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基建不足以挑大梁

　　随着中国疫情防控曙光初现，如何刺激经济以对冲疫情造成的影响，是经济学界近期讨论的焦点话题。“新基建”一度被寄予厚望。不过，在中国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看来，在当前这个关口，新基建并不足以挑大梁。

　　在疫情发展比较重要的节点上，讨论新增长动能：今后中国发展很重要的一个突破口，是都市圈的发展。

　　新基建不足以挑大梁

　　这次疫情对经济造成了影响。现在，经济开始逐步恢复。当务之急是，让产业链转起来，否则有些地方复工后不能复产。在恢复阶段，最重要是可以采取一些宏观政策，比如货币财政政策，主要是让经济恢复正常运行。

　　现在可以设想，疫情结束以后，可能有些行业会出现反弹。比如大家憋了一段时间，要出去吃几顿、要出去玩，甚至旅游、出国，这些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反弹。但是疫情会对经济增长带来一个硬缺口。无论从全年经济增长目标来讲（即使这个目标有所调整），还是从经济稳定增长的角度来讲，对这个硬缺口，现在需要采取一些非常规的对冲措施。

　　但问题是，这个对冲措施到底是什么？

　　最近一段时间，流传着各种各样的所谓经济刺激方案。这两天流传比较多的，大概是有几个省 25 万亿基建投资的计划，并且冠了一个新名词，叫“新基建”。但仔细一看，实际是这些省多年的投资计划，并不是这一年的。而且，有的去年已经开始实施了。另外，投资规模上有几个省的增速是在下降的，投资的内容大部分还是老基建。所谓的“新基建”，往宽了算，也就是 10% 左右，还是挑不起大梁。

　　另外有些“新基建”的内容，如 5G基础设施建设、充电桩，有必要，但得看相关的产业到底发展怎么样。比如，5G 的应用到底怎么样？前段时间任正非写了一篇文章，他是比较清楚的，他就讲，5G 主要是在一些垂直领域可以有一些深度应用。所以，5G 还需要时间。至于充电桩，涉及到新能源汽车的发展，现在也遇到一些瓶颈。这些基础设施一定和它要服务的对象相配套发展。

　　剩下的像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实际上这些产业化的东西虽然具有平台的性质，要算它是新基建，也可以，但它基本上都是企业投资。企业投资和政府投资还是有很大差别，他不是前景看不清楚就把钱往里砸。

　　所以，新基建是很有前景，今后中国也得投；但在目前这个关口，到底能起多大作用，一定要认真分析。我们现在什么事都容易炒，炒起来以后可能最实际的就是股市上的反应，有些行业股票大涨，但这和真正的经济增长还是两回事。

　　所以，需要非常实际讨论：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有一个硬缺口，到底怎么往上走？除了这种刺激政策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出路？世界上其他几个经济体和中国为什么增长速度有差别？是不是光靠刺激政策就能把经济拉上去？前段时间讨论是不是要“保 6”，有些专家主张，通过刺激政策把增速拉到 6% 以上。如果刺激政策真管用，那美国和日本也可以往 6% 拉，他们为什么拉不上去？

　　回过头来想一想，中国即使现在有 5%-6% 的中速增长，主要靠的是结构性潜能。中国过去高速增长和现在、今后一段时间的中速增长，也还有结构性的潜能——中国现在和发达经济体相比，我们还有什么事没做。另外，我们现在有一些新的产业、新的创新，也提供一些机会。这些就是结构性潜能和潜在增长率。

　　从这个角度来讲，大都市圈的发展，就是中国今后至少五年到十年最重要的改革之一。

　　发展大都市圈

　　我刚才提了一个问题：除了刺激之外，中国是不是就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还有相当多的经济增长办法，最大的一块就是都市圈。

　　我做一个简单的判断：今后十年，新的经济增长动能、转型升级、创新驱动，百分之七八十就在国内若干个大的都市圈发展。那么，都市圈是什么样的形态？现在都市圈里的核心城市都有了，而且核心城市太拥堵，在核心城市周边 50-70公里，最多 100 公里范围之内，能够发展出一大批小镇、小城。

　　比如，在北京周边 50-70 公里的范围内，在环首都经济圈——包括北京到天津、北京到保定，雄安新区等——节点性城市之间，建起几十甚至上百个小镇，彼此之间用轨道交通连接，然后形成一个城市网络，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硬的软的全都上去，形成一种新的城市形态。形态上来讲，是小分散大集中。一方面把原来核心城市里太拥堵的、很多功能都不够集中的，可以分解出去；另一方面，在都市圈范围内，特别是这些小镇可以吸收大量人口。中国将来形成三五千万人的大都市圈、或者大都市圈构成的城市带，是完全可能的。

　　另外，城市功能过度集中，有些是非首都功能，过于拥堵，城市病也就出来了。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制造业现在成本太高，包括华为，在东莞松山湖搞了一个小镇。我们城市房价也过高。但更重要的是，目前中国的城镇化率是 60%，应该还有20% 左右的提升空间。

　　此外，中国最近几年城市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到中心城市、都市圈来的，是其他城市的人。中国现在的城乡结构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可能有数以万计的农村，人很少了或者没有人了。从城市来讲，现在有上百个城市的人口是在收缩。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到了中心城市、都市圈。

　　所以，都市圈的发展，可以满足几个方面的需求：城里人下乡、疏解城市功能、降低制造业成本、降低城市房价，更重要的是吸收农村人口或者是城市结构优化的人口流动的需求。

　　最后，解决方案在什么地方？就是大都市圈的发展。

　　大 都 市 圈 的 发 展， 重 点 是 这 个圈——因为核心城市部分现在已经差不多了。可以想象，北京周边如果建设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小镇，可以有一些养老社区；北京市区大企业总部很多，也有人提出让他们分散到其他地区，这比较难，但是可以分解到周边的小镇，北京周边可以有航天小镇、新能源小镇、人工智能小镇，还有一些制造业小镇——北京的制造业可以往外转，河北、天津很多的制造业也不一定非要在县城里边，也是要集聚。现在制造业在空间上都是集聚的，就是要集聚到这些大都市圈的小镇里来：一方面成本可以降低，另一方面可以分享专业化分工的好处。

　　发展大都市圈是当务之急。这种改革是不是需要时间？如果有政策，短期之内就会产生作用。从带动经济增长的角度讲，它所带动的需求是综合性的：房地产投资、基建投资、制造业投资。

　　另外，这些都市圈范围内的小镇，现在完全可以有一套新的建法，不一定走发达国家的老路——也就是套用传统的工业化、城市化的技术和方法——完全可以用绿色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这就给更多的新技术、新产品提供了一个空间。

　　这个需求量确实很大。可以算一下账：今后十年，仅仅都市圈的发展，给中国经济每年提供的增长动能，保守估计，每年也会有 0.5 到 1 个百分点。

　　这么大的增长潜能，是不是说一句话就往前推动了？现在不是，现在最重要的是农村集体土地制度的改革，包括集体建设用地和国有土地应该同价同权同等入市。这方面，新的《土地法》已经开口子了。农民的宅基地能不能外部流转，是争议很大的问题；包括小产权房问题等，怎么解决。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很多难题。但这些问题也不是没有解决办法。

　　另外，土地规划也需要改革。过去这些年，给城市化发展潜力不大的地方的用地指标量比较大，像东部地区、大都市圈发展比较快的地区，反而用地指标比较少。这个应该改革。土地指标应该和人口、特别是农民工进入城市的数量，要直接挂钩。

　　农村集体组织内部治理结构的改革，也很重要。现在有些地方农村，土地交易或者集体组织的一些活动，透明度不高，甚至出现一些腐败问题。这都要通过治理体系的改革来解决。再比如，城乡财税体制的改革等等。还有，像城乡接合部这些土地转让了以后，有一部分收入是要交税的。这一系列的改革，要在仔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做出很好的政策设计。

　　这些问题，我们还是要面对、要解决；解决了以后，把中国都市圈发展、增长的空间打开。这个潜能比各种各样的刺激方案的潜能要大得多。

　　这就是我现在强调的：当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特别是遇到某种很大挑战的时候，应该推出一些新的改革措施，把中国经济增长的潜能释放出来，从而有一个中速的高质量的发展。现在应该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机。

　　（据刘世锦在 3月 11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朗润·格致论坛上的发言整理）

　　刘世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