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一达：“绷着脸”写不活北京话

　　接受《瞭望東方周刊》采访时，京味儿作家刘一达正在“闭关”写作。

　　刘一达年轻时便被读者错称为“刘爷爷”，因为他对北京土话掌握得十分娴熟。

　　自1978年文章见报算起，四十多年来，刘一达陆续发表了小说、散文随笔、话剧剧本、纪实文学等80余部作品，2019年刚过半，他已一口气出版了《中国人的老礼儿》《人五人六》《独门儿》《汤爷的救赎》四部作品。

　　这洋洋洒洒、总数达到1800多万字的作品之中，字里行间无不浸透着浓浓的“京味儿”。

　　刘一达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北京的地方风物、人情规矩，对他的写作方向有着深远的影响，而刘一达颇为独特的个人经历，更是为他的京味儿创作添砖加瓦。

　　“我是在北京的胡同长大的，亲身经历了胡同的改造和变迁，对北京文化的情感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胡同文化早已渗透到我的骨血里，因此当我从事创作时，我所使用的叙事方法和语言，自然而然地会带有京味儿特点。”刘一达说。

　　北京土话是京味儿小说最为明显的标记。刘一达研习北京土话的过程，也是他探索作品表达手法的直观体现。

　　胡同记者“刘爷爷”

　　在北京土话里，“虫儿”指能钻到树木里的小虫子，也用来形容一个人是某个行当的行家里手，“票虫儿”“鱼虫儿”“古玩虫儿”等词语便由此而来。

　　刘一达曾在《人虫儿》《画虫儿》《独门儿》《玩家》等作品中，详细描写过在各自行当中沉潜一生的人物。老北京的行业掌故、风土民俗，也随着各色人物命运的起承转合而静静浮现。

　　在描绘他人人生悲欢的同时，刘一达自己也有一项坚持了四十余年的嗜好，那便是搜集北京土话，记录老北京胡同中的逸闻传说和文化。

　　1970年，16岁的刘一达被分配到一家工厂做烧炭工人，据他回忆，车间里的活儿不好做，空气里都是烧木炭的粉末，不止喘不上气来，粉末落到身上脸上，一个星期也洗不干净。

　　“从生活中找语言，语言就有了根；从字面上找语言，语言便成了点缀，不能一针见血地说到根儿上。话跟生活是分不开的。因此，学习语言也和体验生活是分不开的。”

　　但就在这样艰苦的工作环境里，刘一达却发现了一生受用的“宝藏”。

　　“在工厂，我的师傅是清一色的老北京，有走街串巷收古董的打小鼓的，有担着馄饨挑子的小商贩，有在天桥耍过把式卖过艺的老艺人，总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干什么的都有。每天在班上我跟师傅们摸爬滚打、听他们讲老北京的往事，就像在听相声和评书，很多土话就是这么学来的。”刘一达说。

　　耳濡目染之余，刘一达还在小本上不时记录着，几年下来，笔记本也积攒了几大摞，而那些风趣幽默的北京土话，连同种种由语言搭建起的胡同印象，也一起成为了刘一达文学创作的“第一桶金”。

　　此后，刘一达在《北京晚报》做过24年一线记者，主办过《京味报道》《收藏》《广角》等专版，骑着自行车几乎走遍了北京的胡同，采访过上万个住在胡同里的北京人，被人称为“胡同记者”。

　　胡同在城市改造更新过程中经历的种种变迁，让刘一达渐渐产生了以文字来复原日渐消失的北京胡同文化的念头。

　　“胡同是北京人的根儿，四合院是北京城的魂儿，凡是在胡同里生活过的人，不能不对胡同产生一种挥之不去的情怀，当越来越多的北京人告别胡同，我就益发感觉应该把它写出来，让胡同文化的根儿长久地延伸下去。”刘一达说。

　　如今，已过耳顺之年的刘一达，依然保留着随时记录北京土话与掌故的习惯，小本也已堆积如山。

　　在原汁原味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刘一达正以一支健笔，挽留北京的风貌与情致。

　　用地道的北京话创作

　　刘一达新出版的小说集《人五人六》里，开篇便讲了《老槐》这样一个故事：

　　六十多年前，胡同里扫街的常顺大伯亲手栽下了一棵槐树，常顺大伯去世后，唯有老友福大爷守着槐树。当拿着电锯的工人要伐树时，福大爷“撕心裂肺地喊了一声，失魂落魄般扑向那棵老槐，伸出鹤骨鸡肤似的手臂，抱住了树身，号啕大哭起来”。

　　老槐伐掉的第三天，福大爷也去世了。十多年一晃而过，胡同消失后新建的小区取名为“槐花苑”，却已无人提起当年胡同里那棵老槐。

　　“最后这笔‘槐花苑，其实是埋进了一点讽刺的意味，我希望通过这篇小说，来唤醒人们对过往历史的记忆。”刘一达说。

　　以《老槐》为牵引，《人五人六》将老北京胡同里市井细民的陈年往事和掌故一一铺陈开来，浓郁的京腔京韵在行文中淋漓展现。

　　“京味儿小说最根本的特点就是用地道的北京话来创作，并不是凡是写北京的人与事的作品都是京味儿小说。”刘一达说。

　　在刘一达看来，北京土话的魅力体现在细微之处：“单是一个‘死字，北京话就有去了、走了、挂了、没了、过去了、升天了、咽了气了、无常了、报销了、吃黑枣了、上墙了、撂挑子了、去了八宝山了、去大烟囱胡同了、听蛐蛐叫去了、谢幕了等40多种方式来表达。”

　　北京胡同里下棋的老街坊

　　实际上，“人五人六”这个书名，便是一句北京土语，刘一达给出的解释是：“这本是个贬义词，指一个不怎么样、但非要装出怎么样的人，也就是北京话里所谓‘装大个的，而这个词用在书中，既写出了人物表面的‘装，也揭开了伪装背后的人生百态。”

　　在《人五人六》里，老北京市民的精神气质，都扎根在北京话的精准描述里。《靳爷的“地道”》一篇中，刘一达这样写道：“‘地道这两个字，要甩出一个尾音儿，听着才亲切、悦耳，那股子韵味，够让人咂摸一阵子的。”

　　最具代表性的京味儿作家老舍曾说：“从生活中找语言，语言就有了根；从字面上找语言，语言便成了点缀，不能一针见血地说到根儿上。话跟生活是分不开的。因此，学习语言也和体验生活是分不开的。”

　　刘一达也认为，“话是人说的，语言的根在民间。要想把北京话写活，不能绷着脸，不能玩儿纯学术。”

　　画家马海方曾为刘一达的作品配图，在他看来：“刘一达的文字有什么味道？用北京的吃喝来形容，那就是豆汁儿焦圈麻豆腐这个味儿，地道！”

　　“大白话最难写”

　　演播艺术家艾宝良曾这样评价刘一达的小说：“好多人把语言当成语文，把语文当成语言，其实语言不是语文。语文是看的，语言是听的，作家写的书是给人看的，所以它是语文。但是，又是语言又是语文的非刘一达莫属，他的东西你又能看又能听。”

　　明白晓畅、朗朗上口，是刘一达作品的特点，他也常在文章中提及“如果读者能找到跟作者面对面聊天儿的感觉，那作者就心满意足了”。

　　在写作京味儿小说时，刘一达并不轻松。

　　“写作是一项艰辛而寂寞的工作，一篇文章看着简单，实际上要经过反复酝酿、构思的过程，才能精到有致。李白写《赠汪伦》，杜甫写《绝句》，读起来都是大白话，但千百年来却让人回味无穷，其实大白话才是最难写的。”刘一达说。

　　在记者生涯里，刘一达曾与戏剧家翁偶虹有过数面之缘，在他的作品《独门儿》中便为翁偶虹专辟一章，写到了其“一句台词想几天”的往事。

　　那是一年春节，翁偶虹在家人团聚之时，却为一句台词而拿不定主意，那句台词出自现代京剧《红灯记》的第二场，李铁梅要唱出“我家的表叔……”，而“表叔”之后要如何接，翁偶虹一直想不到最为确切的词语。

　　苦苦思索直到后半夜，“数不清”三个字突然触动了他的灵感，这才有了“我家的表叔数不清”这句唱词。

　　受此启发，刘一达在自己的京味儿文学创作中，也十分注重文章的酝酿过程。

　　“《人五人六》这本书中，很多文章都在我脑海里转了几十年了，五万字可以讲好的故事，如何删繁就简、不断锤炼，用一两千字讲出来，这才见功夫。”刘一达说。

　　在刘一达看来，京味儿小说的语言，并非北京土语的简单复制，也需要审美加工与艺术提炼，而在这样的过程里，刘一达也对北京话进行了一番淘洗。

　　“老舍先生曾说过一句名言：北京话是活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土得掉渣的北京话渐渐消失了，与传统生活方式相关的土话也告别了历史舞台，一些‘流行语和‘热词逐渐成为了新土话，这也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刘一达说。

　　近年来，刘一达的小本上，不时记录下“打飞的”“段子手”“违和感”等新鲜词汇，北京话新旧更替、推陈出新的过程，也在影响着刘一达的创作。

　　老北京与新北京

　　2017年，刘一达以随笔的形式梳理了自己四十余年搜集的北京话素材，将之结集为《北京话》一书。

　　在《北京话》的《自序》中，刘一达写道：“我本想再沉几年写此书的，无奈北京城的变化忒快，说北京话的人越来越少，更没想到北京话已经成了需要抢救和保护的对象。”

　　2017年6月，刘一达成为了北京市西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京味儿小说语言”的传承人，这也让刘一达切实体会到了北京话正在经历的冲击和变革。

　　在刘一达看来，北京虽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800多年的建都史，自古便是一座容纳了天南海北方言的碰撞融合的移民城市，但空前的发展速度、不断变化的语言环境，也让北京话在一定程度上遭遇了“危机”。

　　“纵观这一百多年北京话的嬗变，以改革开放之初的20世纪80年代和眼下的互联网时代，对北京土话的冲击最大。”刘一达说。

　　近年来，刘一达的小本上，不时记录下“打飞的”“段子手”“违和感”等新鲜词汇，北京话新旧更替、推陈出新的过程，也在影响着刘一达的创作。

　　刘一达认为，“北京话是北京特有的文化，让人们特别是青少年能够亲身体验北京话的魅力，也是传承京味文化的一个方向。”

　　近年来，刘一达注意到，自己的书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阅读。

　　“最近我在北京坊、三里屯举办了一些读书活动，发现现场提问的都是年轻人，大家对京味儿语言都很有兴趣，特别是北京坊那场活动还要求提前报名，来的也大多是年轻人。”刘一达说。

　　根据刘一达的经验，活动现场的气氛调度，其实也讲究“方式方法”。

　　“有一次参加上海书展，当天出版社同时举办了两场活动，一场嘉宾是王安忆，一场是我，我就想着，可不能这么干坐着等签售，得站起来说说话，就先从北京、上海两地的收藏讲起，再扩展到谈‘海派文学与‘京派的关系，一会儿旁边的椅子就坐满人了，最后现场买书的读者比买王安忆作品的都多。”刘一达说。

　　除了传承老北京的语言文化，日益蓬勃的新北京，也不断激发着刘一达的创作热情，他近期推出的《傳世猫碗》《红案白案》《汤爷的救赎》等作品，便聚焦于描绘新老北京人不断磨合、碰撞的现实景象。

　　“老北京人有古道热肠的一面，也有循规守矩的弱点，现在的北京其实是老北京人和新北京人共处的一个环境，两者之间或许会有隔阂和不理解的地方，但我相信大家最终都会融汇在北京文化的包容性之中。”刘一达说。

　　刘一达还透露，他正在写的这部新书还是北京人的故事，当然，他还是离不开自己的京味儿风格。

　　“老北京，是生于斯长于斯的老北京人的根，也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新北京人的脉。有根才有脉，有脉才有魂。了解老北京，才能热爱新北京。”刘一达说。

　　刘一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