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变局下的亚太区域秩序构建与中国角色

　　【关键词】亚太区域秩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带一路”

　　【DOI】10.19422/j.cnki.ddsj.2019.11.002

　　在过去的百年里，世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各地区发生剧烈冲突与动荡。战争结束后，历经数百年逐步形成的全球殖民主义体系开始瓦解，世界秩序也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解体，全球化和地区化深入发展，亚太地区内各主要力量此消彼长，对亚太区域秩序构建产生深刻影响。当前，亚太地区經济发展迅速，军事安全形势错综复杂，各主要力量在此深度交汇并且在政治、经济、安全领域的主张各异。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亚太区域秩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如何在这种变化中更好地推进亚太区域合作，维护多边贸易体系，防范制度性分裂，是中国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面临的挑战。

　　百年大变局下亚太区域秩序的变化

　　当前，亚太区域作为世界上最具经济发展活力的地区，呈现出多极化发展格局，区域实力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美国影响深远，1960年美国按市场汇率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份额接近40%，如今这一份额已跌至25%以下。[1]相比之下，随着加入WTO和对外开放进程的加快，中国的经济总量迅速上升至世界第二位，与美国的相对实力差距大幅缩小。中国的崛起对于亚太区域具有重大地缘政治意义。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生产国和商品出口国，不仅是亚太地区多数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而且经济影响力甚至已经延伸至拉丁美洲和非洲等地区。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打破了亚太地区原有的实力结构，改变了原有的地区秩序格局。在此背景下，美国、日本、东盟等域内重要经济体也在进行战略调整，并对亚太地区秩序构建产生深刻影响。

　　第一，美国亚太战略从“重返亚太”转向“印太战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最具活力的地区。美国经济越来越多地与亚太地区经济融合，其财富增长和经济繁荣越来越依赖于此。美国亚洲政策的重要目标是保持对亚洲事务的主导权，并防止其在亚洲的地位和影响力被他国削弱或取代。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中美实力差距大幅缩小，美国感到自身在亚太区域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受到冲击。为维护亚太地区利益和在亚太地区事务中的主导权，美国提出了“重返亚太”的主张。2011年奥巴马政府在“重返亚太”主张的基础上高调宣布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在经济、政治、安全等方面推出一系列政策，巩固同盟关系、构建伙伴关系，以重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与此同时，美国也加强了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将60%的海军力量由大西洋部署到太平洋区域，并为美军太平洋司令部配备了最先进的武器装备系统。[2]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大幅调整对外战略，并于2019年6月发布《印太战略报告》。这一报告标志着美国“印太战略”正式出台，对亚太区域秩序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印太战略”的谋划与实施有着强烈的遏制中国地区影响力的意图。通过联合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国家遏制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是美国“印太战略”实施的重要内容。美国视中国这一“战略竞争对手”为重要威胁而处处设防，对亚太地区秩序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然而，在自身实力相对衰落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推行的“美国优先”战略对其盟友也不友善。美国不但利用实力优势通过贸易制裁等保护主义措施迫使其盟国日本、韩国等在贸易谈判中进一步向其“割让”利益，而且还向这些国家提出分摊防卫费用的要求，以求在减少军费支出的同时维持自身在亚太地区秩序中的主导权。

　　第二，日本有意重组亚太区域秩序。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力量格局的变化提升了亚太地区的重要性，这既为该地区带来了更多合作机遇，也导致了地区局势的紧张。在此背景下，日本密切注视亚太区域秩序的变化，企图主导重组亚太经济秩序。一方面，日本坚守美日同盟优先的战略，在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紧跟美国的步伐，不仅积极加入“印太战略”，还大幅扩张地区政治安全合作。日本资深政治家小泽一郎曾指出，日本应整顿限制安全保障的国内体制，参与更多国际合作，以便为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做出更多贡献，进而成为被国际社会接纳的真正的“正常国家”。[3]而日本历任自民党政府经常援引国际规范为其安全政策辩护，并将这些规范贯穿日本的整个话语体系，且在使日本安全政策扩张合法化过程中使用得最为频繁。[4]安倍晋三在两次担任首相期间，也始终把修宪作为自己政治生涯的重大目标。另一方面，日本也不甘于处处受制于美国，积极寻求在亚太秩序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机会。[5]尤其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方面，2017年初美国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后，日本积极联络其余10个TPP成员国，与它们共同商讨并最终推出了《全面且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并希望不断吸收亚太地区其他成员，以CPTPP为模板推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从某种程度上讲，日本积极参与并希望引领亚太区域新秩序的构建，是其实现政治抱负的重要一步，也是向亚太乃至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充分注入日本因素的关键一步。

　　中国先后设立18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试行了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新模式，开放水平大幅度提升。图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一角。

　　第三，东盟地缘战略地位大幅提升，继续推行大国平衡战略。东盟一贯倡导开放的地区主义，主张协商一致、照顾彼此舒适度的“东盟方式”，推行大国平衡战略。在过去的数十年里，面对全球化与区域化的浪潮，东盟国家的生存之道就是抱团将东盟建设成紧密团结的共同体。随着世界经济重心的东移，亚太地区多极格局出现，东盟在亚太区域秩序构建中的作用更加显著。目前，东盟10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亚太主要经济体中的排名已居第四位，仅次于美国、中国和日本。对外贸易总额方面，东盟已经超过日本，位居第三位，仅次于中美两国。尽管从综合实力上看，东盟仍然与中美日有一定差距，但其在亚太区域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可小觑：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和大国平衡战略使东盟成为各方竞相争取的对象，而东盟为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的思路框架也对整个亚太区域秩序产生了深刻影响。伴随着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以区域合作为重要载体的亚太区域秩序发生重大变化，东盟在平衡地区力量和区域制度安排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例如，东盟部分国家为亚太经合组织（APEC）提供了“协商一致”的重要思路，考虑到各成员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东盟不赞成美国希望推进的APEC机制化，坚持保持其运行灵活的特性；当美国以TPP“重返亚太”威胁到东盟的团结时，东盟立即联合日本、中国合作推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来应对，为亚太区域一体化提供了新的路径。东盟主导创立的“10+1”“10+3”“10+6”“10+8”等合作框架，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亚太区域一体化进程，同时也奠定了东盟在亚太区域秩序构建中的重要地位。

　　当前，美国“印太战略”已正式出台，日本以更为积极的态度参与重组地区架构，东盟则通过不断强化自身的一体化继续发挥地区平衡作用，它们的战略行为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赋予了新的内涵的同时，也增加了亚太区域秩序重构过程的复杂程度。

　　中国在亚太区域秩序构建中的角色

　　当前，以少数发达国家为核心的全球化模式导致全球经济不平衡发展，引发反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思潮高涨，加上传统的区域合作机制之间缺乏协调和兼容，全球治理和區域治理出现“碎片化”趋势。在亚太区域秩序构建过程中，中国以推动构建新秩序与新关系为己任，支持“开放的地区主义”与独立自主、自愿的渐进方式，以新方式和新理念推动区域秩序构建。

　　第一，以“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亚太区域务实合作。不同于传统区域合作模式，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鲜明的发展导向特征，反映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摸索出的特色经验。二战以后的亚太区域秩序是在美国主导下建立的，主要体现了西方的国际经济合作模式和秩序导向，特别是在西方“法治”文化影响下形成的国际秩序和规则导向。数十年来，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和制度安排都深受这种规则导向的影响，然而仅仅是贸易投资自由化并不能解决全部发展问题，全球治理领域还存在重大的“发展赤字”。“一带一路”倡议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发展需求，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为指引，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重点，造福沿线国家人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理念与原则都表明了“一带一路”倡议有别于传统亚太区域秩序下的国际合作模式。[6]

　　事实上，以往的亚太区域合作具有明显的排他性、歧视性和限定性，从双边到区域或诸边范围的国际合作机制都限定成员范围，并且需要满足特定条件，而被排除在外的国家和地区不仅无法享受到成员国应享有的待遇，甚至还会遭受贸易与投资转移等负面影响。如CPTPP要求成员国遵守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政府采购、竞争政策、环境标准等方面的规定，而无法履行这些义务的国家或地区将无法成为该组织的一员，这种规则导向的区域合作模式假定了成员国具有高度市场化和法治化水平，实际上把广大发展中国家排除在外。相比之下，“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和谐包容、求同存异的原则，尊重各方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差异，不限定具体地理范围，不对参与方设置高门槛和准入条件，只要有发展合作需求的国家都可以根据具体状况采取适合的方式参与，这种务实的合作方式极大地改变了传统亚太区域秩序的构建模式。当然，“一带一路”倡议也不排斥规则导向的区域合作模式，不仅接受传统的自由贸易区、双边投资条约（BIT），还可以采取跨境次区域合作、境外经贸合作或产业园区合作等多种灵活的方式。这些开放的合作模式有助于“一带一路”倡议与亚太区域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开展深入合作，实现共同繁荣的目标。“一带一路”倡议是亚太经济格局重塑的重要推动力，是中国参与亚太区域治理体系改革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平台。

　　第二，整合“碎片化”区域合作，探索亚太区域制度架构新模式。随着亚太区域合作的加深，包括APEC、“10+1”、“10+3”和东亚峰会，以及众多的双边、区域经贸合作协定等在内的亚太区域合作机制不断涌现，亚太区域合作出现了大量的“碎片化”和机制重叠现象，这对于亚太地区各国可谓一种挑战。一方面，各国因为“碎片化”的合作机制，面临着地区被分割的风险；另一方面，大量的微观行为体，例如亚太各经济体的企业在参与利用这些区域合作机制中，面临着“碎片化”导致的困惑，这种“意大利面碗”效应直接导致区域合作机制利用率不足，对各国发展的推动作用有限。

　　为了应对区域合作碎片化的风险，中国在亚太区域架构上进行多种模式的探索。面对亚太区域秩序构建新形势，中国领导人提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基于对世界大势准确把握的“中国方案”。中国积极推进RCEP谈判进程，通过推进高水平区域经贸制度安排，整合地区内多重“10+1”制度框架，进一步构建便利、自由的区域价值链网络，推动以东亚地区为代表的亚太区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积极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构建包括美国在内的包容性地区制度安排。在中国的倡议下，APEC北京峰会批准了亚太自由贸易区路线图，启动并已完成亚太自由贸易区集体战略研究。把建设亚太自由贸易区确立为APEC新的发展方向，有助于防止地区制度性分裂，为实现包容性地区增长提供有效解决方案。

　　第三，通过新一轮的自主开放，为亚太地区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在亚太区域秩序构建中，不可忽视的是以地区消费市场为代表的国际公共产品供应。历史上，无论是日本的崛起还是“亚洲四小龙”的起飞都有赖于“出口导向”发展战略，这离不开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资本输入和开放的美国国内市场。因此，近期美国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做法之所以威胁巨大，就在于其贸易伙伴都难以彻底摆脱美国市场。由于美国国内市场容量巨大，对其他经济体而言极为重要，因而在亚太区域经济秩序构建过程中，美国仅靠控制本国国内市场就能够获得经济谈判的主导权。[7] 也就是说，美国可以利用其国内消费市场为权力工具，通过为其他经济体提供商品出口市场和最终消费市场，改变市场开拓目标国家的国内偏好结构，获得这些经济体国内集团的支持，规避来自这些经济体内部的反对，为美国提供战略回旋余地，同时为美国开拓全球市场奠定基础。[8]

　　由此可见，在构建亚太区域秩序过程中，开放国内消费市场对中国而言意义重大，不仅有助于为广大亚太地区国家提供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公共产品——地区消费市场，更重要的是通过提高深层次开放水平撬动并开拓全球市场，参与新一轮全球贸易体系重构。2018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中国将采取重大举措扩大开放。随后中国自主降低了关税水平，使平均进口关税水平从9.8%降到7.5%，[9]并通过实施大量贸易便利化举措大幅提高通关效率。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升至第31位，连续两年跻身全球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经济体。[10]中国过去5年两次修改《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削减了65%的外资限制性措施。中国还先后设立18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试行了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新模式，开放水平大幅度提升。总之，中国通过提高深层次开放水平，为亚太地区提供了地区内最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为亚太地区秩序构建提供了新动力。

　　亚太区域秩序构建的路径选择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中国在亚太区域秩序构建上的最优策略是采取渐进性做法，厘清亚太区域战略议题的轻重缓急与优先顺序。当前，中国在亚太区域秩序构建上的能力不断增强，也积累了一定经验，但亚太区域秩序深受美国政治和价值观的影响，美国本能地抗拒中国重塑亚太区域秩序，试图平衡或淡化中国的影响力。从秩序的内涵来看，它不仅是力量的分布，而且也包含观念的融合与规则的适用。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基础上，中国有必要探索新的合作领域和合作方式，打造更具包容性的亚太区域新秩序。

　　第一，管控大国分歧，避免激化矛盾。中美两国是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的两个国家，双方分歧扩大、出现严重冲突无疑是地缘政治灾难。即使中美两国不发生直接对抗，这种紧张局势也会极大地消耗彼此的战略资源，给各自的经济发展与安全带来严重负面影响。中美两国完全有能力避免出现这种局面。从安全角度讲，中美应正确看待彼此在亚太区域的战略存在。中国不排斥美国，美国也要适应中国在亚太区域的作用与影响力的提升。[11]对于美国而言，亚太地区是其施展霸权的重要根据地，是其确保全球秩序领导权的战略性区域。对中国而言，亚太区域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舞台，而且不少议题事关中国的国家安全与国家核心利益。基于此，正如中国一直强调并努力的那样，中美双方须尽可能弥合分歧、实现和平共处，并从单个具体事务（如功能性合作领域）出发，逐步扩大合作领域和范围，携手构建亚太区域新秩序。

　　当前，“贸易立国”的日本也遭到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负面影响。事实上，日本与中国共同构成了东亚生产网络，并在全球价值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做法却“人为”阻断正常的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运行，亚太地区内部贸易和投资大幅下滑，亚太区域一体化受到了重大挑战。在此背景下，中日两国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保障亚太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等众多治理问题上拥有共同目标。中日两国完全可以通过WTO、APEC等多边机制和平台进一步加强合作，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做法，维护多边贸易体系。此外，中日两国还可以通过第三方合作、新领域合作等，为构建亚太区域新秩序奠定经济基础。

　　第二，与东盟开展务实合作，推动构建命运共同体。在亚太区域秩序构建过程中，东盟是中国的重要合作伙伴。长期以来，东盟在亚太区域秩序中发挥了重要的平衡功能，对维护地区稳定和推动地区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更重要的是，东盟处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陆海交汇地带，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方向和重要伙伴，东盟的发展对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和构建更为合理的地区架构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推进与东盟合作过程中，中国可深入研究东盟国家的重要关切，加强政治引领和战略对接，实现协同发展。东盟2015年陆续出台了《东盟共同体愿景2025》《2025年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蓝图》《2025年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2025年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蓝图》，这些蓝图以政治—安全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为三大支柱，指明东盟未来几年的重要战略发展方向。“一带一路”倡议和东盟共同体蓝图都把政治互信、经济融合与文化包容作为重要原则，这为两者战略对接提供了现实基础。

　　从具体合作领域看，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中国与东盟合作的重点领域。2016年9月东盟公布的《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包括了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创新、无缝物流、卓越监管和人员流动等5大优先战略领域15个目标。[12]其中，可持续基础设施作为东盟互联互通规划的基础，东盟国家每年需投资1100多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东盟的基础设施投资规划项目多数都与“一带一路”建设重点领域相契合。因此，“一带一路”倡议可与这些规划精准对接，相互促进和补充，以取得更好政策效果。另外，中国和东盟国家相继制定“工业4.0”战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给双方合作带来更多空间。例如印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路线图、“泰国4.0战略”等都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产业互补和合作共赢带来机遇。2018年，中国与东盟公布《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规划了双方关系未来方向，以构建利益共同体为桥梁。中国与东盟在不同层面加强务实合作，进而推动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第三，维护多边平台，努力建设包容的亚太新秩序。当前，以WTO为代表的多边合作机制和平台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危机，但其仍然是重要的合作机制，对于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亚太地区，APEC机制是推进亚太区域事务的重要多边平台之一，尽管当前面临着“后茂物”时代的新挑战以及美国推行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威胁，但该机制仍被亚太地区各经济体寄予厚望。这些经济体希望能够通过APEC再次弥合亚太地区的制度裂痕，推动包容性区域合作，防止太平洋两岸“脱钩”。中国可继续发挥在APEC机制中的引领和协调作用，不断提升亚太区域合作层次与水平。具体而言，中国可通过推动APEC与“一带一路”倡议等机制协调合作，与相关国家共同破解亚太区域互联互通的瓶颈，加强与亚太区域各主要经济体在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合作，携手推进并提高亚太开放型经济水平。

　　结 语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深，亚太地区国家对推进区域一体化、建立更加完善的区域治理体系有着强烈的诉求。作为多边贸易体系的坚定维护者，中国通过自身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给亚太地区乃至全球提供了庞大的消费市场和巨大的商机，并且主动在亚太区域合作中提供國际公共产品。中国以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对接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促进沿线各国投资和贸易便利化，为实现全面连接、无缝融合的亚太地区远景目标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顺应了亚太区域一体化蓬勃发展的大趋势，推动了亚太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可以说，中国的行动与方案是对亚太区域治理的一种新尝试。伴随着中国参与亚太区域事务的经验与能力不断提升，中国参与构建亚太区域秩序将大有可为。

　　【本文是國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后全球金融危机时期新兴经济体国家风险形成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15BGJ03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第一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第二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甘冲）

　　[1] 徐秀军：《规则内化与规则外溢——中美参与全球治理的内在逻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9期，第62-83页。

　　[2] 吴清丽、李玉贵、祁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企图》，载《光明日报》，2012年8月12日。

　　[3] [日]小泽一郎：《日本改造计划》，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65-67页。

　　[4] [美]理查德·塞缪尔斯：《日本大战略与东亚的未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9页。

　　[5] Tomohiko Satake，“Should Japan continue to support the US-led international order？”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8/10/02/should-japan-continue-to-support-the-us-led-international-order/.

　　[6] 李向阳：《“一带一路”：区域主义还是多边主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3期，第34-46页。

　　[7] [英]苏珊·斯特兰奇著，杨宇光等译：《国家与市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195-196页。

　　[8] 黄琪轩、李晨阳：《大国市场开拓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模式比较及对“一带一路”的启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5期，第120-121页。

　　[9] 《我国关税总水平由9.8%降至7.5%》，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lh/2019-03/05/c_1124194176.htm。

　　[10] 《世行：中国连续两年跻身全球营商环境改善最大经济体排名前十》，https：//3w.huanqiu.com/a/72d6dc/9CaKrnKnqAr？agt=11。

　　[11] 李开盛：《容纳中国崛起：世界秩序视角下的美国责任及其战略抉择》，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11期，第89-107页。

　　[12] ASEAN Secretariat， Master Plan on ASEAN Connectivity 2025， September 13th， 2016， p.76.

　　沈铭辉 李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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