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病与文明

　　武汉，一个人口过千万的世界级特大城市，突因严重疫情而全面“封城”，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

　　從历史上席卷全球的疟疾、伤寒、霍乱、鼠疫、天花，到本世纪开始流行的艾滋病、非典、禽流感、登革热、埃博拉，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与疫病同行的历史，也是与疫病抗争的历史。

　　其一，疫病曾毁灭文明。鼠疫，在所有疫病中最令人恐惧，历史上它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2亿，仅14世纪蒙古大军携带鼠疫杆菌入侵，一次就导致欧洲超过1/3的人口死亡。天花，深刻影响了人类进程，数百名西班牙殖民者能够征服阿兹台克帝国（现墨西哥），靠的就是让对手染上致命天花病毒，直接导致两千多万土著人死亡。

　　战争是毁灭文明的主要方式，病菌又是战争的超级“武器”。 天花病毒对西班牙殖民者的致病率不超过10%，对当地土著人的致死率却超过90%。这是因为一种病菌在一个族群中发生过后就会在这一群体中逐步产生抗体、具有免疫力，但当这一群体携带病菌进入另一相对隔离族群时，就会产生毁灭性的打击。人是文明的基本要素和文明传承的主要载体，毁灭人就是在毁灭文明，印第安文明、玛雅文明的消亡都是如此。

　　其二，疫病也伴随文明。一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也是疫病的迁移史。狩猎时代，病菌相对固定地寄宿于野生动植物，人类则迁徙移动、被感染的机会不大。农耕时代，人类停止迁徙、人口密度大增，这为病菌的深度传播提供了舒适的温床。工业时代，人们城市化栖居，城市人口密度越来越大，不断增多的流动人口、更加便捷的交通，让病菌搭上了广泛传播的高速便车，疫情的扩散速度和控制难度都远超以往。

　　病菌与人类进行的是一场不断升级的竞赛。早期，人类对待疫病的唯一手段是缓解症状，靠自身免疫力系统的自然机制调节。病菌的优势是繁殖速度快、基因突变快，这意味着每次新疫病出现后人类都会先经历大规模的死伤，然后再经过几代人的时间产生抗体、获得免疫力。但这种共生共存和相对平衡是短期的、暂时的，旧的病菌不断升级变异，新的病菌不断从野生动物传到人。

　　其三，疫病更阻挡不了文明前行的步伐。疫病的流行，让人类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人类在承受疫病带来的损失和痛苦时，也同样在创造着文明。疫病非但没有毁灭人类，却激发出人们抗击的勇气和能力，一次次击退疫病，使人类的繁衍得以生生不息、充满生机，也使人类变得更加坚强、更加理性、更加智慧，从而一次次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

　　人与疫病竞赛的天平倒向人类，在于科学和文明的进步。抗生素和疫苗的发明，使人类不再处于被动的防守，于是天花绝迹了，小儿麻痹症、麻风病等重大疫病即将消亡。同时，旧病菌的变异和新病菌的出现越来越快，人类研发新药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战胜疫病的能力越来越强。总体而言，疫病对人类社会的破坏和冲击力早已呈逐步衰减之势。

　　疫病与文明的关系，相当程度上也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人类之前，病菌就在自然界广泛存在，与病菌共存是人类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新型疫病绝大多数来自野生动物源，专家估计还有数以万种的野生动物病毒未被发现。因贪吃野味等不良嗜好，每年都有数种病毒从动物传给人类，而且发生的频率越来越快。因此，人与自然必须和谐相处，敬畏自然、善待野生动物尤为重要、迫在眉睫。

　　人类不能说已可坦然面对任何新疫病的挑战，武汉遭受的史无前例的严重疫情就是明证。但秉持科学和理性的精神，不屈不挠，顽强抗争，人类就一定能够战胜突如其来的疫病，庚续前行。

　　武汉，因巨大牺牲而崇高，因奋力抗争而伟大。

　　胡汉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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