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路大湾区

　　从广东到香港、澳门有多少条途径？

　　最传统的方式莫过于从口岸出发，从珠海到澳门有拱北口岸、湾仔口岸和横琴口岸可供通关；从深圳到香港，可以从罗湖口岸或福田口岸乘坐港铁东铁线进入香港。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粤港澳之间的出行选择越来越多样化，所需时长甚至达到了同城通勤的程度——30分钟，自驾港珠澳大桥从珠海直抵港澳；48分钟，搭乘广深港高铁便能从广州到达香港，而从深圳出发则仅需14分钟。

　　粤港澳三地紧密的地理空间融合程度，如何带来更深层次上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正式公布，这是指导粤港澳大湾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合作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规划近期至2022年，远期展望到2035年。

　　无论从区位特点还是最新规划中，都不难看出粤港澳大湾区的特别之处，一个区域内两种社会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三个法律体系，与世界其他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更大的挑战在于如何打破“壁垒”、实现切切实实的融合，而这些也足够令人期待。

　　“落子”珠三角，为何要建大湾区

　　如果不是粤港澳大湾区被高调提出，恐怕很多人对“湾区”的概念还非常陌生。當然，也会提出疑问，为何要建大湾区？事实上，全球已经拥有了诸如旧金山湾、纽约湾、东京湾、大阪湾、悉尼湾、伦敦湾等运作成熟的湾区，这是因为大航海时代后，海洋与港口成为进行地区贸易甚至全球贸易的重要资源，优质海湾在保证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发展上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也因此，由湾区地理位置所衍生出的经济效应被称为“湾区经济”，世界上三大“黄金湾区”的得名亦由此而来。不夸张地说，湾区等同于真金白银，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全世界60%的大城市坐落于湾区，湾区贡献了全球75%的经济总量。

　　根据《规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肇庆市（以下简称珠三角九市）。仅在这一片处于我国南部沿海的地区内，就居住了约7000万人口，这里的经济总量约达10万亿元，是改革开放中最早对外开放的区域，亦是我国最具经济活力的区域之一。

　　我国开始从高速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发展模式正在经历转型。在这个不同以往的大背景之下，高质量发展需要选定一个区域作为示范和样本，正是因为粤港澳地区具有“区位优势明显、经济实力雄厚、创新要素集聚、国际化水平领先、合作基础良好”的优势，在此建设大湾区才显得底气十足。

　　对此，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院长申明浩在接受《小康》杂志、中国小康网记者采访时进一步指出，港澳拥有高端服务业，深圳有科创产业，广州在生产服务业上占有优势，本身珠江三角洲就具备先进制造业的基础。同时，这里是开放型经济的龙头地带，进出口贸易额占全国的1/4多，PCT国际专利授权占1/2多。因此，粤港澳地区具备了我国下一阶段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基础。

　　此外，我国正在从过去“利用本土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资源从事加工生产满足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这样一种招商引资的开放模式，越来越向“利用全球高端资源满足本国的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的模式转变。伴随着这个过程的发展，我国的企业大规模地“走出去”，进行全球产业链的配置，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之下，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其重要支撑区。申明浩解释道，珠三角制造业实力较强，很多企业已经在“一带一路”中率先“走出去”了，“比如，深圳有一个专门做手机的代工厂，已经成为了非洲市场占有率排名前三的生产厂商。”此外，我们直接对外投资第一大境外目的地就是香港，70%的服务业投资都投向了香港，香港本身就承担了对外开放双向“超级联系人”的角色。未来，中国要实现“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内外联动双向开放模式需要这样的重要支撑区。

　　硬联通11个城市通过陆海、公路、高铁、城铁、机场等交通枢纽实现了相互联通，最大的两个跨境基础设施港珠澳大桥与广深港高铁开通后，日均客流量约五六万人次。

　　“一国两制”是粤港澳大湾区区别于其他湾区的最特别之处，这里是“一国两制”的实践区，未来，新的实践也需要更高瞻远瞩的规划。在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首席专家陈广汉看来，可在坚持一国之本的条件下，善用两制之利，不断丰富“一国两制”的实践内涵，推动“一国两制”的发展。粤港澳区域合作与发展的实践表明，经济体制的这种差异性可以在区域合作中产生制度互补收益，这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一个优势。同时，制度差异性会在区域合作中产生制度摩擦与成本，也会成为推进大湾区建设和合作的挑战，因此需要学会善用“两制”之利。

　　谁都不是“带头大哥”，中心城市辐射周边

　　梳理《规划纲要》全文发现，大湾区组成城市被提及次数由多至少排序为：香港102次，澳门90次，广州41次，深圳39次、珠海20次、佛山9次、中山9次、东莞8次、江门7次、惠州6次、肇庆5次。再加上不久前，权威部门发布数据表明，2018年，深圳GDP首次超越香港，成为粤港澳地区的“新首富”，种种迹象都不免令外界猜测，未来哪一座城市将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带头大哥”。

　　答案还需要回到《规划纲要》中去寻找。“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与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的五大战略定位。围绕五大定位，港澳以及珠三角九市被确定了各自的角色定位，香港、澳门、广州、深圳为中心城市，“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继续发挥比较优势做优做强，增强对周边区域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

　　这样的规划并非心血来潮，而是与之前的规划一脉相承，且具备良好的历史基础。“过去，在粤港澳地区已经形成了港深、广佛、珠澳这三个主要城市圈，现在提出的四个中心城市就诞生在这些城市圈。”申明浩说，四个中心城市集聚了各种高端要素，并且又从中产生了三个体量差不多的超级城市，即香港、广州和深圳。《规划纲要》中提出通过三个极点，将七个节点城市带动起来，这三座城市就是极点。

　　底气足正是因为粤港澳地区具有“区位优势明显、经济实力雄厚、创新要素集聚、国际化水平领先、合作基础良好”的优势，在此建设大湾区才显得底气十足。

　　申明浩表示，从历史上看，香港、广州和深圳都曾经或多或少担当过“龙头”的作用。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最长的始发港，在2000年的历史长河中担任华南地区的贸易“龙头”，广交会也一直是我国重要的对外开放窗口，坐实了广州“千年商都”的地位。1978年以后，香港相较于当时的内地，属于发达经济体，一度占到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一半以上，曾经香港在中国GDP的占比也非常高，某种意义上讲，香港是改革开放的“龙头”。从2000年开始，尤其在近十年间，深圳汇聚了一批转型升级的科创企业，一个新“龙头”在崛起。

　　显然，这三座城市各具特色、各有优势、功能互补，“现在我们讲大湾区已经不提‘龙头了，而是打造协同发展的共同体。”申明浩表示。《规划纲要》中已经明确了，对于香港，要强化香港的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这是“一国两制”赋予它的角色定位，其他城市无法替代。香港是目前全球自由度最高的经济体之一，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其货运效率全球第一，一流的营商环境、一流的金融与一流的高端服务业以及4所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其在大湾区内的比较优势。但也需要看到，香港地域狭小，只有1000平方公里左右，且长期依赖房地产，此外，服务业占比高达93%的背后是制造业的空心化。因此，香港在生产服务环节，包括一些辐射制造业环节当中，不可能一力担当。香港的“短板”恰恰可以通过广州、深圳等进行弥补，深圳在高端制造、高新科技和一些硬件科技方面实力强劲，广州是重要的综合性门户交通枢纽，并且在文化创意、科教、国际商贸等方面承担重要功能。

　　至于未来谁发展得更好，当然要看每个城市自身的前瞻性战略、产业发展、营商环境的打造等等。《规划纲要》对于这四座城市也仅仅给出了定位，至于产业发展并没有通过规划的方式予以明确，各地根据自身实际形成自身定位是一种理智的决策。当然，中心城市之间一定会有一定程度的竞争，不过，申明浩认为，总体而言，应该是合作大于竞争，协同发展大于各自为政。当然，这需要借鉴世界三大湾区的经验，打破城市之间明显的行政“壁垒”，模糊城际间的界限，这一点挑战巨大。

　　对于除了广州和深圳之外的其他7座城市，《规划纲要》甚至连定位也没有明确规定，只是从总体上指出了一个方向，这样的安排也是考虑到与广东省现有的产业规划进行衔接。大湾区与之前各种产业和城市发展规划承前启后，首先现在划定的区域就是过去的“大珠三角”，2008年国务院下发的《珠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就以现在的珠三角九市为主体，并将与港澳紧密合作的相关内容纳入规划。而此次《规划纲要》提出的跨越区跨制度的规划更加强调合作。

　　《规劃纲要》中提出，在城市合作上，香港—深圳，广州—佛山，澳门—珠海三组城市强强联合，深化港深、珠澳合作，加快广佛同城化建设。

　　根据目前的产业现状和城市功能，港深显然主要着眼点和合作领域就是前海的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在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方面重点聚焦。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市市长陈如桂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明确表明了深圳参与大湾区建设的下一步行动，“目前深圳已成立推进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大力实施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七大行动，形成了路线图和任务书。”深圳将积极参与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建设，把深圳市场化、科技创新优势与港澳国际化等优势结合起来，为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提供有力支撑。从《规划纲要》的角度，希望香港的金融今后能够转向更多为实体经济服务，为科技创新服务，为绿色发展服务，为普惠金融服务。毗邻港深的东莞与惠州或可获得其辐射，当前在推进的“深莞惠”一体化，在产业承接方面，可能形成一个以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为主的产业集群。

　　广佛是制造业大市与生产服务业大市，佛山制造业生产增加值已经超过了广州，许多内资民营企业都诞生于此，美的、格兰仕、科隆等闻名天下；广州的服务业是基于制造业内生出来的，为生产而服务，与佛山结合非常匹配，再加上肇庆宜居的环境，这可能成为未来我国制造业高端化的功能区，广州国际商贸枢纽功能的定位，也有利于为制造业打开国际市场。

　　相对而言，珠澳的功能稍显单一。《规划纲要》中对澳门的定位简言之“一中心一平台”，即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连同江门、中山在内，珠澳在世界旅游休闲一个连片的区域已经初步形成。珠海和澳门旅游业已经形成一城多站的业态，未来在生态环保、优质生活服务等领域也会有所突破。

　　科技创新是主线，“软”“硬”联通迫在眉睫

　　建设大湾区的关键在于创新，《规划纲要》中提出了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目标。

　　目前，全球70%的人口和GDP集中在距离海岸线100公里范围内的地方，其中有50%集聚于湾区地带。前三次工业革命都爆发在湾区，这与人口、人才、GDP密集聚集密切相关。未来，我国要参与到下一步科技创新竞争中，大湾区非常关键。在申明浩看来，大湾区现在具备的基础有可能在未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取得先机。“大湾区的产业多属于下游产业，终端机产业，例如智能手机，大湾区一年出11亿台，全国出19亿台；再比如大疆无人机占全球70%的市场份额。大湾区独角兽企业中80%属于硬件科技领域。”申明浩表示，大湾区在智能硬件领域的革命可能会成为中国参与下一步科技竞争的重要因素。

　　5G是开启下一个互联互通时代的重要基础，是物联网的基础性技术。这是一个难以想象的革命时代，《规划纲要》中提到了要在大湾区布局5G和下一代互联网。大湾区这个方面如果做得好，将会成为开启万物互联的物联网时代的先锋。同时，大湾区还是国际贸易量最大的一个湾区，中美贸易战最终打的可能是下游产业链的布局，下游目前是中国产业最庞大的部分，下游产业基于劳动力成本，成本上升的因素不可逆转，有些可能会转移出去，但是作为贸易中心，必须要抓住核心环节，包括技术、供应链。大湾区在供应链方面是有优势的，如何抓住核心环节，如何成为全球产业运营的中心，也是大湾区未来产业革命中要抓的一个基础性环节。

　　有数据显示，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研发强度方面，深圳的研发强度是4.13%，广州是2.5%，香港仅为0.76%。就目前的科技创新而言，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并不平衡。在《规划纲要》中，已经明确提出推进“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科技创新走廊建设，支持港深创新及科技园、香港五大研发中心等创新载体建设。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要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成全球科技创新高地，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需要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重大科研平台、国际水准的科研团队、国际化创新型教育、开放协同创新、科研体制改革创新供给等方面发力，提升整体科技创新能力。

　　互联互通，恐怕是目前大湾区建设迫在眉睫的问题。申明浩认为，硬件设施的互联互通好解决，也做了很多工作。11个城市通过陆海、公路、高铁、城铁、机场等交通枢纽实现了相互联通，最大的两个跨境基础设施港珠澳大桥与广深港高铁开通后，日均客流量约五六万人次。一些城市也在积极布局，例如江门市大力推动基础设施“硬联通”，今年安排交通大会战项目94项，年度投资175亿元。《规划纲要》中也提出了基础设施建设新目标，包括建设世界级机场群、畅通对外综合运输通道、构筑大湾区快速交通网络、加快广州—深圳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全面布局基于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的下一代互联网等等。

　　最难的是需要破解机制的“软联通”问题。大湾区发展的关键就是“钱过境，人往来，税平衡”。如果不能把体制机制联通，未来要打造国际科创中心将会遇到问题。首先，港澳与广东属于三个独立关税区，存在外汇管制问题，钱过境就受到了限制。另外，香港和澳门的税制很简单，税率很低，尤其是香港，它是世界上排名前三的自由港，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税低，税制最高也不超过15%。香港人在内地主要是深圳工作的很多，这些人如果按照内地税法要求，183天后他们要交税，最高的要交45%的税，而他们往往是高收入人群，所以这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不过，粤港澳大湾区领导小组第二次工作会议上，把这个问题以明文规定的方式解决了，过去是操作方面给一些便利，现在规定，如果他们不在深圳过夜，就不算在内地待过一天。显然，税平衡已经取得了一定突破。“我们提出的港人港税、澳人澳税现在在自贸区范围内允许做探索和突破，未来是否可以港企港税、澳企澳税，则还在探讨之中。”申明浩表示。

　　人才是最重要的高端要素，尤其是科研人才，去年11月举办的“中国人才50人论坛”圆桌会议上，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参事王辉耀发布了首个《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发展报告》，他建议，未来建立大湾区人才一体化运行机制，建立互通互认、共享共建的人才引进、评价、服务体系，通过推广“大湾区人才卡”“大湾区英才计划”等政策，在税收、出入境、执业资格等多个方面消除壁垒，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人才更加自由、更加便捷流通的运行机制。同时，打造大湾区国际人才自由港，建设人才保税区，建立“人才飞地”，并推动粤港澳三地人才的“社保+医疗+教育”互认互通。

　　专家谈粤港澳大湾区

　　新加坡國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内地、香港、澳门各自面临发展瓶颈：内地要告别以往的粗放发展模式，需要各方面的创新；香港的制造业已经转移到珠三角了，只剩下金融服务业，面临发展瓶颈；澳门则是产业单一。但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把三地要素结合起来予以解决。这就和欧盟内部很像，分散开，各自力量不算强；合在一起，人员、资本、技术，全要素流动起来。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实践教授、香港国际金融学会创会会长肖耿：

　　和其他城市群相比，粤港澳大湾区与众不同的主要原因是，它已经有了香港这个全世界最优秀，也最发达的国际金融中心。其他城市虽然也在向国际金融中心发展，但是它们很难在五年、十年、二十年之内完全赶上和超越香港。所以香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给粤港澳大湾区带来核心特色的比较优势。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冯奎：

　　依靠创新和灵活机制，降低制度交易成本以形成“合作红利”，是各方需解决的创新型难题。如何使合作红利最大化？首先，要使创新要素能够充分流动；其次，要培育壮大创新型产业体系；然后，要放大创新平台的作用；最后，要完善创新合作的体制机制。

　　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首席专家陈广汉：

　　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非常符合实际，也是粤港澳大湾区下一步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在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现代国际科技中心时，仍然可以用“前店后厂”的理念——根据动态的比较优势实现区域分工，尊重市场化的原则，和国际开放性接轨。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何飞：

　　首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加强了港澳与内地金融合作，特别是着力深化了澳门与内地的金融结合。其次，《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将绿色金融放在更为重要的发展位置，比如支持香港打造大湾区绿色金融中心，广州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等。三是聚焦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实现大湾区“理财通”。四是金融服务“一带一路”举措务实，进一步扩大了开放。五是在重大平台建设开发中强化金融功能。

　　中银香港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所学术委员鄂志寰：

　　“一国两制”所保障的大湾区多元制度格局，是大湾区发展的最大制度优势。 “一国两制”将有助港澳利用其制度优势与内地城市互补，将其金融、法律、会计、物流等专业服务辐射珠三角城市，进而带动整个大湾区的发展，同时也为大湾区对接国际规则提供更加灵活的制度安排。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王福强：

　　除了科技湾区，粤港澳大湾区还应建设成为一个人文湾区、健康湾区、宜居湾区、教育高地。这些方面反而是港澳更加关注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做智慧探索，推进融合，构建一个优质生态圈。

　　尤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