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陈寅恪在西南联大教书，住在傅斯年楼上。
傅斯年被称为“傅大炮”，连见蒋介石都傲慢地翘着二郎腿，不爽时，甚至对蒋介石破口大骂，可见了陈寅恪却毕恭毕敬。
每当日军空袭，傅斯年就拖着肥胖的身体，小心翼翼将眼睛不好的陈寅恪搀扶下来，送进防空洞。
对有学问的人尊敬，便是教养。
陈寅恪晚年眼睛双目失明，学生蒋天枢夫妻从上海到广州看望陈先生，由于陈先生看不见，忘记了请他落座。蒋天枢就一直站在陈先生身旁，听陈先生讲话，恭恭敬敬站了几个小时。
蒋天枢在晚年放弃自己全部研究，着手编辑恩师陈寅恪的著作，只为敬重二字。
如此修为，便是教养！
新文化运动后，因政见不同，鲁迅和胡适分道揚镳。鲁迅在报刊写文章多次挖苦、讽刺胡适。甚至骂胡适“蒙着公正的皮”“丑态让人作呕”。鲁迅刻薄，天下皆知。
面对鲁迅痛骂，胡适却从不应战。相反，只要鲁迅有好文章，胡适就全力推荐。1936年，鲁迅去世，许广平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给胡适写信，请他“鼎力设法”帮忙出版《鲁迅全集》。
胡适二话没说，立即出马推荐商务印书馆，并担任鲁迅纪念委员会委员，为《鲁迅全集》出版拼尽全力。
君子交绝，不出恶声，这就是修为，这就是教养。
教养不是客套的礼貌，而是顾全别人面子的尊重。
武汉大学李德仁院士，八十岁那年讲一堂公开遥感课程。这节课，大约两个小时，李德仁院士为了讲好那一节课，一直站着，水杯就在手边，却不曾喝过一口。
距离下课还有半个小时，李德仁院士实在坚持不住了。他突然说：“对不起各位同学，我头有些晕，实在坚持不住了，可能不能讲了，对不起，对不起。”
连续说了两句对不起后，他就半躺在椅子上一直大口喘气。按理说，正常下课就可以了。可他却坚持让学生把课件放完，他就一直坐着，充满期待地看着下面的青年学生们。
他喘气越来越厉害，眼看都快不行了。所有在场的老师都急了，赶紧拨打了120把李德仁院士接走。
李德仁教授用生命去讲课，要的不是回报而是心安理得。
我上高三时，语文老师因为感冒，嗓子严重发炎，严重到完全说不出话。
最后一节课，她来到教室，用板书写了“由于今天嗓子不适，重点会写板书，放幻灯片，希望大家谅解”。然后我们大家都唰唰唰认真记着笔记，语文老师就一直站着。
下课铃响了，只见语文老师拿起黑板檫把黑板擦得干干净净，然后赫然写下：对不起，由于我的身体原因，耽误了大家宝贵的时间，让大家受委屈了。
然后，她做了一个让我此生难忘的动作，她将腰深深地弯下去成九十度，给大家鞠了一躬。
我至今依然记得这一幕，一个小县城的教书匠，在自己生病的时候，心里念着的依然是自己耽误了大家的时间。
教养，就是在看上去不起眼的小事上，处处想着别人，设身处地的帮别人考虑。
大学时，我给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做家教。电话和她母亲沟通，试讲课程不收钱，如果觉得我讲得可以，下一次再付费。我坐公交车到了她家，试讲结束后，她妈妈送我下楼。
在楼下，她拿了一个信封，说：“孩子说喜欢听这个哥哥讲课，这是您的讲课费。”以后每一次，她都把钱放在信封里，一直送我下楼后，才递给我。
后来，我才明白，她是为了尊重我。也是为了不让孩子过早地沾上铜臭味，让孩子懂得我是他们家庭专门请来的老师，应该以礼相待。
真正的高贵，从来不是高人一等，而是真正让人亲切的教养。
非常赞同一句话：所有礼貌和教养不只是干瘪单薄的客套，而是推己及人的周到和体谅。这考验的不止是情商，还有你的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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