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互联网角度建言香港定位

　　11 月 26 日，阿里回归香港上市。首日市值达到 4 万亿港元。阿里巴巴随即超配 7500 万股于 12 月 6 日上市交易。香港从 2014 年认为“港失阿里，焉知非福”彻底转变，终于认识到，港得阿里，方才是福。

　　香港局势，从短期看，要止暴制乱，从长远看，要解决港人自我认同，或者说关于“我是谁”的定位问题。仅从互联网发展带来的机遇和共同利益角度看，从阿里回归，在商言商讲，香港在国际命运共同体中，将来定位于第二纳斯达克，是比较有利的。

　　香港人现在对自身的经济定位，认知紊乱，短期想不出头绪。别的任何利益相关方，如果只从自身利益出发，代香港定位，因做不到平衡，也很难长久。只有既适合香港发展，又符合各方利益的定位，才比较有可持续性。这样的共同利益有一个，就在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这个新增长空间。具体来说，支撑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资本市场（风险投资市场），放在美国、英国还是中国的沪深，都存在不确定因素，这可能是香港将来在商业上求发展的最大机会。

　　机会就出现在中美脱钩风险日益增大过程中。由于历史原因，成功的中国互联网股，几乎全部出在美国，以纳斯达克为主。中美合作，本质是高风险与高收益的对冲，是资本换市场。即美国承担资本风险，来换取中国市场上的利润。这是 VIE 可以存在的微妙的均衡式。中国不是不想发展纳斯达克，获得高利润，但主要是不愿也无法承担对应的高风险（比如成千上万家企业退市）。沪深两市有一个致命弱点，导致不适合冲在前面当纳斯达克，它们都存在没有退市的壳机制，在承担某种宏观使命。和稳定相比，与高风险对应的高收益，再有诱惑，也难以成为定位级的考虑。

　　香港却不同，它只要坚持自由市场经济，不搞壳市场，就有承担互联网乃至中国发展数字经济的创新风险的一定能力与实力。过去，香港有这种能力，但没有这种观念。表现为港股市场难以同英国保守金融理念（如同股同权）切割。受阿里巴巴弃港赴美上市的重重一击，以董建华与梁锦松为代表的精英终于警醒。以小米上市为接纳双重投票权的第一单，标志着香港迈出了股份与股权分离（等于理念“脱欧”）这一步，从而成为国际上第二个具备纳斯达克实质条件的地方。

　　再看中美关系，如果中美处于蜜月，香港也没有机会。恰在当前，美国国内脱钩之声日盛。其中，贸易脱钩、技术脱钩、教育脱钩，都好办，因为有替代。一般资本脱钩也好办，因为也有替代，但如果风险资本脱钩（比如将中概股都赶出纳斯达克），对中国互联网发展，会造成实质冲击（这种冲击不在于钱本身——中国并不缺钱，将来也不缺——而在于背后的风险能力）。恰好香港不早不晚具备了纳斯达克潜在替代者的条件，这是天佑中华，天佑香港。香港可以成为中国互联网资本备胎，进而成为中国数字经济的资本创新驱动发动机。这个利益的量级比香港目前体量大不止一倍，其中对大陆、香港双方的好处，不亚于香港在中国工业化中充当工业资本中间人所获得的一切。

　　香港年轻人现在不一定真想明白自己要什么，等过十年二十年，如果有合适条件，他们会明白，与欧洲院校合作，围绕风险投资提供信息服务（类似有英语优势的印度以信息服务业立足世界），可能是他们在人类中的真正生存与发展空间。香港年轻人目前至少对互联网不反感。

　　姜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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