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推动公平

　　美国价值观、话语和体制——正遭受前所未有的不平等。今天，全美最富有的三个人所拥有的财富加起来大约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一半人口的财富总和。更糟糕的是，极端程度的经济不平等仅仅是困扰美国的诸多不平等形式之一：基于种族、性别、性取向、民族、宗教和能力的歧视依旧泛滥。所有这一切都笼罩在一场全球环境灾难的威胁之下，一旦旱灾、食物短缺和难民危机爆发，所有的不平等现象将愈演愈烈。

　　小时候，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那就是美国在为我的成功而呐喊助威。我生活在德州东部的一座乡村小镇，作为一名成长于南方的黑人同性恋者，我遭受过种种偏见。尽管如此，我还是体会到了从人到组织齐心协力为我加油的好处。一次又一次，我感觉背后有人在为我撑腰。然而，反思如今的体制，我不禁生出疑惑和担忧：今天的弱势儿童群体是否感到乐观？他们又如何能做到乐观？

　　显然，美国人民不能坐等危机在下一次大选中得到化解。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没有等待，因为我们知道，如果重新确立商业的使命，让市场的好处惠及国家的各个角落，乃至更远的地方，我们将能创造怎样的变革。

　　今天，商业和社会领域越来越多的领导者正在想方设法提高市场的公平性。他们意识到，如果我们为包容和公正的经济体系创造合适的环境和条件，我们就能利用蓬勃的生产力，为人类开发更优秀的思想和成果。

　　今年夏末，这一意识显现出了早期的积极迹象。来自商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联盟的181位CEO宣布，他们要重新定义企业的宗旨。这些CEO承诺将“领导他们的公司，造福所有利益相关者，包括顾客、员工、供应商、社区和股东”。背后的理念很简单：每一个受到企业政策及其实践而产生影响的个人都应该拥有发言权。

　　这就是我们许多人一直强烈呼吁的价值重置。

　　哈佛大学的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和芝加哥大学的路易吉·津加萊斯（Luigi Zingales）等经济学家认为，向利益相关者的市场过渡不仅仅是一件正确的事。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做法也能提高经济效率，从而造福每一个人。避免污染环境比治理污染更划算。停止销售致瘾阿片类药物比为成瘾患者提供身心护理的成本更低。把所有利益相关者的角度考虑在内，我们能避免最终人人遭殃的情形发生。

　　只有在企业做出切实承诺并采取行动的情况下，商业圆桌会议的声明才有意义。既然这些企业已经宣布了自己的价值观，现在，它们——以及其他所有人，从商学院毕业生到资深CEO，从非营利咨询机构到公司治理的游说团体——是时候付诸实践了。

　　首先要为更多不同的利益相关者赋予权力。以德国为例，自1976年起，劳资协同经营制度就成为当地法律：大型企业的监事会成员半数须由工人选举产生。而这条规定并没有导致国家的经济放缓。事实上，自那以后，德国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化增长率一直高于美国。此外，他们的收入差距更小，预期寿命更长。难怪在美国，工人们一直在推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三分之二的美国人支持将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15美元），并要求改善工作条件。

　　美国曾经也出现过类似的运作方式。我的祖父只受过小学三年级的教育，在一家石油公司当了将近40年的搬运工。公司为每名员工制定了分红计划，所以祖父退休时经济上能够得到保障。

　　然而，最新数据表明，当今财富500强企业中仅16%为新员工提供传统养老金。太多公司低估了员工的价值。现在的美国人比以往工作更努力、效率更高，但工资增长却远远落后于生产率的提高。简单来讲，美国人的工作量越来越大，质量越来越好，而待遇却越来越差。

　　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共同扭转这些趋势。具体该如何行动，Patagonia以其模范性的家庭休假政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例子。30多年来，该公司一直提供高质量的在岗托儿服务，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吃午餐和休息。该公司制定多项福利政策，比如16周的全薪产假（父亲和养父母享有12周的全薪育婴假），员工需要出差时，孩子也可享受保姆服务。结果很明显：过去5年里，Patagonia 90%的休产假妇女重返工作岗位。每个公司都应该努力达到这样的员工保留率。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企业必须开始跟踪这些目标。毕竟，确保承诺与进步相伴而来的最佳方式就是衡量与监控。但社会影响力之类的因素向来不好衡量。不过，在多家领先机构的帮助下，这些测量如今变得更加精确了。

　　可持续会计准则委员会（Sustainability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是一家独立委员会，致力于规范企业在就业、环境可持续性和治理等领域对重要非金融数据的报告。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Global Impact Investing Network）发起IRIS（影响力报告和投资标准）倡议，提供了一系列公认的效能指标，指导投资者评估其持股公司的社会和环境影响力。全球影响力投资评级系统（GIIRS）根据企业和基金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对其进行评级，其方式类似于标准普尔的信用风险评级。

　　简而言之，企业如今可以同时衡量财务进展和社会效能，下一步是简化不同的衡量系统，得出一套清晰、可靠和通用的社会价值评估标准。

　　当然，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我们必须以致力长期规划和可持续性发展取代“专制”的季度财务报告。贝莱德集团（BlackRock）是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机构，其董事长兼CEO拉里·芬克（Larry Fink）曾撰写文章，满怀激情地探讨这个问题，宣称贝莱德投资的企业必须公开阐述其“长期价值创造的战略框架”。与商业圆桌会议的声明一样，我希望贝莱德的强硬言辞将带来同样强硬的行动。

　　芬克的大胆宣言同样适用于金融以外的领域。无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私营部门，我们都需要更多地考虑长期价值，比如思考自动化时代工人的未来发展。毕竟，美国需要工人拥有一个可持续的未来，这样他们就可以购买这些公司生产的产品。

　　21世纪的当务之急是建立一种新的经济体制，认识到商业和企业能够发挥作用，创造价值，从而更好地造福社会。我们有责任确保下一代同样拥有足够多的理由对未来感到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