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盐时代的大幕渐渐拉上

　　摄影是一个与时间既同谋又对抗的工作。摄影师以自己的职业生命在时间长河里奔跑，为世界留下不可磨灭的影像。2018年跟过去的每一年一样，一些伟大的摄影师永远合上了他们的镜头盖，他们的心跳如同相机的快门，不再咔嚓作响。20世纪银盐影像时代名声显赫的这几位外国摄影师在过去的一年相继告别了他们热爱的事业和他们镜头下的这个世界：阿巴斯（Abbas Attar）、大卫·道格拉斯·邓肯（David Douglas Duncan）、大卫·戈德布拉特（David Goldblatt）、阿拉·古勒（Ara Güler）、让·摩尔（Jean Mohr）。他们在各自有限的人生中，带着小型相机和成包成包的胶卷，或勇敢地跨越世界各种复杂的宗教、社会角落，或持久地聚焦在自己的土地上，以影像见证现实，以影像表达态度，以影像参与历史的建构。

　　伊朗裔法国摄影师阿巴斯·阿塔尔（1944-2018.4.25），享年 74 岁。阿巴斯是马格南图片社的栋梁，他记录了20世纪下半叶世界范围内，特别是伊朗革命期间的宗教、社会剧变。2015年，阿巴斯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我是个历史学家。”

　　2018年去世的国际摄影师中，最让人意外的是阿巴斯。在今天动荡的社会中，伊斯兰世界是一个复杂的点。阿巴斯恰恰是一位伊斯兰世界的解读者和发声人。他的离去，使我们过早失去了一座可以进行深度沟通的伟大桥梁。正如阿巴斯自己所言：“我退休的时刻，就是我去世之时。”他以60年的摄影职业生涯为74岁的生命画了句号。

　　出生于伊朗的阿巴斯，作为摄影记者，记录了世界南北各种发生冲突的地区。1978年到1982年，阿巴斯重归故乡，拍摄伊朗革命。1994年，出版了名为《真主伟大：穿越激进伊斯兰之旅》（Allah O Akbar： A Journey Through Militant Islam）的摄影集，记录了自己在29个伊斯兰国家的旅程。2002年，阿巴斯出版《伊朗日记1971-2002》，用图像和文字以一种个人日记的形式向读者展现了伊朗革命30年的历史面貌。阿巴斯的黑白影像强烈有力，他多次强调自己的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等宗教主题，都是把宗教当做一种文化而非信仰去研究与拍摄：“我感兴趣的是宗教在政治、社会、经济，甚至心理方面的影响。”

　　美国摄影师、作家大卫·道格拉斯·邓肯（1916-2018.6.7），享年102岁。大卫·邓肯是一位题材涉及广泛，摄影作品产量丰富的摄影作者。对这位跨世纪的老人来说，“杰出的战地摄影师”的光环是萦绕他头上不可磨灭的桂冠。大卫·邓肯拍摄了二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其中最为著名的是1951年至1956年的朝鲜战争。他的镜头粗粝、直接：污头垢脸、目光呆滞的军人特写，战争场面的残酷与惨烈，朝鲜难民在战火中的生死挣扎。朝鲜战争结束后，大卫·邓肯集结了这些战争照片，出版了《这是战争！》（This is War！）一书，并将收入捐给在战争中丧生的美国军人家属。1967年，大卫·邓肯获得卡帕摄影奖。

　　1996年，大卫·邓肯将自己所有的档案赠送给了美国德克萨斯州大学哈里·兰塞姆（Harry Ransom）中心。该机构20多年来整理研究大卫·邓肯的影像与档案，成果斐然。进入研究中心的官网www.hre. utexas.edu，大家可以看到大卫·邓肯十几组摄影主题，和他出版的很多影像书籍。最令人称道的是，大卫·邓肯自1956年以来作为毕加索的私人摄影师，拍摄了毕加索与家人的生活。他也热情地以彩色语言进行摄影创作。如此看来，他远不只是一位标签式的战地记者。

　　南非著名摄影师大卫·戈德布拉特（1931-2018.6.25），享年87岁。其一生的摄影作品历史性地展现了上世纪60年代至今的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真实面貌以及种族冲突结束后南非政治社会空间的面貌。他是一位创建南非历史影像档案的伟大观察家。“我是一个独立的观察者，相机是我的工具，照片是我的言论。”戈德布拉特如是说。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戈德布拉特的镜头始终关注南非种族隔离的残酷社会生活和长期种族冲突中人的生命状态。他被评论界认为是“在一个不人道的社会景观中发现人的摄影师”。在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瓦解之后，他的摄影不仅没有停止，而是进一步深入，从黑白走向彩色，深刻地观察和思考南非后种族隔离时代的生活和人的复杂性。他出版了多部摄影书，如《在矿上》（On the Mines）、《夸恩德贝勒的迁徙者》（The Transported of KwaNdebele）等。

　　大卫·戈德布拉特在世界摄影的舞台上获得过很多殊荣。1998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举办大卫·戈德布拉特个展《种族隔离，反映在简单对象的目录中》（Apartheid， Reflected in an Inventory of Simple Objects），展出了40 张黑白作品。2009年，大卫·戈德布拉特以记录约翰内斯堡的拍摄项目“TJ”获得法国卡蒂埃-布列松奖；2013年获得纽约国际摄影中心（ICP）康奈尔·卡帕终身成就奖。

　　土耳其摄影家阿拉·古勒（1928-2018.10.17），享年90岁。他被誉为“伊斯坦布尔之眼”，土耳其的“视觉编年史家”。他曾说过：“我的摄影作品最重要的元素便是人的存在，提供有关人的记忆，特别是他们的生活及遭遇。”

　　阿拉·古勒在中国还不被广大摄影界了解，但作为马格南图片社的成员，他的摄影成就享誉世界，其作品被法国国家图书馆、纽约乔治·伊斯曼博物馆、科隆路德维希博物馆等国际博物馆收藏。2018年8月，阿拉·古勒90岁生日之际，以他名字命名的阿拉·古勒博物馆在伊斯坦布尔设立。

　　20世纪60年代，阿拉·古勒作为报道摄影师在非洲、亚洲等地执行拍摄任务。1970年代，他采访拍摄了大量艺术家和政治名人，但是他一生聚焦的摄影主题，则属于自己的土地，他出生的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古老而宏大的伊斯坦布尔市。阿拉·古勒自称“视觉历史学家”，40年来，他以深沉的黑白影调，带着一个民族的文化乡愁，记录了伊斯坦布尔市的日常生活，社会各个阶层与角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中的大量图片就出自于阿拉·古勒，他盛赞：“阿拉·古勒最伟大的成就，是为上百万的人保存了这个城市丰富而诗意的视觉记忆。”

　　瑞士摄影师让·摩尔（1925-2018.11.3），享年93岁。这是一位聚焦战争的人道主义摄影师，他与英国文化学者约翰·伯格（John Berger）合作，激发着后者撰写出独到而深刻的摄影观看理论。

　　让·摩尔说得很清楚：“我不是一个战地记者。”他也许确实是一位不那么“标准”的战地摄影师。他追随父亲的事业，一生都与国际红十字会、世界衛生组织等人道主义机构合作，做人权救援工作。20世纪50年代起，让·摩尔从人道主义救助工作走向人道主义摄影报道，他拍摄巴勒斯坦、赞比亚、塞浦路斯等世界各个角落的难民营和战争难民，记录流离失所的人的处境与精神面貌。让·摩尔擅长肖像，在长期深入的难民主题中，他展现难民的痛苦、尊严与情感。直到90岁，让·摩尔仍坚持拍摄。他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摄影师。

　　让·摩尔在视觉文化领域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他的摄影作品激发了英国著名的文化学者、艺术评论家约翰·伯格去观察摄影，研究照片的意味和摄影的本质。1968年，让·摩尔与约翰·伯格两人合作出版了独树一帜的摄影图书《另一种讲述的方式：一个可能的摄影理论》。让·摩尔拍摄英国农民的现实生活，并配备叙事性的拍摄文字阐述。约翰·伯格则从对这些照片的解读入手，发散性地研究“观看”的意义与价值，研究照片为观看提供的可能性，进行摄影理论的阐述与表达。两位作者的影像、文字交互，呈现摄影理论与实践的互为动机与结果，成为文化史上的一处经典之笔。

　　（朱炯为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摄影文化研究者、艺术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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