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养父是乞丐

　　文叔送我去上学

　　他叫许辉文，我唤他文叔。我没有名字，他就叫我小孩。

　　我们一起流浪，一起等日出，一起看日落。跟着文叔，我再也不用为活命跟小叫花子抢夺食物。除了讨饭，文叔还会去翻垃圾桶，捡些瓶瓶罐罐，把它们卖了换钱。运气好的话，还会捡到几件像样的玩具。

　　有一次，我偷偷溜进了一所学校，被人发现后赶了出来。于是，我坐在路边号啕大哭，文叔闻声赶来。我指着不远处的学校跟文叔说，我想进去。文叔看了看学校，并没有说话，给我擦了泪，拉着我走了。

　　“小孩，你想上学？”一天，我们倚着墙晒太阳的时候，文叔问我。我看着文叔，使劲点了点头。文叔似乎很忧伤。过了很久他才说了句：“好。”

　　那时我已经迷迷糊糊睡着了，也没能理解这个“好”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第二天，文叔很早就把我叫了起来，说要给我收拾收拾。他给我洗了头，把我打结的头发都剪掉了，还给我换了件干净的衣服。

　　接着，他也把头洗了，自己把头发也剪短了。参差不齐的模样，看上去有些奇怪。我们看着彼此的新形象哈哈大笑。然后，文叔带我坐上了一辆客车。

　　我问文叔：“我们这是去哪里？”文叔说，回他的老家，要带我回村里上学。说完憨憨地笑着，龇着大白牙。我雀跃着，心跟着客车的颠簸起伏了一路。

　　下了车，我们走了很久，才到文叔的老家。对于文叔和我的出现，村民很惊讶。他们说文叔是个无赖，暗地里告诫我，离他远一点。我才不听他们挑唆，我知道他们瞧不上文叔。

　　文叔跟大队书记说，他想给我落个户，然后送我去上学。村里不同意，说我来历不明，根本不可能落户。后来，文叔找到了镇上，领着我在镇政府的门口跪了好几天。不知道怎么惊动了一个报社来的记者，那记者说，报社会帮忙，让我们回村子里等消息。

　　果然，上学问题解决了，学校还减免了我的学费和书费。据说，文叔和我的事登报了，还有善心的企业给捐了款。

　　能上学了，文叔比我还高兴。他给我取了个名字叫许诺。他说，他虽然没什么文化，但知道许诺是个好词。

　　后来借着一次人口普查，我落了户。那个红色的小本子上，深蓝色的钢笔字书写得苍劲有力：户主，许辉文；许诺与户主关系，父女。我和文叔成了合法的一家人。

　　村里把文叔父母死前留下来的地还给了文叔。文叔用捐款买了两头小猪崽，他说，等把它们养大，就可以换钱给我买新衣服了。农忙完了的时候，文叔就会跟着村里的工程队到外村找活干。村里人都说文叔脱胎换骨了。

　　很多人都说：“许诺你要好好学习啊，将来孝敬你叔。”

　　是啊，我们的生活天翻地覆了，我们不用去讨饭了，吃得饱，穿得暖，睡得好，这样的日子真好。

　　不惧流言蜚语

　　我上初中的时候，村里出现了流言蜚语。他们说文叔老不正经，还说，别看我现在学习好，成天跟个糟老头，长大后肯定就学坏了，全然没了当初鼓励我好好学习时的那般真诚。

　　人真是善变的动物。我想，他们不过是嫉妒我的漂亮和聪明。我已经不再是刚来村里时的那个又黑又瘦的小叫花子，吃了几年饱饭，我胖了，高了，也白了，出落得漂亮了，学习成绩又好，村里的孩子没有一个比得过我。

　　文叔接我放学的时候，我跟一个男生打了起来。他骂文叔老不着调，说我们乱伦。我当初并不能完全理解乱伦是什么意思，但我清楚一定不是好意思。我骂男生他们一家人都不得好死，那时候在我心里最狠毒的谩骂就是死。我不算会骂人，因为我从来没有在文叔的嘴里听到过骂人的字眼。

　　文叔黑着脸，那男生还是怕了，怯怯地退后了几步。

　　“我们都是自己骑车，就她是那个男人每天接送，一看就不正常。”有学生窃窃私语。“如果羡慕，就让你们的爸爸也来接你们。”文叔换了笑脸跟那几个学生说。

　　我得意地跳上了自行车后座。

　　“干吗要跟他打架？”路上文叔问我。“他说你不好。”我气愤地说。

　　“那你觉得是不是像他说的那样？”他又问我。“不是。”

　　“以后全当没听见。老天可怜我，让我捡了个闺女。”他乐呵呵地说。看得出来，他相当高兴。

　　因為这件事，文叔带我离开了村子。他说，这样的环境不利于我的成长，还说，我将来是个有出息的孩子，不希望我被干扰。

　　从农村来到城市

　　城里的日子比农村艰难得多。为了我能在城里上学，文叔又耍了一次“无赖”。像他这样的穷人，除了一张厚脸皮，已经别无其他了。

　　没有了地，所有的吃食都要花钱。文叔干的都是卖命的苦力活。我白天上学，晚上就和文叔一起去翻垃圾桶，找些能卖钱的东西，碰到能用的我们就自己留下。

　　文叔不知道什么时候跟别人学会了蒸馒头。白天，他蒸完馒头，就推到市场上去卖。那时候市面流行一种馒头，叫小康馒头，很白，外观好看，但是口感不如自己家里蒸的。文叔一直用老面来做馒头，蒸出的馒头要比小康馒头好吃，很畅销。晚上我们还是一起翻垃圾桶，捡破烂。

　　后来我顺利考进重点高中。文叔喝着酒，眼里泛着大片泪花。

　　慢慢地，文叔的生意越来越好，有了固定客源，好几个单位的食堂都让他送货。有了余钱，他盘了一间很小的店面。我们的生活有了很大改观。

　　他总是给我很多钱。他说：“丫头，在学校里别委屈自己，尽管花，咱家现在有的是钱。”我不舍得花，我知道那馒头里糅进了他多少汗水。我能报答他的就只有好好学习，让他跟周围的人提起我的时候，脸上有光。

　　我住校后，他日渐消瘦。我几次回家，都撞见他就着一盘花生米啃干馒头。他说，我不在家，他自己一个人做饭吃没意思。然后，立马起身做一大桌子我爱吃的菜。

　　再后来，我考上大学。我知道他偷偷回村里炫耀了一番，他要让那些当初侮辱我的人对我刮目相看。

　　去学校前他给我买了部手机，当时很火的一款诺基亚。他说：“想我的时候好给我打电话。”那时候手机在学生群里刚流行起来，我知道他其实是怕我在同学面前矮上一截。

　　快畢业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抱怨说，馒头店的生意越来越难做。他做的馒头因为是纯手工的，纯粹赚的功夫钱，在机器化生产面前失去了价格优势，订货的越来越少，只能靠零售，根本难以维持，生意日渐萧条。从电话里我听出他的失落和担忧，我笑着说：“老头，我马上就毕业了，该轮到我养你了。”他呵呵地笑着说“好”。

　　我开始憧憬以后的生活，等我工作了，我就攒钱买个大房子，买一个真正属于我和文叔的家，让他跟其他老人一样，养花遛鸟，过一个舒心的晚年。

　　他是老天赐给我的福

　　毕业后，我进了一家外企做翻译，收入可观。文叔的馒头店彻底关了，他总惦记着出去打工，到处折腾着找活干。我由着他折腾，因为我知道，像他这个年纪不会有人雇他。

　　他其实还惦记着回老家种地，但是又担心他走了，我的一日三餐肯定是糊弄着吃。他说我工作压力大，吃不好，人会垮的。外面的饭，又贵又不好吃。

　　我上班，他就在家做好饭等我下班。但还是会捡破烂，他总要找点事情做才会安心。

　　再后来，他病了，胃癌晚期。他坚持不住院，说想回老家，人老了就要落叶归根。我知道其实他是怕花钱，他觉得我赚钱不容易。我偷偷问过医生，医生说他这种情况住院已经没什么意义，住院也就是给他减少些疼痛，在心理上求得安慰。

　　我辞了工作，陪他回了老家。十几年不住人，院子显得格外颓败，收拾花了些时日。我尽量每天都陪在他身边，他最爱跟我提及小时候的事，我们一起讨饭的那段时光。他说，他上辈子积过德，我是老天赐给他的福。

　　其实，他才是老天赐给我的福。

　　他总惦念着我的工作，他说请长假领导会不喜欢我的，总是赶我回去。我骗他说是领导特意批的长假，我想休多久都可以。大约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乐呵呵地说“好，好”。

　　前半生流浪，后半生祥和，他说他没白来这世上走一遭。

　　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他走了，依偎在我的怀里。我叫了声爸，他弯着嘴角，沉沉地睡了。

　　前几日他精神头好的时候，曾从怀中掏出一张银行卡。他说里面有两万块钱，是想给我当嫁妆的。这些年他挣的钱都供我读书用了，这两万块钱定是他省吃俭用挤出来的。

　　我还没来得及孝敬他，他还没来得及看我步入婚姻的殿堂。我的泪落在他花白的头发上，悄无声息。

　　他叫许辉文，他是我的父亲。我叫许诺，我是他的女儿。6岁那年他送了我人生的第一个玩具——一只脏兮兮的长尾猴。我们相依为命20年。

　　（林冬冬摘自《愿漂泊的人都有酒喝，愿孤独的人都会唱歌》河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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