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开放再提速

　　近年来，中国不仅积极履行开放承诺，而且加大自主开放力度，取得显著成效。在当前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持续蔓延的形势下，中国不断以实际行动向世界表明扩大开放的态度和决心。G20大阪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发布2019年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新设6个自贸试验区、增设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以及加快探索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等一系列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这将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提高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也为打造高质量世界经济做出积极贡献。

　　完善外资准入制度

　　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制度，是中共十八大以来推出的扩大开放重大举措，是推动投资自由化、对接国际经贸规则的重要标志。负面清单制度促进了外商投资管理制度改革，推动了投资环境向更加便利化、法制化方向发展。随着外资准入的不断扩大，中国吸引外资的规模和质量也不断提升。

　　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吸引外资第一大国，并且在当前国际投资者信心不足的情况下依然保持较快的外资增长。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显示，2018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降13%，而中国市场吸收外资上升4%。根据商务部数据，2019年1-6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478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2%。其中，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44.3%，占比达28.8%。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502.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3.4%。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875.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1.1%。值得一提的是，负面清单制度吸引了多家知名跨国公司落户中国。例如，受益于2018年版负面清单，美国特斯拉在上海独资建厂德国巴斯夫集团投资约100亿美元独资在广东湛江建设石化产业园，美国埃克森美孚投资100亿美元在广东惠州独资兴建大型石化项目，宝马公司在中国合资企业中持股超过50%。

　　深圳前海蛇口自贸区建设正如火如荼，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环境优雅的公园成了人们周末休闲的好去处

　　虽然当前全球经济受到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影响，中国依然坚持扩大对外开放，持续推进放宽市场准入。2019年6月30日，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发布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9年版）》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9年版）》。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是自2013年以来的第5次修订，从最初《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的190条缩减到现在的37条。自2018年中国公布首份全国版外资负面清单后，仅用一年时间，负面清单就从48条减少至40条，压缩了16.7%。正如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开幕式上表示，中国的负面清单“只做减法，不做加法，而且‘非禁即入将全面落实。”

　　新版負面清单涉及多个关键领域开放，将推动中国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提升。2019年7月30日起，以下7个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将进一步放宽或取消：一是国内船舶代理等交通运输领域；二是城市燃气、热力管网等基础设施领域；三是电影院、演出经纪机构等文化领域；四是国内多方通信、存储转发、呼叫中心等增值电信领域；五是野生动植物资源开发等农业领域；六是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钼、锡、锑、萤石勘查开采等采矿业领域；七是宣纸、墨锭生产等制造业领域。此外，自贸试验区将继续发挥先行先试的作用，2019年版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取消了水产品捕捞、出版物印刷等领域外资限制，进一步加大压力测试力度。高质量经济发展需要高水平开放，新版负面清单涉及的开放领域既是外国投资者长期关注的行业，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迫切内在需求。负面清单的不断完善将促进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同时为外国投资者分享更多中国发展的机遇，实现与外国投资者的互利共赢。

　　自贸试验区：对外开放新高地

　　建设自贸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5年多来，自贸试验区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取得了丰硕成果。自贸试验区在贸易便利化、投资管理体制、服务业开放创新、“放管服”改革和事中事后监管措施等多个领域不断创新探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并且形成一大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发挥了全面深化改革先行先试的作用。近年来，自贸试验区引资能力不断提升。根据商务部数据，2018年自贸试验区新设外商投资企业9409家，占全国的15.5%，同比增长37.5%；实际使用外资1073.1亿元人民币，占全国的12.1%，同比增长3.2%。2019年1-6月，自贸试验区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0.1%，占比为14.5%。

　　新增6个自贸试验区将着力进行差别化探索。中共十八大以来，自贸试验区建设从上海起航，经过5年多的发展，形成“1+3+7+1+6”的新格局。自贸试验区逐渐形成由点到面的全方位布局，更加有利于实现差别化探索和服务国家总体战略。从地理位置来看，自贸试验区从沿海地区逐渐向中西部延伸。随着新增的6个自贸试验区建设，自贸试验区整体布局得以在更大的广度和深度上推进。从创新制度领域来看，新增的自贸试验区除了继续吸收借鉴和复制推广以往自贸试验区的共性经验，还将根据不同区域特点、不同发展水平，加强差别化的创新试验。从与国家战略对接角度来看，扩大自贸试验区布局能够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更加充分对接，为提升全国总体开放水平做出有益探索。

　　扩容后的上海自贸试验区将对标国际最先进的自贸试验区，重点试验开放领域的重点难点。上海自贸试验区新增片区按照特殊经济功能区定位，主要满足以下三方面需求：一是更好服务于国家总体战略。针对推进金融业、服务业开放，加快电信、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开放进程的国家战略，以及服务长三角一体化、“一带一路”建设的目标，扩容后的上海自贸试验区将有更大空间进行先行开放试点，率先形成配套政策和试点经验；二是针对未来新兴产业竞争进行前瞻性试验。世界经济已经进入新旧动能转换期。面对未来新兴科技产业的国际竞争，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更加广阔的空间进行新一代产业政策的试验，率先取得经验；三是对标国际规则进行更大力度风险压力测试。在中国正在推动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欧投资协定以及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等谈判中，有关电子商务、竞争政策、环境等规则需要进行更大力度的压力测试。

　　海南加速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将为更高水平的开放积累经验。自由贸易港相对于自贸试验区体现了更全面、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从2018年10月国务院批复设立海南自贸试验区，到提出加快探索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进程，只用了短短不到一年时间，这表明探索自由贸易港已经进入快车道。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可以有助于实现以下三个目标：一是发挥海南岛独立地理单元的区位优势和全岛试点的整体优势，探索全方位开放，增强制度创新的整体性、协同性；二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旅游业、现代服务业等三大产业。根据海南产业特点，依托现有的产业基础，并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良性互动的产业发展模式；三是探索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又具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港。借鉴国际自由贸易港在贸易、投资、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先进经营管理方法，同时注重从实际出发，探索中国特色和符合海南发展需求的体制机制创新。

　　更大力度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

　　金融业开放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点领域，是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也是备受国际社会关注的领域。金融业开放能够丰富国内投资渠道，为投资者带来更多选择；能够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推动国内金融市场的规范化发展；有助于引进消费金融、养老保险、健康保险、信用评级等领域先进的金融机构和产品，激发创新和市场活力；并能够更好的满足“一带一路”建设等对资金融通的需求。

　　近年来，中国金融业开放步伐明显加快、开放水平明显提升。2018年4月10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宣布了金融业方面加大开放的一系列举措。随后，中国政府出台一系列金融开放政策。次日，人民银行在博鳌代表中国政府宣布了金融开放12项具体措施，并给出了具体时间表。之后的4月27日，銀保监会公布加快落实银行业和保险业对外开放举措，同时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放宽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相关事项的通知》和《关于放开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的通知》。2019年5月，银保监会又发布12条金融开放新举措。中国以实际行动向世界表明了金融业开放“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的决心。

　　通过不断扩大开放，中国金融业取得长足发展。目前，中国银行业资产规模全球第一，保险保费收入全球第二，已有4家银行和一家保险公司成为金融稳定理事会（FSB）评定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中国的金融业开放取得突破性进展。在机构开放方面，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的准入限制越来越少。例如，瑞士银行对瑞银证券的持股比例提高到51%，实现了绝对控股；首家外资保险控股公司安联中国保险获批筹建；美国标普全球公司获准进入中国信用评级市场；美国运通公司成为首家获批的合资清算机构。在市场开放方面，中国持续推动股票、债券、金融衍生品市场开放，获得国际市场的普遍认可。目前，中国A股正式被纳入MSCI指数、富时罗素指数；2018年，境外投资者投资中国债券市场的增量大约是6000亿元人民币，总量已经超过1.8万亿人民币；中国债券已经被纳入彭博巴克莱债券指数。

　　但也应该看到，相对于贸易投资等领域，中国金融业开放还具有相当大的潜力和空间。为此，李克强总理在2019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宣布进一步深化金融业开放的具体举措。这些举措顺应了中国尽快融入全球金融市场的需求，将从规模和结构上提高引进外资的水平。一方面，金融业进一步开放措施将加速提升外资机构在中国金融市场占比。提前取消外资金融机构股比限制，将增强未来一个时期外资机构对中国发展的信心，激发外资加大在中国境内投资活力。另一方面，这些举措将优化中国金融体系供给结构。针对中国金融系统以间接融资为主，国有商业银行和大型股份制银行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状况，放宽中小型外资机构的进入可以改善金融体系供给失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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