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剧变30年：重塑与蹉跎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苏联的帮助下，欧洲中部及巴尔干地区的南斯拉夫、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相继建立了共产党或工人党、劳动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此后，这八个国家以政治、地理概念的双重含义，被称作“东欧国家”，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开始奉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路线，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对东欧各国产生重大影响。迫于国内外各种压力，东欧各国执政党对党内外反对派妥协退让，直至放弃社会主义原则，实行政治多元化、多党制。从1989年6月波兰团结工会夺得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权，成为东欧剧变中第一个倒下去的多米诺骨牌开始，到1992年1月，东欧8国执政党无一幸免均丢失政权，酿成震惊世界的世纪性悲剧。剧变后，南斯拉夫分裂为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塞尔维亚、黑山、北马其顿共和国，[1]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为捷克与斯洛伐克，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统一。原东欧8国剧变分裂后的13个国家，与立陶宛、亚美尼亚、爱沙尼亚统称中东欧16国（东西德统一后不在此列）。原东欧地区由此形成中东欧16国的新地缘政治概念。回首历史，30年后如何看待影响东欧剧变的关键因素？转型 30年后的中东欧各国面临着什么样的现状和挑战？本文尝试对以上问题进行分析探讨。

　　1989年“天鹅绒革命”：关键因素再度重解

　　东欧剧变被历史学家称为非暴力的“天鹅绒革命”。东欧8国除罗马尼亚外，均是通过不流血的方式实现从社会主义制度向自由资本主义制度转变。关于“天鹅绒革命”成功的原因，世界历史学家有许多概括和总结：如有照搬苏联模式并受制于苏联、无独立自主权利的历史原因；有经济困难导致经济危机并诱发政治危机和民族矛盾的内部原因；有戈尔巴乔夫改革给东欧国家“松绑”、其对外政策引发东欧国家各党分裂蜕变的苏联因素；有西方国家以贷款、贸易、科技和意识形态渗透等各种手段诱惑施压至“和平演变”的西方因素等。[2]以当代视角审视30年前东欧剧变的原因，既有规律性结论的延续，也有新特点的呈现。其中，俄罗斯学者对当年“天鹅绒革命”关键因素的解析，值得关注和思考。

　　冷战时期，苏联和东欧国家共同建立了社会主义阵营，是华沙条约组织、经济互助委员会合作伙伴，有着紧密的政治、经济、军事联系。长期以来，在以苏联为首的政治经济军事同盟中，东欧各国均依赖于苏联，各国领导人独立自主领导国家的权限和能力受到制约。东欧各国执政党内部都积累着一些严重问题，如没有建立起保持高度团结统一的中央集体领导核心；没有或者不甚正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党风不正，官僚主义盛行，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滋长；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出现严重困难等。

　　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改变。戈尔巴乔夫对社会主义阵营缺乏兴趣，不愿意显示“苏联的主导作用”，一改之前苏联将东欧国家视为外交主要优先事项的惯例。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任后首次与华沙条约组织国家最高领导人会晤便概述了苏联与其盟国关系的新原则：“我们是平等关系，苏联尊重各国的主权和独立，在各个领域开展互利合作。承认这些原则同时也意味着各方需承担对本国局势的全部责任。”“从现在开始，他们不得不依靠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愿建立自己的生活。”[3]

　　由此，俄罗斯学者认为，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垮台，均始于苏联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苏联改变了对东欧国家的政策，一方面赋予这些国家更多的行动“自由”，另一方面又剥夺了他们维持现有政权的思想支柱。但苏联的政策实际上是只给这些国家进行“民主化”、西化的“自由”，并不允许这些国家拥有加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权力。随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局势恶化，人民要求经济和政治改革，国家失控。[4]1989年，波兰团结工会就夺取了政权。1990年，东欧各国都举行了多党选举。东欧国家的反对派运动（包括多民族国家公开的分离主义运动）被认为是日益增长的“民主化”的体现而得到戈尔巴乔夫支持。同年，戈尔巴乔夫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革命“和平事业”作出的贡献得到西方的“表彰”。[5]

　　由此可见，一方面，戈尔巴乔夫决定“松绑”“解绑”苏联与东欧持续了40年的紧密关系，摒弃了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权论”，[6]看似对东欧各国的主权和意愿给予“尊重”，但另一方面，戈尔巴乔夫又要求东欧各国按照苏联改革的“新思维”进行国内政治改革，同时不再对东欧各国改革进程和后果负责。如俄罗斯学者所说，尽管东欧剧变过程中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但事实证明，当掌控国家和社会的力量消失时，各国政权即迅速崩溃，从而产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民主化”轻松胜利的错觉。如果苏联没有“松绑”“解绑”与东欧的关系，且东欧各国有能力掌控国家和社会，就不会有真正的政治变革。[7]在东欧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中，正是苏联“革新社会主义”的过程导致了这些国家的反对派力量迅速增强，加大了其与政府的对抗，使得这些国家的执政党权威迅速衰落。[8]由此可见，戈尔巴乔夫对东欧各国的新政策是1989年“天鹅绒革命”的关键因素，这一政策实际上只许东欧各国倒向西方，进行所谓的“民主化”改革。

　　融入欧洲的共识：预期与结果相距尚远

　　“天鹅绒革命”后，转型中的东欧各国均以欧美国家为样板，确立了三权分立原则，实行议会制和多党制。经过转型初期的阵痛和不断调整重组，近两年来中东欧国家的宏观经济整体向好，经济平稳增长，平均增长水平高于欧元区国家。[9]一些国家已迈入发达国家行列。但是要全面评价和判断东欧国家的状况，还需要从历史和现实、局部和整体、平面和立体的关系上进行把握，从剧变后30年来东欧各国融入欧洲的一些突出特点上把握。

　　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华约解散后，世界政治及军事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化，北约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军事组织。东欧各国均向北约寻求安全保护。1992—2017年，波兰、匈牙利、捷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黑山等国相继加入北约。2019年2月6日，北马其顿共和国与北约29个成员国代表在布鲁塞尔签署协议，正式成为第30个加入北约的国家。同时，中东欧国家也都寻求加入欧盟。2004年以来，欧盟“爆炸式”东扩，先后吸纳了12个中东欧国家加入，各国普遍升起对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积极期待。

　　剧变初期，西方曾向苏联承诺北约不会东扩。事实证明，此承诺毫无约束力。在剧变后的30年间，北约五轮东扩的目的主要就是吸收中东欧国家加入，目前已正式接纳14个中东欧国家。俄罗斯对北约的信任度已经耗尽。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在接受俄罗斯《生意人报》采访时表示，苏联和华约早已解体，两大军事集团对抗的情形早已不存在，北约甚至连继续存在的必要都没有了。然而北约却在不断东扩，始终视俄罗斯为潜在对手，一直都以俄罗斯为打击目标。[10]

　　中东欧各国为何如此渴望加入欧盟和北约？波兰裔美国作家伊娃·霍夫曼认为，东欧“自由化”后，当地民众认为他们终于回到了欧洲的怀抱。这里所指的回到欧洲不仅是在地理上，更是在文化价值上。因此，东欧各国争相加入欧盟，要成为“欧洲大家庭”中的一分子。再者，东欧国家在经济上急速转型，有赖于西欧给予资金、技术和援助。东欧自此融入市场经济并在政治上转向“自由”和“民主”，“新欧洲”正式登上国际舞台。[11]从历史与地理、文化传统与民族感情的角度看，以加入欧盟和北约为标志性步伐融入欧洲，对中东欧国家而言具有高度共识。

　　俄罗斯政治学家认为，从中东欧国家加入北约的迫切程度看，“国家越弱，它就越需要外部给予合法性。东欧各国剧变后，维护国家安全均需要北约”。波兰是1992年首批请求加入北约的国家。因为“绝大多数波兰人认为东方对其具有强烈的威胁性，所以他们欢迎北约在波兰加强军事存在。波兰的民族主义者积极与北约和美国合作，以降低对俄罗斯的恐惧。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北约来扶持东欧各国的民族主义者，可以视为西方采取的总策略的一部分”。[12]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在欧债危机、难民危机、英国“脱欧”及欧盟内局部与整体利益摩擦上升的背景下，中东欧国家与欧盟在内政外交等问题上分歧日益增多。近年来，在欧盟重大问题决策的话语权上，中东欧国家逐渐被“边缘化”，成为欧盟中的“二等公民”。中东欧国家民族自尊受到伤害。“新欧洲”国家仍然被认为需要在“民主化”框架内不断努力。即使是匈牙利、波兰、捷克等国也常常被欧盟定义为不合规的国家。“新欧洲”国家认为他们的声音从来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西欧国家习惯于对“新伙伴”的要求持怀疑态度。[13]例如，欧盟提出建设“多速欧洲”设想，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表示反对，呼吁欧盟国家应避免“多速”，谋求同速发展，但欧盟依然通过了“多速欧洲”计划。对此，“新欧洲”国家虽不愿接受，但也无应对之策。

　　此外，“二等公民”之感还体现为中东欧国家自主原则受到侵蚀、主权受到挑战。中东欧各国加入欧盟后，与欧盟在政治、思想、文化上的差异开始显露，并在内政治理问题上多次冲突，引发欧盟控制与中东欧国家反控制的斗争。随着欧盟一体化深入推进，成员国主权界限日益模糊。在难民分摊问题上，欧盟居高临下对成员国发号施令，遭到中东欧国家坚决反对和抵制。尽管不断受到欧盟的打压，但是由于在经济上离不开欧盟，中东欧国家秉持“斗而不破”的原则与欧盟周旋，在一定范围内寻求妥协依然是其主要诉求。[14]

　　可以想见，30年来的融合过程远非一帆风顺。欧盟内部所谓“新旧欧洲”的心理围墙，如何化解彼此间的歧见或障碍，欧盟成员国在共同安全及外交政策上是否团结一致，乃是欧盟当前面临的重大问题。当然，中东欧各国仍然会在很大程度上支持美国和西方。历史与现实问题使得中东欧国家人民没有太多选择。

　　转型30年仍在途中：新旧挑战交织而生

　　从1989年的“天鵝绒革命”到融入欧洲的高度共识，中东欧国家一直努力通过“民主化”向市场经济和多党制的“民主制度”转型，以期真正融入欧洲获得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但是30年来，中东欧各国的转型仍未完成，依旧面临着“民主制度”的不尽如人意、经济发展未达预期、人口结构性问题突显等困难和挑战。

　　一、“民主制度”依然脆弱且面临挑战

　　中东欧各国实行多党制后，政党政治逐渐走向制度化，议会成为国家政治的中心，已基本进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体范畴。同时，前东欧各国原有的马克思主义主流文化丧失主导地位，被各种潜在的或外来的政治思潮（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取代，这些思潮在制度变迁中起着催化剂的作用，不同程度地左右着政局和社会的变化。从近年来中东欧国家议会选举和政府变动情况看，多数国家政党政治格局尚未定型，出现新党迅速上位、一党独大等新倾向。中东欧各国的“民主制度”还远不够稳定和成熟，如匈牙利和波兰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政党力量增强，西巴尔干国家的“民主制度”依然脆弱等。

　　有俄罗斯学者说，回顾中东欧国家近30年的政治生活，有一点非常清楚：这些国家在1989年“革命”中的口号和思想以及对所获“自由”的最初兴奋很快就消散了。1989年后，东欧国家同时进行的经济和政治转轨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充满了流血与冲突、混乱与无序、民族分离与仇恨等要素。因此，中东欧国家“民主化”转型过程有一个奇怪的倒退式逻辑：在1989—1990年“民主革命”中所谓的“政治上成熟的人”，曾经毫不犹豫、不惜一切代价对抗“共产主义怪物”，推翻了社会主义政权，但在将社会主义赶走后又变成了需要教育的孩子。[15]这个比喻说明中东欧国家已经迷失在剧变时所追求的“民主制度”和“政治自由”中。中东欧国家的“民主制度”之路究竟怎样走，30年后仍未有明确答案。

　　也有国外学者认为，东欧剧变之后，一些成功实现了“民主化”转型的东欧国家在经济和政治领域都经历了一系列重要变化；正因为有了“民主制度”的保障，这些国家才得以成功实现公平与效率兼顾的经济改革，进而融入欧盟经济体，驶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同时，“民主制度”也理顺了东欧国家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使得政府能够切实地对选民负责；正是因为选择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道路，这些东欧国家才得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当年“社会主义”曾许诺过的美好愿景。[16]如果单纯从中东欧国家转型30年的历程看，这些国家的确已经走出了转型的阵痛期，大部分进入了增长阶段，其中一些国家还呈现出较好的发展态势。但如果把中东欧各国的发展置于世界大背景下看，当年期待回归欧洲加入发达国家行列的中东欧国家，虽然经济有所增长，却依旧远远落后于西欧。

　　二、“四分之一的东欧人比1989年更穷”

　　伊娃·霍夫曼在《回访历史：新东欧之旅》一书中写道，虽说当年剧变算是和平过渡，但大家似乎还未准备好便着急从社会主义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变。大规模的私有化使不少国家财产落入特权阶级手中，制造出垄断国家财富的经济寡头。他们被老百姓指为国家窃贼，加剧了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平等。[17]

　　俄罗斯《生意人报》近期刊发《四分之一的东欧人比1989年更穷》一文，对东欧各国的社会经济状况进行了分析，指出在近30年的“市场化道路”之后，东欧国家消除贫困的进程仍然令人担忧。2017年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报告指出，尽管东欧国家在社会主义阵营崩溃后经历了多年的经济改革，但许多居民变得比以前更加贫穷。“东欧地区23%的公民的收入现在甚至低于1989年。”市场改革中受益最多的是最富有的10%的居民，他们的财富在过去25年增加了82%，而最贫穷的10%的居民财富仅增加了17%。瑞士政治学家马塞罗福阿说，欧盟无法为其新成员国的公民提供在社会主义阵营崩溃之前的社会福利。独联体监测组织和欧洲政治分析家斯坦尼斯拉夫·比什霍克说，“欧洲一体化撕毁了中东欧国家旧的经济链，数十万‘新欧洲人作为劳务移民流入西方。欧盟只是补贴‘新欧洲成员农业等初级领域，而不关心高科技产业。因此，东欧国家生产陷入衰退后，就业和税收、退休金和其他社会福利自然不会增加。东欧民众的情绪已经从‘欧元恐慌转向‘欧洲悲观主义”。文章还指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西方其他金融机构的计划，“铁幕”崩溃后，整个东欧都将开始建立新自由主义经济。在欧盟及西方眼中，“后共产主义”国家的发展注定将完全依赖“高级伙伴”的意愿。东欧国家的经济结构都发生了变化，但主要是以牺牲以前未曾开放的服务和金融部门的快速增长为代价的。没有一个“转型经济体”（包括最成功的波兰）在人均收入方面达到了西方的水平。[18]在与社会主义制度分离近30年后，东欧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仍远远落后于西方，这不仅会影响其人均收入，还会影响养老金等福利。即使在相对繁荣的捷克共和国，人均养老金也仅为德国或法国的四分之一。[19]

　　三、标志国家稳定的人口状况出现剧烈波动

　　1989年至今，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人口总数都是线性增长，但东欧和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均出现了人口数量减少或者剧烈波动。

　　2018年6月法国《世界外交报》刊发《东欧正在濒临死亡》一文，对东欧剧变后各国遭遇的前所未有的人口灾难进行了分析，指出1989年底柏林墙倒塌后，东欧国家人口大规模外流到西欧国家以寻求更高的工资并一直延续到今天。东欧国家损失的人口数量比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都要多，主要原因是低出生率、高死亡率和大规模移民。在过去30年中，占国家人口总量14%的人离开了罗马尼亚，摩尔多瓦是16.9%，乌克兰是18%，波斯尼亚是19.9%，保加利亚和立陶宛是20.8%，拉脱维亚是25.3%。除劳动力资源外流外，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导致东欧国家（特别是男性）的死亡率急剧上升，同时出生率还在不断下降。除人口减少外，东欧国家的人口结构越来越不合理，年轻、活跃群体不断减少。根据联合国的统计，世界上10个因人口不断减少而“濒危”的国家都在中东欧。到2050年，这些国家的人口将再减少15%—23%。例如，匈牙利自2004年加入欧盟以来，已有5000名医生、技术人员前往西欧国家，他们大多年龄在40岁以下，在匈牙利每月只能得到500歐元的工资，但在奥地利每周就可以得到1000欧元。其他一些国家如波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斯洛伐克等国，数十万具备中等技术资格的专家（如护士、木匠、机械师等）都迁往西方。这个过程并不是自发的，而是西欧国家有计划、系统地从加入欧盟的东欧国家掠夺人才。[20]

　　显然，东欧国家的人口危机如果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将不可避免地威胁到这些国家的生存。但目前为止，这些国家并未出台有效防止人口“濒危”的举措。在东欧国家还存在另一种现象，即因贫困、缺乏前景和家庭关系破裂等使得民众不愿生育，且中东欧国家明确拒绝接受移民。在2015年欧洲难民移民问题爆发时，斯洛伐克和捷克分别只接纳了16名和12名难民，而匈牙利和波兰则没有接受任何难民。[21]这也成为欧盟内部的一个政治问题。关乎中东欧国家稳定发展的人口变化，既是一个短期内无法改变的困境，也将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产生长期影响。

　　结 语

　　作为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中东欧各国的发展有其特殊性，在重塑与蹉跎中想真正融入欧洲与西方，既需要克服由于历史原因导致的缺陷，又需要跳出现实的“新欧洲”与“老欧洲”之比的思维困境，扬长避短，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历史上中东欧国家曾经饱受战乱之苦，依附于大国，被当作战略前沿阵地而深受其害。面对历史教训，中东欧各国需尽可能保持自身独立性，以减少地缘政治束缚和大国博弈带来的影响。近年来，在积极发展同欧美等西方国家关系的同时，注重与俄罗斯、中国、印度等国的务实合作，不断加强同中亚、拉美、非洲国家的交流，成为中东欧国家发展对外关系的新亮点。总之，在历史与现实问题相互影响、国内政治局势不稳定因素犹存、经贸发展机遇与风险并行，尤其是在近年来中东欧地缘政治重回美欧视野的特殊背景下，如何开辟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是中东欧各国面临的时代课题。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1] 2019年2月，马其顿政府发表声明宣布，自当天起马其顿正式更名为“北马其顿共和国”。

　　[2] 江燕：《十几年来理论界关于东欧剧变的研究综述》，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1期，第139-142页。

　　[3] Полынов.М.Ф， “Этапы и фигуранты разрушения СССР”，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No.2， 2011.

　　[4] “Падение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режимов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https：//pikabu.ru/story/padenie_sotsialisticheskikh_rezhimov_v_vostochnoy_evrope_5729175.

　　[5] “Что вызвало падени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х режимо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https：//prepodka.net/chto-vyzvalo-padenie-kommunisticheskix-rezhimov-vostochnoj-evropy/.

　　[6] Дмитрий Окунев， “Социализм в опасности： как появилась ?доктрина Брежнева? ”， Газета. Ру， 26.09.2018.

　　[7] Дмитрий Травин， “Почему были успешны бархатные революции 1989 года”， Ведомости， 17января 2019.

　　[8] “СССР и страны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материалы.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я СССР ”，http：//www.historias.ru/hias-223-1.html.

　　[9] 赵刚主编：《中东欧国家发展报告》（2016-201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0页。

　　[10]《俄总理表示北约东扩对俄是威胁和挑战》，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8/07/c_1123235983.htm。

　　[11] 张翠容：《新东欧之旅：旧世界负担的新世界》，http：//www.sohu.com/a/270941413_120776。

　　[12] “Зачем страны идут в НАТО？ История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https：//nahnews.org/565866-zachem-strany-idut-v-nato-istoriya-vostochnoj-evropy.

　　[13] Наталья Еремина， “Евросоюз поднимает ставки в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и с ЕАЭС”，Евразия. Эксперт. 11.02.2019.

　　[14] 吴正龙：《加入欧盟后的中东欧国家为何尴尬》，载《解放日报》，2018年9月10 日。

　　[15] Иван Жигал，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после 1989 года：?танец медведей?， упадок или ирр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http：//www.zh-zal.ru/nz/2018/2/vostochnaya-evropa-posle-1989-goda.html.

　　[16] 邰浴日：《东欧民主化转型的影响》，载《探索与争鸣》， 2012年第9期，第77-80页。

　　[17] 同[11]。

　　[18] Эдвард Чесноков， “Четверть жителей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стали беднее， чем в 1989 году”， Комсомольской правды， 02.01.2017.

　　[19] Bulat Bolot， “Сколько получают пенсионеры в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https：//salatau.livejournal.com/9069745.html.

　　[20] Дмитрий Добров，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умирает”， https：//www.rubaltic.ru/blogpost/20180703-vostochnaya-evropa-vymiraet/.

　　[21] 同[20]。

　　李瑞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