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艺报》:你说过《长安十二时辰》的主角是“盛唐时期的长安城”,但“盛唐”是个非常璀璨但同时又很短暂的时期,安史之乱后唐朝迎来了转折点,剧集是否会有这方面的体现?
曹盾:没有。我们讲的就是长安城一天发生的故事,我们在创作初期就确定了一个方向——“只讲长安不讲唐”。故事呈现的就是一个平民英雄拯救老百姓的故事,我们不需要延展。更多的内容、思考,我们的故事托不住。
关于唐朝的影视作品非常多,如《贞观之治》《武媚娘传奇》《妖猫传》等等,大家更多拍的是庙堂之上、君王的唐朝,但我们重点想拍的就是长安城以及长安城的百姓,展现那个时代普通人的精气神,我相信这也是《长安十二时辰》的特征和气质所在。
《综艺报》:《长安十二时辰》投资规模庞大、制作精细,你认为通过这个项目,是否可以为影视工业化制作留下一套流程或是一个方法论?
曹盾:《长安十二时辰》其实向大家证明了只要尊重观众、认真做好项目,就会有好的结果,被观众鼓励、认可。至于这个剧是否可以为未来的影视制作留下一套模式,还需后续更多的复盘,看看是否可以科学地总结出一套具体的流程,为下个项目引入一些更为科学的管理方法。
《综艺报》:电影常常会强调导演的作者性,相对而言电视剧可能会更加接地气,尤其在一部商业剧集里,导演的表达空间在哪里?
曹盾:导演更多的工作其实是给项目定一个方向,在我们团队尤其如此。当接到一个项目,所有人都会问我:导演,咱们这个戏想要拍成怎样的一种气质?这时候,你需要有一个清晰的判断。以《长安十二时辰》为例,我们定下的方向就是尽可能靠近真实。根据这个要求,摄影会去追求光线的真实,服装会去追求服装的真实,动作戏导演会去追求动作的真实,演员会去追求表演的真实。不同的部门会在你的要求之下,将工作落到实处。
在内地影视项目制作中,我觉得导演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给戏定一个调子,让大家知道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
《综艺报》:随着互联网崛起,观众有了越来越多的发声渠道,曾经有一段时间业界也一直在探讨大数据对于影视创作的影响。在你看来,这个时代,观众和导演或者说观众和创作者的关系变了吗?
曹盾:大数据对于未来的创作是有帮助的,它包含很多内容,不仅仅可以为创作提供佐证,也可以为很多工作细节带来帮助,比如说用软件检查是否漏拍了一场戏。对科技的发展要持开放的态度,积极拥抱新技术。
观众和创作者始终是“相爱相杀”的关系。作品好,自然会受到观众欢迎,反之则会被观众抛弃。但从另外一种角度来说,观众与创作者也是“相互养成”的关系,一方面观众会鞭策创作者;另一方面,创作者也需要有意识地“培养观众”。
《综艺报》:怎么“培养观众”?
曹盾:更准确地说是不要抛弃观众。比如说,前几年很流行将题材分类,所谓这是一个男性向的题材,那是一个女性向的作品,大家开始非常功利地为不同的人群提供不同的产品。在我看来,这不是一种创作思路,而是为了谋求某种利益而做出的抉择。
这样的创作,等同于抛弃了其他观众。就像沙漠里的草木,如果没有雨水,它看着就像死去一样;但一旦降雨,它便能马上恢复生机。如果只给市场、观众提供一类文艺作品、那么其他类型的观众只能选择沉默,将自己收缩起来。创作者要真正尊重观众,为观众提供不同类型的产品,让不同的人能够看到不同的内容,而不是只“提供一种饲料”,粗暴地“填鸭”观众。
《综艺报》:现在的团队从滕文骥导演的剧组便开始成形,团队的稳定性是否也是核心竞争力?
曹盾:这件事情有两面。有的项目组、剧組会不断地寻求新的合作伙伴,这一定会带来更新的活力和想法,但弊端在于品质不够稳定。像我们团队这样的模式可能能保证品质的稳定性,但弊端在于长此以往,会形成固定的思维和工作模式。我们只能依靠不断培养年轻人、不断造血来改善。
《综艺报》:团队内部是如何培养年轻人的?
曹盾:通过老人带新人,在我们内部可以做到知无不言。比如说我对我的摄影,我会把所有的经验和知识想办法传递给他,同时为他创造一个可以发挥的空间。
在《长安十二时辰》中有一个镜头,李必说道:“再也没有比长安更伟大的城市”,那个镜头开始是竖着的后来才横过来,这就是新人的现场发挥。虽然我和摄影在监视器看的时候都不能理解,但我们还是为他保留了这个镜头。剪掉一个镜头很容易,但同时剪掉的可能是一位年轻人的热情。所以,我们会尽量为年轻人创造机会,鼓励他们创作。
《综艺报》:下一步的工作计划是什么?
曹盾:我们目前在筹备一部现代题材剧《再见啦,母亲大人》。
《综艺报》:《长安十二时辰》会有第二季吗?
曹盾:首先,这得看马伯庸老师能不能再给我们一个精彩的故事;其次得看这些演员能不能都回来。如果张小敬换了个人、李必换了个人,相信大家的期待值也会降低。其实,我和马伯庸老师在《长安十二时辰》里埋了一条暗线,就是“何家村”的故事。但具体故事会不会从这个方向展开、怎么展开,还得看项目的后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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