//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osg2014d1_ch.pdf。

　　[4] [美]斯蒂芬·拉德勒著，黄兰淇译：《大浪潮：崛起的发展中世界》，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57-58页。

　　[5] 数据来自联合国贸发会数据库“UNCTADSTAT”， http：//unctadstat.unctad.org/wds/ReportFolders/reportFolders.aspx？sCS_ChosenLang=en。

　　[6] 同[5]。

　　[7] 国家分类和数据可参考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8/02/weodata/index.aspx。

　　[8] 数据来自美国农业部网站，https：//www.ers.usda.gov/data-products/international-macroeconomic-data-set.aspx。在该数据库的分类中，苏联地区的国家被称之为“前中央计划经济体”，没有归入发展中经济体之列。

　　[9] 李稻葵：《乱世中的大国崛起：中国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的世界》，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44-53页。

　　[10] 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第10-15页。

　　[11] 数据资料来自《人民日报》“人民数据”数据库。文中列出的报道数量主要根据主题为“发展中国家”进行全库检索所得。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的发言》，载《人民日报》，1974年4月1日。

　　[13] 邓小平：《中国的对外政策》，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5页。

　　[14] 《第三世界的崛起是当代头等大事》，载《人民日报》，1983年4月1日。

　　[15] 邓小平：《维护世界和平，搞好国内建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16] 《谷牧会见美国经济法律专家代表团》，载《人民日报》，1984年3月4日。

　　[17] 《钱外长在纽约谈中美关系 中美扩大经济交流可为南北合作范例》，载《人民日报》，1988年10月1日。

　　[18] 《创造良好合作环境 积极发展对外经贸——李岚清部长谈中国对外经贸和中美经贸关系等问题》，载《人民日报》，1992年3月1日。

　　[19] 江泽民：《增进相互了解 加强友好合作——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载《人民日报》，1992年11月2日。

　　[20] 钟声：《走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之路》，载《人民日报》，2012年5月5日。

　　[21] 国纪平：《开创大国关系新模式的政治智慧和历史担当》，载《人民日报》，2013年6月10日。

　　[22] 《习近平同奥巴马、潘基文共同出席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批准文书交存仪式》，载《人民日报》，2016年9月4日；《李克强出席纽约经济俱乐部举行的欢迎宴会并致辞和回答提问》，载《人民日报》，2016年9月22日。

　　[23] 《李克强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共同出席首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并致辞》，载《人民日报》，2018年10月27日。

　　[24] The Institute of Energy Economics， Japan， “Outlook 2018：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until 2050”， https：//eneken.ieej.or.jp/data/7748.pdf.

　　[25] 中国和印度的数据来自美国农业部，1994年中国超过巴西成为发展中国家最大经济体，2016年印度超过巴西成为发展中国家第二大经济体，2016年印度经济总量相当于中国的25.9%，2030年预计相当于中国的30.1%。美国和日本的数据来自“UNCTADSTAT”，1970年日本经济总量为美国的19.6%，1995年日本经济总量为美国的70.7%，这是日本经济总量占美国比重的最高年份。

　　[26] Asia Development Bank，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Report 2017”， https：//www.adb.org/publications/asian-economic-integration-report-2017.

　　钟飞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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