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观纵览话“三希”

　　三希堂乃清高宗（乾隆皇帝）御用书房，其后继诸帝亦承而用之。因物以主贵、品以位高而名满天下，更因《御制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简称《三希堂法帖》）之刊布而如雷贯耳。檐下小小书斋之容膝斗室质朴无华、乌金拓帖、淡淡书香，与窗外煌煌大内之巍峨宫殿、玉砌雕栏、凤阁丹陛、朱墙黄瓦，形成鲜明对比，相互映衬。太和殿乃皇权之象征、君势之所凝，三希堂则是艺脉之所系、文气之所聚，分别代表着中华传统文化精神最为经典之双向两极，值得一表。

　　书斋名号

　　三希堂位于紫禁城养心殿之西暖阁，原名温室，乾隆十二年（1747）岁次丙寅，高宗钦命其名，曰“三希堂”。

　　在中国传统时代，作为个人身份标志的姓、名、字、号，自主程度大不相同。姓乃与生俱来之符号，最难更改；名与字则由家族长辈取定，本人一般情况下不能选择，虽偶有成年后自更名、字之人，却因被视作不孝之举，而少有此为者。作为补救，古人可自拟别号，简称号，乃个人志趣与价值取向之体现。透过别号，可感悟其精神特质与境界追求。

　　而书斋名号，属文人别号之一种，衍生于家族堂号。数千年来，名门望族多拥有本家族之“堂号”，形成望族堂号文化，乃传统文化一大景观。有得于帝王所赐官爵者，如汉将马援后人之“伏波堂”、唐人郭子仪后人之“汾阳堂”等；有得于彰显祖先遗德者，如东晋谢安后人之“东山堂”、北宋赵普后人之“半部堂”；有得于承继前辈文脉者，如亚圣孟子后人“三迁堂”、宋儒周敦颐后人之“爱莲堂”等便是。自宋代始，文人雅士多喜将“堂号”署款于诗文书画作品，效用更加彰显。作为社交符号，堂号逐步演化为个人“斋名”，即“某某堂”。此外，常见者尚有斋、室、屋、楼、房、馆、阁、轩、舍、居、庐、亭、庵、园等，统称“斋馆堂号”，而取名为堂，则渊源有自，最为正宗。

　　书房中陈设、收藏、布局、格调，可集中体现斋主之情趣、境遇、嗜好、学养。清帝大多聪明天纵，髫年就傅，受教翰林，学养深厚，崇尚斯文，耽嗜风雅。乾隆帝更是出类拔萃，立志高远，于任何领域皆不甘居后，定在人先，追求完美，自命“十全”。透过“三希堂”号及其堂内陈设，即可略窥其根柢、品位、襟怀、理念。

　　“三希”何来

　　“三希”之名，当有二解：

　　一曰“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语出宋儒周敦颐之《通书·志学》，后人将其归纳为“三希真修”，即士人希望成为贤人，贤人希望成为圣人，圣人希望成为知天之人，旨在自勉，并激励天下士子立志高远，精进不息。与佛教之“三皈大戒（皈依僧、皈依法、皈依佛）”、道教之“三炼实功（精炼气、气炼神、神炼虚）”共存互补，异曲同工，体现出宋儒心性修养理论之恢弘气象与坚实基础。乾隆帝以“三希”为堂号，无疑来自其就读于上书房时，恩师蔡世远自取之斋号“二希堂”之直接启示。

　　蔡世远，字闻之，福建漳浦人，康熙四十八年（1799）己丑科二甲第29名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雍正初年，世宗以其淹通经术、品学兼优，命直上书房，教导皇四子弘历（即后日嗣位之乾隆帝）。后其官至礼部侍郎，卒谥文勤，追赠太傅，其堂号择曰“二希”。世远尝自作记云：“学问未敢望朱文公，庶几其真希元乎；事业未敢望诸葛武侯，庶几其范希文乎？”其意乃以古贤自期，以真德秀、范仲淹为楷模也。然世远效法宋儒，沉潜濂、洛、关、闽之学，阐发周、程、张、朱之理，对濂溪之“三希真修”自当烂熟于心，铭记于怀，且大有感悟；然只用“二希”者，以“圣希天”非常人所能企及，而不可有此非分之想。世远以其进士出身，上书房翰林，兼有“天子门生”（殿试例由皇帝主持，题名者皆被视为天子门生）和“门生天子”（上书房乃皇室子弟学校，未来皇帝必由此辈中产生，皇子一旦登极，翰林则成帝师）之双重尊贵，却将此高遠追求留给储君弟子，其深意昭昭自明也。其平生所著，裒为《二希堂文集》，计15卷，乾隆帝亲为之序，以示尊敬，笃念弥深；后又谕，正文体，举世远之文为标准；复命收入《四库全书》，以期流布远久。此番乾隆帝自取堂号，进“二希裒为”为“三希裒为”，并亲撰《三希堂记》，对世远先生当时言语记述甚详，使世人皆可领悟其翰林帝师引领其路、预留其阶之大慧睿思以及门生天子心领神会、青出于蓝之灵性。

　　其第二解，当释为“珍稀”。古文“希”与“稀”通，“三希”即指三件稀世珍宝。在当时，这两层含义并重。乾隆帝博学多识，尤擅书法，在继承列祖列宗收藏的基础上，刻意搜求历代书法珍迹，综百氏而集其成，追“二王”而得其粹。尤对王氏一门之墨宝深爱至极，顶礼膜拜，神交久矣。即位后，更效法唐太宗，下诏广求王氏墨宝。凭天子之尊，倾举国之力，广征博取，大有斩获。至乾隆十一年（1746），已将羲之《快雪时晴帖》、献之《中秋帖》及王珣《伯远帖》尽收囊中，龙颜大悦，遂将三墨宝藏于书斋，不时把玩，因以“三希”为堂号，以记此盛事。至乾隆十五年（1750），“三希堂”已收藏晋以后历代名家134人之墨迹340件，拓本495种，可谓空前绝后，美不胜收。

　　巧思妙对

　　堂名之取，一语双关妙不可言；而陈设布置，亦当审慎思量，匠心独运。

　　乾隆帝御笔亲题“三希堂”三字，制成匾额，张挂于御座上方。匾额两侧又集古人诗句成对联一副，亦亲署之，分置于匾额之下，右侧为“怀抱观古今”，左侧为“深心托豪素”。“怀抱观古今”出自晋宋年间著名山水诗人谢灵运所撰《斋中读书》，“深心托豪素”出自晋宋年间诗人颜延之所撰《五君咏》之第五首《向常侍》。作为《向常侍》开篇之句，“豪”与“毫”通，“豪素”所指为笔与纸。

　　集句为联，乃风雅之举，既可反映读书之广博与目力之精准，更能体现悟性与境界，属集联中上乘之作，然与对联右上左下、仄起平收之常规不符，故多有人认为排列顺序有误，然以落款位置确定，确是“怀抱观古今，深心托豪素”无疑。探其缘由，真正形成对联仄起平收之成法，当在隋唐近体诗即律诗定型之时，而古诗多有押仄声韵者。而此集句联所出之两首古诗皆属此类，且“怀抱观古今”本为上句，“深心托豪素”本为下句，若颠倒顺序，反而不美。

　　“怀抱观古今”，坐拥君王之胸襟与气度，体现对“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高远境界之追求，以释“三希”；“深心托豪素”，则真切表达出乾隆帝对其所藏三件稀世墨宝的珍爱之情，以释“三稀”。二者相互呼应，浑然天成，无雕琢痕迹，堪称巧思妙对，令人叫绝。

　　从集联所选作者生平年代不难悟出，乾隆帝对晋人风骨情有独钟。其书法风格，更倾力仿效书圣王羲之笔意，毕恭毕敬，亦步亦趋，心驰神往，终生不渝。细品其御笔真迹，虽纯熟干练、流畅婉转、雍容规整、仪态不俗，然仅得形似，性灵尚缺，与王羲之“翩若惊鸿，矫若游龙”之神韵，相去不可以道里计焉。

　　取拙守朴

　　就面积论，三希堂仅8平方米，与坐拥天下、雄踞帝宫的一代君主之身份极不相称。然恰恰反映出乾隆帝之品位与襟怀，折射出“室雅无须大”的文人理念。室内陈设亦取拙守朴、以简胜繁，既展满洲崇俭尚约之流韵，又承唐人刘禹锡陋室独馨之遗响。

　　斗室取狭长布局，复以楠木雕花隔扇隔分成南北两间。里间借用窗台，设摆御用文房四宝。窗台之下，设置高低炕一铺，可坐可卧。御座设于高炕，坐东面西。前述之“三希堂”匾、“怀抱观古今，深心托豪素”联则置于御座上方与两侧。矮炕墙壁之上，五颜六色的瓷壁瓶与壁瓶下楠木《三希堂法帖》木匣相映成趣，因有对面墙壁所挂落地玻璃镜之折射，可使主人尽收眼中，豁然开朗。

　　此外，小室隔扇横眉之上，乃乾隆帝御笔《三希堂记》，墙壁上则贴有宫廷画师金廷标所绘《王羲之学书图》、御用诗人沈德潜所作《三希堂歌》以及翰林大画家董邦达所绘山水画等，为三希堂增添了无限韵致，三希堂无疑是大朴胜奢华之典范。

　　《三希堂法帖》

　　三希堂之意义，绝非止于清帝崇文尚品之宣示，更是一个文化大举措之开始。早在书房未更名三希堂之前的乾隆八年（1743），乾隆帝便已命张照领衔，开始编纂我国书画著录史上集大成之巨著《秘殿珠林》与《石渠宝笈》，以著录清廷内府所藏历代书画藏品。

　　《秘殿珠林》专收佛道题材，余者则由《石渠宝笈》录之。历时三载，初编乃成。于此基础上，乾隆十二年（1747）至乾隆十五年（1750），复命吏部尚书梁诗正、协办大学士汪由敦、户部尚书蒋溥等人，将内府所藏历代书法作品，择其精要，由宋璋、扣住、二格、焦林等人镌刻成《石渠宝笈法帖》。卷首刊有乾隆帝特谕手迹。

　　法帖共分32册，刻石500余方，因帖中收有“三希”，而珍藏三希之处为三希堂，故法帖取名《御制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简称《三希堂法帖》。完成之后，仅精拓数十本，赐与宠臣。乾隆十七年（1752），复从宫中藏品中再次精选历代名人法书5卷，摹刻上石。至此，《三希堂法帖》始成完璧。至清末，多有增印，其传始广。法帖原刻石，嵌于北京内海之阅古楼墙壁间。

　　丛帖增印，其事不难，而三希原帖，则不可复得，拥连城之价。王羲之《快雪时睛帖》为唐人摹本，行书四行二十八字，尺牍纸本，高七寸一分，广四寸六分，是王羲之40岁之后作品，也是羲之传世代表作之一。因帖内有“快雪时晴”四字而得名，虽仅为“书圣”手札便条，然用笔洒脱，字体疏朗，动中有静，具“龙跳山门，虎卧风阁”之势，乃羲之行书精品。

　　此帖原是康熙朝国子监祭酒冯源济传家之宝，先由源济进献康熙帝，后传至乾隆帝手中。乾隆帝终生对此墨宝之热情始终不减，常于三希堂临摹玩味，竟先后为此帖题跋73次，足见其在乾隆帝心中之地位。

　　羲之第七子献之《中秋帖》，无款，传为王献之书，亦有人怀疑是宋代米芾据献之《十二月帖》所临，以篇首“中秋”二字得名。纸本，纵八寸四分，横三寸六分，行草书，三行二十二字，前后有阙文。献之书法得其父真传，且有创新，将王体行书笔意进一步升华、提炼。此帖已接近草书，用笔如行云流水，诸字之间连带互映，章法完美至极。此帖为其50岁后之作，属便笺手札作品。献之于笔势与气韵方面，似可超越其父，首创“一笔书”草体。此帖笔势纵逸豪放，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脉不断，乃“一笔书”之经典力作。羲之被尊為“书圣”，而献之则有“小圣”之誉。

　　王珣乃羲之子侄，其《伯远帖》六行四十七字，属典型晋代行书，内容为叙事之辞，以首句“伯远”二字而得名。《伯远帖》用笔灵动飞舞，为上乘行草作品，且为其中唯一真迹。若将《三希堂法帖》喻为书界之龙，则三希无疑乃巨龙之睛。

　　风雅极致

　　乾隆帝不仅于“三希”多次题跋，还曾亲撰《三希堂记》，以志其盛，以示其诚。在《三希堂记》之中，乾隆帝称蔡公世远曰“闻之蔡先生”，字而不名，仍执弟子礼，以示对恩师之崇敬；自称为吾而非朕，于“书圣”面前放下帝王之尊，谨表谦恭。考虑到当时皇权至高无上之时代特点，此举实属难能可贵也。

　　乾隆帝不仅自撰此《三希堂记》，复命词臣沈德潜撰写并题写《三希堂歌》，悬挂于三希堂。歌曰：“江左风流数王氏，司徒以后多闻人。羲、献父子树清节，法护文学超常伦。勋名一家著史册，翰墨百代留精神。快雪时晴洵书圣，中秋姿媚中藏筋。伯远一帖推后劲，遒逸自足追前尘。东晋至今十六代，离合聚散同烟云。太清楼空几泯灭，宝晋斋废疑沉沦。至宝阅世永不坏，鬼神呵护留乾坤……”沈德潜不愧是御用大诗人、江南老名士，歌功颂德，润色帝业，顺手拈来，难出其右。全诗文采飞扬，辞藻华丽，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至此，一组由“十全”天子、翰林名臣共同打造的中华古典文化精品横空出世，标志着传统文化体系已走向巅峰、达到极致。君臣之间，可暂时跨越身份鸿沟，忘却尊卑之序，或谈古论今，齐贤述圣；或挥毫泼墨，切磋鉴赏；或赋诗填词，吟风弄月，风雅无限，其乐融融。

　　乾隆帝对书法之嗜，绝非附庸风雅，而是发自内心。以天子之尊，身处名利漩涡之中心而不得自拔，面对外朝之万机待理，内廷之斗角勾心，后宫之佳丽如云，御膳之海味山珍，若无定力，必难以自持，折寿伤身。自古以来，帝王贵胄平均寿命尚不及布衣平民之主因，在乎此也。而乾隆帝竟得居大位60年，复加太上皇三载，以89岁高龄无疾而终，为君主长寿之最。而对书法之爱好，对碑帖之沉潜，搦管之时烦恼皆忘，展卷之际心静若水，无疑是最为重要之依凭。

　　然而，乾隆朝之历历盛景，其实是中国传统社会之回光返照，残阳一抹，是不可再现之辉煌。月盈则缺，物极必反，其后所发生的一切，均可验证这一铁律。

　　历尽坎坷

　　时至晚清，国势衰落，内忧连连，外患不断，列强狼奔豕突，朝廷风雨飘摇。武昌城头炮响，诸省纷纷响应，继而清廷退位，民国肇基。《三希宝帖》之命运堪忧，成为时局板荡之缩影。

　　根据《皇室优待条件》，废帝溥仪仍居紫禁城后宫，养尊处优，称孤道寡。时至民国十三年（1924）11月5日，冯玉祥所部兵临城下，将溥仪逐出皇宫。《中秋帖》与《伯远帖》在劫难逃，历尽坎坷。在当时一片慌乱之中，溥仪庶母敬懿太妃将二帖偷出皇宫，竟低价卖给一家小古玩店。然后，二帖被曾做过袁世凯陶务总监督的郭葆昌购得并珍藏。去世之前，传予其子郭昭俊。

　　新中国成立前夕，昭俊携二帖避至台湾，不久再迁香港，因生活窘迫，不得已将二帖抵押于英国汇丰银行。后来经周恩来总理批示，政府出重金购回，二帖得以回归故宫博物院。而《快雪时晴帖》更是离乡背井，身世飘零。溥仪出宫之前，暗中派人将其装入行囊，但在出宫时，被守城卫士搜得，交付清室善后委员会。作为头号珍宝，此后一直得到严密保护。1948年，国民政府摇摇欲坠，原故宫博物院召开理事会，决定将部分文物运往台湾。庄尚严奉命将包括《快雪时晴帖》在内的238951件故宫文物带至台湾，现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仿建之“三希堂”，形单影只，茕茕无伴。而北京故宫博物院之三希堂，仍保留乾隆帝时原样，独缺此帖，大憾无边。

　　2010年，在故宫博物院建院85周年之际，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分别授权，以馆藏《三希宝帖》真迹交付已有300年历史的古书画老字号“荣宝斋”，采用珍贵高仿工艺，按原作规制，等大再现《三希宝帖》之神采。高仿《三希宝帖》完全保留历代名家帝王题识、钤印等历史印迹，被称为“僅下真迹一等”之艺术珍品。乾隆帝一生珍爱之稀世珍宝，以此方式重聚，书法与收藏爱好者，可聊得慰藉矣。

　　诗仙李白有诗云：“我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往日之辉煌，于今不再，只能徒发“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之慨叹。作为后学晚辈，面对往圣前贤留给我们的件件瑰宝与文化高峰，只能频发望尘之叹。莫云超越古人，即便是继业守成，亦深感有心无力焉。

　　最后，笔者以一首七言诗，作为结语：

　　百年回首话三希，法帖乾龙两依依；夏日恭摹陶而醉，春宵敬览痴且迷。石渠宝笈书荟萃，秘殿珠林画云集；无奈盛极衰必至，昏鸦老树伤仳离。

　　邸永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