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把爱情当点心，把婚姻当饭吃

　　1969年1月9日，在中国台北阳明山麓林家花园的客厅里，点着一对喜烛，林语堂夫妇庆祝结婚50周年。他把一枚金质胸章献给妻子廖翠凤，上面铸了“金玉缘”三字，并刻了他翻译的诗《老情人》。他说：“我送了她一枚胸章，表彰她当年强有力的决定，50年来一次又一次为家庭的幸福做出的牺牲。”

　　婚姻像一双鞋，穿久了便会合脚

　　林语堂自幼天资聪慧、记忆超人，父母对他十分宠爱。1912年，林语堂以第二名的成绩结束了中学阶段的学习，考上了上海圣约翰大学。

　　在那里，林语堂认识了隔壁圣玛丽女子学校学美术的陈锦端。用林语堂的话说，“她的确生得奇美无比”。而陈锦端也十分倾心于博学多才的林语堂。可她的父亲嫌林语堂家贫，坚决反对。为了弥补对林语堂的愧疚，他把隔壁家的廖家二小姐，介绍给了林语堂。这个廖家二小姐，就是廖翠凤。

　　廖翠凤到圣玛丽亚书院读书时，和林语堂渐渐有了些往来，失恋的林语堂也尝试着从失败的情感中走出来。他们慢慢走到了一起。

　　林语堂上门提亲时，廖翠凤的母亲忧心地对女儿说：“他是个牧师的儿子，家里没有钱。”廖翠凤回答：“穷有什么关系？”林语堂被这句话深深感动。

　　林语堂和廖翠风订婚后，回到上海圣约翰大学继续学业。陈锦端没有服从父亲的安排嫁人，而是远渡重洋，到美国攻读西洋美术。

　　1919年1月9日，林语堂与廖翠凤举办了婚礼，随后双双前往美国。结婚后，林语堂做了一件奇事——他把结婚证书一把火烧掉了。不过，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把婚书烧了吧，因为婚书只是离婚时才用得着。”这件事成为美谈，这也是林语堂的处世哲学。

　　到了美国后，林语堂一头扎进了哈佛大学图书馆，在哈佛读了一年，他的助学金却被停了，而后他们到了法国，又转到德国。林语堂先在歌德故乡的耶拿大学攻读文学，获得硕士学位，又到莱比锡大学攻读比较语言学。归国后，林语堂在北京、厦门等地教学任职，并生下3个女儿。后来，一家人定居上海。

　　幽默是一种人生态度，更是一种人生智慧

　　一次，林语堂应邀参加一所学校的毕业典礼，在他前面有不少人做演讲，都讲得冗长乏味。轮到林语堂演讲时，时间已经过了正午，学生们开始不耐烦了。一上讲台，他开口就说：“绅士的演讲，应当像女孩子穿的裙子一样，愈短愈好。”此言一出，全场哄堂大笑，听众们精神为之一振。

　　林语堂讲学从不正襟危坐、拿腔拿调，他喜欢在讲台上踱来踱去侃侃而谈，有时会走到听众中间与大家直接對话，从来不念、不看讲稿。

　　林语堂第一次到东吴大学法学院讲课，登上讲台后，他不慌不忙地打开皮包，里面竟是一包带壳的花生。他把花生分送给学生享用，自己就从吃花生讲起：“吃花生必吃带壳的，一切味道与风趣全在剥壳，剥壳愈有劲，花生愈有味道。”同学们饶有兴趣地边剥花生边吃边听。林语堂继续说：“花生又叫长生果，诸君请吃我的长生果，祝诸君长生不老！我讲课从不点名，诸位吃了长生果多长记性，不要逃学，则幸甚，幸甚！”全场顿时活跃起来，学生热烈鼓掌。

　　对于夫妻间的争吵，他也有自己应对的妙招：“少说一句，比多说一句好；有一个人不说，那就更好了。”林语堂承认，他的自由天性也只有翠凤这样的妻子才能完全包容，并总结说：“才华过人的诗人和一个平实精明的女人一起生活时，往往是，显得富有智慧的不是那个诗人丈夫，而是那个平实精明的妻子。”

　　善解人意的妻子

　　陈锦端学成回国后，在上海中西女塾教美术，求婚的人踏破了陈家门槛，她依然不为所动，她心里还装着林语堂。

　　廖翠凤善解人意，主动请陈锦端来做客。每次陈锦端要来，林语堂都十分紧张坐立不安，女儿不解就问妈妈，廖翠风笑着说：“爸爸曾喜欢过你锦端姨。”弄得林语堂很尴尬，只好默默抽烟斗。廖翠凤实在是难得的大气，这样的“大气”背后，是一种将爱情渗透到生活，成为交织寻常的笃定，更是一种对自己所选男人的品德和性情的笃定。

　　陈锦端眼见林语堂一家人和乐融融，她终于决定结婚，嫁给了厦门大学教授方锡畴，可惜她一直没有孩子，只领养了一男一女以享天伦之乐。

　　1976年3月26日，林语堂病逝于香港，灵柩运回了台北，埋葬于阳明山麓林家庭院后园，林语堂去世后，廖翠凤守着他的墓，时常一个人在墓前陪着他说说话、聊聊天。

　　1987年，廖翠凤在香港去世。廖翠凤的一生是甜蜜的，快乐的。和有趣的人在一起，平淡无奇的生活会变得妙趣横生，能把日子过成了段子，这就是嫁给爱情的样子。

　　老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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