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从优秀到卓越》一书的第四章中，介绍了一个所有卓越企业一直都在用的，而且还将继续运用下去的关于信念的方法，叫斯托克代尔悖论。
所谓“斯托克代尔悖论”，是指你必须坚持你一定胜利的信念，同时还得面对现实中各种残酷的事实。
海军上将吉姆·斯托克代尔是越战激烈时期“河内希尔顿”战俘营关押的美方最高军事指挥官。从1965年到1983年的8年期间，他被严刑拷打20多次。但他顶住了越方的压力，并想方设法创造条件，增大战俘获释的机会，甚至还发明了一种只在他们战俘内部的交流方式，来互相鼓励。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斯托克代尔上将的结局，他最终得以获释，与家人团聚，用他的余生在美丽的校园里研究哲学。他还和他的妻子合著了《爱情与战争》，记下了他们在这八年中的经历。问题是，在面对战俘营的虐待时，在暗无天日的日子里，当他身处其中，完全不知结局时，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在《从优秀到卓越》一书中，吉姆·柯林斯笔下的上校这么说道：“我从来不对故事结局失去信心，我从不怀疑我可以走出来，而且最终会成功。回忆起来，这要归功于我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不会出卖自己。”
“哪些人没能走出来？”
他回答说：“这个简单，那些乐观主义者呗。”
这真是一个让人迷惑的答案。乐观主义者最后没能走出来，这是为什么？答案就是他们搞混了原则和信念。信念是你一定会成功——这点千万不能失去——原则是你一定要面对现实中最残忍的事实，无论它们是什么。那些乐观主义者判断，圣诞节之前一定能出去，后来又期盼复活节之前一定能出去，然后又是感恩节，又是圣诞节，在一次次的失望中，他们把自己压垮了。
关于悲观和乐观的争论与对比，比较出名的是钱钟书和顾准。易中天《书生傻气》中的一段这么描述：顾准和钱钟书的区别还在于他们对人的看法不一样。钱钟书真的知道“人之丑陋、愚蠢、虚伪，是没法子的事情，知道世界喜欢在荒诞、滑稽里闹成个兴高采烈的样子”，所以钱钟书并不把自己的能力看得太重，也不把别人的荒唐看得太重，因而能够活得干净、明快、轻松、潇洒，在明智清醒的同时保持一份幽默感，还能偶尔任性一下。这一点思想在他的小说《围城》中就体现得很明显。顾准却相反。在他看来，人也好，世界也好，目前这种状况都是不对头的，而且是有办法的。因为不对头，所以他要革命；因为有办法，所以他要思考。他在晚年不要命地阅读、翻译、思考、写作，就是想找出一个使人类避免苦难、得到幸福的办法来，并把这办法告知世人。
可见，顾准其实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尽管他主张“经验主义”；钱钟书则其实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尽管他生活在超现实的学术世界里，而且活得快乐。
实际上，真正的乐观主义者是不会快乐的，彻底的悲观主义者才快乐。所谓“乐观主义”，是相信世界总会变好，并且有一个理想模式在那里。然而世界在事实上又并不如这些人所想象的那么美好，因此他们痛苦。盲目乐观主义并不是真正的乐观，有时还会在一次次失望中收获更深的绝望。
乐观主义者被压垮，就是把信念和原则搞混了。
事实上，当过南非总统的曼德拉也是一位“斯托克代尔悖论”的践行者。在任职总统前，曼德拉是积极的反种族隔离人士，当他领导反种族隔离运动时，南非法院以密谋推翻政府等罪名将他定罪。曼德拉在罗本岛监狱中服刑了27年，最终无罪释放。要是普通人，信念早已垮塌，但曼德拉即使是在狱中，也没有放弃信念，他入狱的时候已经46岁了，被判处的是“终身监禁”，但在狱中，他仍然坚持反抗不平等待遇，也不放弃变好的任何可能，于是，在他锲而不舍的努力下，为犯人们争取到了挖石灰劳作时可以戴太阳镜的权利，他还在监狱里种蔬菜，组建足球队，甚至组织狱友们学习，许多人在这里拿到了大学学位。如今，当时黄家驹根据歌颂曼德拉出狱这件事写的《光辉岁月》也和曼德拉的传奇一生一样，成为经典的一部分。
斯托克代尔上将的话，不仅对于企业来说是醍醐灌顶之言，实际上这对我自己的发展也有深远影响。它是“我能行”精神的调和剂，它可以使你在遭遇困难之后不是变得软弱，而是变得更强大。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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