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校长梅贻琦

　　杰出大学的背后必有杰出的领导者。西南联大设有校务委员会，由三位校长任主席：张伯苓（南开大学校长）、蒋梦麟（北京大学校长）、梅贻琦（清华大学校长）；实则始终由最年轻的梅贻琦主政。在那样的艰苦的时期，梅贻琦作为传薪火者，将联大办成了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梅之风骨，到如今，更值得我们怀念与推崇。

　　人品、才干样样过人

　　梅贻琦本就是清华人。当年第一届庚款生招考，轰动全国，报名的有七百多人。在录取的四十七人中，梅贻琦排名第六。

　　梅贻琦留学归国后任教清华，人品、才干、资历、工作，样样过人，但年近三十而依旧单身，说媒保亲者很多，他却一次次地婉拒，为的是照顾三位弟弟读书。家人都替他担心，他自己却不上心。后来，他往一韩姓人家跑得勤快起来。倒是腿脚勤快，嘴皮子还是不勤也不快，依旧寡言少语。别人都替他急，但他自己不急，甚至与这位叫韩咏华的女子热恋时，也不大说话。两人要订婚了，韩咏华的好友提醒她：你要知道，他可是不爱说话呀！韩咏华一愣：不说话就不说话！韩咏华算是梅贻琦的同门师妹，而今更近了一层。他们喜结连理时，很多学生送喜联，因梅贻琦字月涵，而梅夫人又姓韩，就干脆写上“悦韩”字样。

　　梅贻琦在清华极受器重，曾出任教务长，并一度代理校务。他是少壮派教授的核心，而其他成员，像叶企孙、陈岱孙、金岳霖、陈达，都是他的弟子。后来罗家伦当校长，梅贻琦走了。再后来，一任任校长走马灯似的都走了，而梅贻琦又回来了。他是被无数清华人衷心请回来做校长的。

　　北大校长蒋梦麟曾明确表示：“我不赞成教授治校，我的口号是校长治校，教授治学。”他拍着桌子说：“我办不好北大，谁能办北大！”教授哪还敢说话。清华则是教授治校的典范，梅贻琦继承了这个传统，他一上任就宣称：“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

　　梅贻琦敏于行而慎于言。学界巨擘陈寅恪轻易不臧否人物，但对梅贻琦却颇有好感，他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严谨，那样少，这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当然，那时大环境远不是那样“理想”。然而，便是在这不理想的时代中，在梅贻琦治下，清华仍一团和气，上下悦服，学术上突飞猛进。

　　西南联大，梅贻琦管事，说话当然就管用。但对自己的子女，他从不搞特殊。抗战时期不少青年从军，他的儿子梅祖彦在西南联大念书，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梅贻琦对儿子说：“你想去我支持，你不想去我也不反对，你自己做决定吧。”儿子果然就去了。

　　每年“高考”完后，有个别人上门来，为自己的子女、亲朋好友说项。梅贻琦从来都坚持原则。一次赴上海，他受到清华很多同学的热烈欢迎。有一位校友说，自己的孩子准备考大学，请校长多关心。梅贻琦听完，没答应也没拒绝，只说：“我的小女儿去年也没考上联大，她只好录取到别处了。”

　　拿着两本书登机

　　1948年，历史面临新的抉择。天地玄黄，暗流涌动，北方一位位人物南下。梅贻琦是个有影响的大人物，他的去留不可能不为众人所瞩目。他的夫人韩咏华在广州也为他担心，每天都看报纸，时常看到丈夫为清华校务而东奔西跑，就是看不出来他去留的迹象。他也想过这个问题。舍不得他的人实在太多，清华学生在民主墙上专门出了极为恳切地挽留校长的壁报，同学们甚至还组织队伍到校长住处齐呼口号挽留校长。地下党组织也向梅贻琦捎话：“你不要走，我们了解你，希望你留下来。”他的南开校友周恩来更是公开说：“像梅先生这样的人可以留下来，他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人民的事。”

　　1948年12月，槍声传到海甸（现为海淀），清华园就停课了。陈岱孙去找梅贻琦，梅正要进城，说学校没钱了，要弄点钱来，让师生员工撑过这段时间。进了城，拿了钱，坐车到西直门，眼看着门已关，且再不让开了。清华原本有个特别通行证，在平时，只要有这个证，任何时候都可以过西直门。但那一天通行证失效了，梅贻琦只好回到城里。胡适也在城里，他告诉梅贻琦说：你还是别回去了，一起走吧！几日后，诸事安排妥当，他才预备南飞。飞机好不容易来了，在南苑机场，他还在犹豫。终于，最后一班飞机来了，他从容不迫地提着一架打字机，拿着两本书登机。

　　寓居海外时，梅贻琦非常关注祖国的动态。他先是在欧洲，后又到法国，手握巨额清华基金，却过得极其清贫。他一如既往地为清华订了许多学术刊物，但收到这些刊物后，拆了装，装了拆，就是不知道还能不能把它们送到那些真正需要它们的清华师生手中。他一直在异邦遥望故国，遥望京城，犹豫着是否要再回来。但终于没有等到那一声召唤，也终于没能踏上归途。他又在祖国的宝岛台湾建了一所大学，也叫清华。他把一生都献给了清华。

　　用生命守护的账目

　　晚年的梅贻琦健康不佳，和他住对门病房的胡适劝他要记得写遗嘱，公事私事都应该写。他不爱听，也不愿写。夫人劝他，他也不写；亲弟弟劝他，他还是不写。最后，直到胡适离世，他都没写。胡适走时留下了他的遗嘱；而梅贻琦直到永诀，也没有留下任何文字。他什么都知道，但他什么都不说，他不爱说，也不愿说。

　　梅贻琦长眠后，他的秘书立即把他的提包封存。不久，各方人士开会纪念梅校长，就把他的提包放在桌子上，要打开来。大家心里直出汗，担心不知道打开后会是什么东西。他的夫人尤其担心。因为他们相守几十年，她总是见他到哪儿都带着这皮包，但从来就没有让她看过。梅贻琦从北平到昆明，从昆明回北平，到南京，到广州，再到欧洲、到美国、到台湾……关山万里尘与土，卅年家国云和月，浊浪翻腾几曾歇。但他一身清风，纤尘未染，始终不忘带的却是这皮包。这必定是他此生最珍视、最重要的东西了。校长夫人最担心的是：皮包里或许有非常重要的文件。而在这样的场合示众，或许有相当的危险——等打开一看，大家都呆住了：这皮包里，全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笔，规规矩矩，分毫不差。

　　所有的人都震撼了：在那贪污成风、腐败无孔不入的年代，对握有实权者，要想有所偏私，实在是“举手之劳”。要想干干净净做点事，那有多难。风习之下，似乎也只有贪污是“正常”的，不贪污则是“不正常”的。一个人长期掌控着那样巨额的经费，却从未顺手揩点油，那就更是“异类”了。然而，梅贻琦就是这样的“异类”。他数十年来始终一人独自掌握着巨额的清华基金；他自己生活中却像当年孔夫子那样，惶惶东奔西走，生活到了几乎清寒的地步。他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没有动用公家的半文钱。他把所有钱都用给了清华，为着把清华建成杰出的大学，为着替祖国培养杰出的英才。

　　这就是梅贻琦，一代圣人。这皮包，正是他用生命守护着的东西

　　刘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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