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社会心态变化及其应对

　　【提要】良好的社会心态是社会发展稳定的前提，是社会治理及其创新得以有效进行的社会心理基础。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应先构筑心理防疫“墙”。本文分析了我国社会心态变化的“四大趋势”和“四大困境”，对新冠肺炎疫情下侥幸、恐慌、愤怒、围观和猎奇等五种负面社会心态的表现形式和形成原因进行了剖析。当前，为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提升信息传播透明度，提高舆情处理能力，强化公众科学素质培养等。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社会心态；形成原因；对策建议

　　众所周知，社会心态是人们对自身及现实社会所持有的较普遍的社会态度、情绪情感体验及意向等心理状态，是透视和观察社会状况的“晴雨表”和“风向标”，会影响每个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甚至影响整个国家经济发展大局（王俊秀等，2014）。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新冠肺炎疫情作为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不仅会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还会不同程度地影响人们的心理健康，当前民众的反应透视出当前社会心态的总体状况和潜在问题。面对疫情，树立积极乐观的情绪、健康向上的心态，也是一种强大的免疫力，也是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要保障。因此，在疫情防控期间，不仅应重视医疗救治、物资保障等有形手段，也应充分重视建设积极的社会心态这一无形手段，用“心”防疫，构筑心理防疫“墙”。

　　一、当前我国社会心态变化趋势

　　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就重视心态建设，集中体现在致知。古人言：“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王阳明：《答顾东桥书》）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和各领域治理成效的显著增强，人们的价值观、社会态度、社会情绪也发生了多重转变，社会心态整体上保持健康向上的积极态势，公众社会心态变化呈现“四大趋势”。同时，当前我国已步入了改革深水区、矛盾凸显期、问题交织期，社会矛盾多发且表现形式多样化、复杂化，各种社会思潮彼此激荡，社会心态也陷入“四大困境”。

　　（一）中国社会心态变化呈现“四大趋势”

　　一是综合国力显著提升背景下民众心态越来越自信从容。新中国自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用短短几十年时间总体上建成小康社会、从“一穷二白”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世界边缘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目前正阔步走在“强起来”的大路上。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激发了民众的自豪感和自信心，社会心理越来越自信从容，人民群众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持乐观预期，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充满信心。

　　二是信息传播多元化下民众心态越来越积极主动。随着信息传播的多元化，民众的表达和维权意识明显增强，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要求不断提高，越来越积极主动地发表意见、表达意愿、提出诉求，积极参与到公共政策制定的各个环节中来，参与深度和广度也在进一步加深和提高。同时，移动互联网、全媒体的发展使得民众的参与渠道更加多样化，民众主动表达利益诉求的意愿更加强烈，社会建设力量进一步加强。

　　三是重大突发应急事件下民众心态越来越包容理性。经历了2003年SARS、2008年汶川大地震等重大突发应急事件后，面对常态生活被打破，民众社会心态越来越成熟，对重大事件的反应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平和的状态，对社会事件认知的一致性程度不断提高，社会心理更加理性、平和、冷静。如，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中国社科院调查发现，民众对疫情重视程度大幅提高，对疫情风险认识趋于理性。

　　四是社会自组织活力释放，社会预期趋向乐观和开放多元。社会组织的发育完善对于增强人们的自尊感和社会认同感亦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魏钦恭，2019）。近年来，随着社会组织动员形式发生深刻变化，社会组织的规模、功能和地位都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社会自组织日益活跃，民众社会预期乐观向上，开放合作、多元治理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一段时间以来，微信群、朋友圈、BBS、微博等自组织和自媒体平台逐渐高度关注，积极发布关于疫情的各种消息，促使公众对疫情信息的了解更加及时，促使社会预期整体表现良好。

　　（二）社会心态陷入“四大困境”

　　一是由于公共服务资源稀缺所导致的社会焦虑与心理压力弥漫。民生问题常为“群体焦虑”的“病灶”，严重影响民众对政府的认知、认同，深度关涉政府的公信力，甚至导致政府陷入“塔西佗陷阱”。近年来，由于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不均衡所导致的“入园难”“看病难”“就业难”等，成为拨动亿万群众情绪的敏感神经，引发民众心态纠结和焦虑。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随着疫情的持续蔓延和防控举措的不断强化，部分民众由于担心医疗物资、生活物资等社会公共物资供给不足，出現了“初一抢口罩、初二抢米、初三抢酒精、初四抢护目镜、初五抢紫外线灯、初六抢手套、初七抢双黄连口服液”等现象，这种疫情发生后人们在恐慌中求安慰之举，反映了公共资源稀缺所导致的社会焦虑感和人群间的盲目附和。

　　二是由科学思维素养缺乏所导致的过度敏感和恐慌不安情绪蔓延。在全媒体时代，人人都能通过“百科”“知道”“求医问药”等途径，获得一知半解的信息，缺乏对科学常识的基本判断和思考。在一些突发事件中，有些媒体的一些不客观、不科学、不专业的报道会引发公众的恐慌情绪，并可能引发社会危机。如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有些人在个别媒体不恰当的引导下，认为“偏方防大疫”，社会上出现了一些偏方、怪方，比如燃放烟花爆竹可以驱散新型肺炎，用盐水漱口可以远离病毒，常吸烟的人因为肺里有烟油子保护不容易被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等等。

　　三是由诚信缺失、道德底线滑坡所导致的社会心理冷漠和低信任度泛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市场缺陷和价值观的变化导致社会诚信缺失和道德底线滑坡，不少人对他人的关怀、帮助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善意经常抱有怀疑态度，一些人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在他人遭遇困难和危险时袖手旁观，“跌倒无人扶、车祸无人救”等现象频出，导致整体社会信任度降低，整个社会越来越冷漠。“神马都是浮云”“吃瓜群众”“打酱油”“飘过”这些语汇，则生动体现了人们之间淡漠、与我何干、与世无争的态度，体现了一种冷漠的社会心态。

　　四是由社会分化所导致的社会心态民粹化和极端情绪滋生。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及自媒体的普及，民众有效实现了自我赋权，社会话语权由以往的精英阶层逐渐普及到普通民众，使得人们有了自我发声的机会，逐渐出现社会心态民粹化趋势。这种趋势在社会治理、民主政治、福利分配等领域暗流涌动，并与其他社会思潮交织在一起传播。尤其是网络民粹思潮盛行，各种极端言论、煽动性言语和谣言在网络上大肆传播（黄楚新等，2019）。同时，世界多地民粹主义急流涌动，并且呈扩散蔓延之势，我国民众也面临输入型民粹心态的潜在威胁。

　　二、新冠肺炎疫情下社会心态现状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随着疫情的加重和防控举措的升级，民众的关注度进一步提升，社会心态也发生了较大的波动，焦虑、恐慌等负面情绪不断蔓延、累积。总结来看，疫情爆发以来，民众负面社会心态主要表现为侥幸、恐慌、愤怒、围观和猎奇五种形式。

　　一是侥幸心态。不把疫情当一回事儿，即觉得“病不会落到自己头上”而过于乐观的心态。其表现是，认为疫情跟自己没关系，自己没有到过疫情高发地；即便到过疫情高发地，由于没有长时间停留，接触的人也不多，自己不会那么容易被传染。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调查显示，1月27日前29.1%的民众认为周围人不太重视疫情（王俊秀等，2020）。

　　二是恐慌心态。盲目悲观，即由于过于害怕而觉得“病毒随时会上身”的非理性心态。这种心态主要表现为，整天担心自己会被传染上，对所接触的人和疫情相关信息过于敏感，拒绝与外界接触，失去基本的判断力，偏听偏信。

　　三是愤怒心态。不将心比心，即对疫情高发区归来人员以及对政府防控举措表现出的抱怨、指责心态。这种心态主要表现为，“无缘无故”地抱怨、指责甚至迁怒于来自湖北等疫情高发区人员，对政府处置疫情的举措进行过于主观、片面、激进的批评指责。

　　四是围观心态。不感同身受，即面对疫情所呈现出的“吃瓜群众”心态。这种心态主要表现为，对疫情发展情况不了解、不关注，或是由过度恐慌所造成的莫名其妙的“无所畏惧”，依旧“我行我素”，对相关讨论、发言以及各种声音持“围观”态度。

　　五是猎奇心态。招摇过市，即用一些臆测语言或者夸大其词博得围观和关注的心态。这种心态主要表现为，利用自媒体等手段，采用“浮夸风”、“标题党”等形式过度传播疫情相关信息，甚至进行不实传播，吊足民众“胃口”，博得民众的关注，造成“滚雪球”效应。

　　三、新冠肺炎疫情下负面社会心态形成的主要原因

　　无论是中世纪在欧洲流行的鼠疫黑死病，还是20世纪70年代突发的埃博拉；无论是2003年在中国流行的SARS，还是2009年在美国等地流行的H1N1禽流感，都一再证明人类在自然灾害面前始终是弱小的，需要不断学习。通过此次抗击新冠病毒疫情，我们也有许多收获，这些收获必须机制化和制度化，才能保障以后很多错误不会重犯。

　　一般来说，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社会心态比平时更加脆弱和敏感，人们往往会感到焦虑、不安，这是一种正常的社会应激心态反应，是生物属性的内在必然体现（沙莲香等，2005）。但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民众负面心态的产生除了正常的社会应激反应外，政府防控举措不及时、信息披露不透明不准确、对谣言处置不到位、部分媒体报道不严谨等“四个不”是加剧负面社会心态的重要原因。

　　（一）政府防控举措不及时

　　当政府的所作所为未能达到公众预期甚至违背公众期望，就会导致负面社会心态的蔓延。部分担当关键任务的机构和个人在疫情防治期间表现出的能力欠缺与应对不及时是引爆社会负面心态的导火索。例如，疫情发生初期，湖北和武汉的地方政府未能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公布感染人员数量和疾病传染性，贻误最佳防控时期，并在随后未能立即采取有效手段阻断人群流动，造成疫情蔓延，这些成为本次疫情中社会负面心态的最初来源。再比如，武汉某医务健康机构既没有履行好捐赠物资的统筹与分发职责，又被爆出“倒卖捐赠物资”“为非发热定点医院分配1.8万只口罩”“阻拦央视记者进入仓库采访”等丑闻，促使民众对政府相关部门的表现感到失望和不信任，这是民众产生愤怒心态的重要原因。

　　（二）信息披露不透明不准确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相关调查，37.6%的民众认为本次疫情初期信息的公开比较滞后，40%的民众表示信息公开的透明程度比较低。政府前期对于疾病性质、传染性等信息披露不及时、不准确导致错过了疫情防控的关键期，也导致公众防范意识薄弱。如此一来，疫情爆发后百姓措手不及，身边实际情况与公开报道的差别让恐惧、愤怒与悲伤情绪蔓延，也引发了民众对食品、口罩、药品等物资的恐慌性抢购。

　　（三）对谣言处置不到位

　　部分行政机构及其官员在回应民众针对疫情的相关问题时，官僚气息嚴重，对民众的质疑避重就轻、答非所问，或者“车轱辘话”连篇、漏洞百出，承认自身工作的失误时不疼不痒、诚意不足。同时，相关机构采用撤热搜、删帖等舆情处置手段，则更易引发公众反感。如，对涉及2月1日爆热的武汉某公务车牌、对涉及8名所谓“造谣者”等民众非常关切的话题，进行删帖处理，遮掩和逃避事实真相，让公众更易产生“此地无银”的感觉。

　　（四）部分媒体报道不严谨

　　媒体在发布信息时缺乏审慎考量，这也成为引起社会心态波动的原因之一。随着全国疫情防控的升级，有关疫情的信息可谓铺天盖地，并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信息过载现象，影响民众对事实真相的判断。以“双黄连口服液”事件为例，媒体在披露最新研究成果时，未对其“抗击病毒”而非“抑制病毒”、“体外实验”而非“临床实验”等关键信息加以详细解读，采用具有误导性和冲击力的标题，而未考虑到非专业人士的认知能力以及在疫情发生时期民众“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理，结果造成公众认知偏差。

　　四、培育良好社会心态的对策建议

　　尽管我国社会心态呈现出越来越理智成熟、积极主动、自信从容和开放多元等趋势，但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一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民众社会心态也发生了较大的波动，焦虑、恐慌等负面情绪不断蔓延、累积。为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应着重做好以下几点。

　　（一）有效引導民众社会预期，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加强民众社会心理预期管理，将稳民众社会心理预期作为稳预期的重要内容，引导民众更加理性和冷静地看待转型期各类社会矛盾，打消民众焦虑情绪，促使人们及时调整心理预期，提高社会心理承受力。优化完善民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机制，拓宽社会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渠道，扩大公众参与机会，规范决策中的心理影响评估，注重疏导社会公众的不公平感。做好舆情监测，探索建立基于大数据的民意监测与社会心理预警系统，实时动态了解公众的心态与想法。完善导向正确的舆论引导宣传机制，深化媒体融合转型升级，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拓展舆论引导渠道，净化网上舆论生态。

　　（二）加强心理健康服务，培育积极向上的社会心理

　　将心理健康服务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序列，明确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流程和服务要求。在社区卫生中心、党群服务中心、社区服务中心等平台设立心理服务机构，开展心理健康知识普及教育、心理咨询和疏导，协助做好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管理治疗工作等。加强心理健康辅导和教育，把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各级学校的课程体系。积极推动心理咨询行业良性发展，将发展社会心理咨询服务业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给予税费减免等扶持政策。

　　表新冠疫情爆发后五种主要负面社会心态的特征及表现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三）加强公共服务能力建设，增强民众发展信心

　　积极通过“互联网+社会服务”、服务标准体系建设等多种手段，针对民众关注的教育、医疗、养老等热点、难点、痛点问题，优先补齐服务短板，提升保障水平和能力。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应急管理制度体系，把应急服务作为政府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一项重要职能，着力提高应急管理体制下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促进基本应急管理服务均等化。

　　（四）进一步提高信息传播透明度，增强信息公开实效

　　做好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加强网络媒体监督，开展特别时期的网络环境营造工作。坚持公正、透明和真实的态度，进一步做好失实信息甄别和必要的辟谣发布，依法依规做好信息披露，及时主动、公开透明地发出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和舆论关注，用精细化的信息公开为舆情防控注入正能量。着力增强主流媒体信息传播的时效性和可读性，鼓励其通过“小视频”“微片段”“小动漫”等新型传播方式，对不实信息、夸大其词的“标题党”式报道等进行“降维打击”，确保主流媒体权威信息及时传播。

　　（五）着力提高舆情处理能力，牢牢把握舆论主动权

　　要加快和提高地方政府及相关机构处置舆情的速度和质量，明确舆情处理“在疏不在堵”。要准确区分和分类对待谣言、消极言论、负面信息和正常反映情况、问题、意见的“诤言”。对于明显带有恶意的谣言，要绝不姑息，对造谣生事者依法予以打击和惩处。对于不实之词，或者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误解，政府应积极组织进行正面引导，快速提供全面、透明的信息，迅速占领舆论高地。大力做好网络秩序维护工作，以官方发布为权威信息源，防范不实信息的传播。

　　（六）强化培育公众科学素养，切实增强社会信用意识，提升全民道德水平

　　要把全民科学素质建设纳入党政目标责任制考核，突出重点人群，在中小学大力加强科学教育，着力提高青少年科学素养。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着力加强科普工作，创新科普形式、丰富科普内容、打造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科普新平台，大幅扩大科学普及的范围。构建信用联合奖惩联动机制，建立健全信用红黑名单和公共信用评价制度，发挥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的引导力和威慑力，鼓励失信主体加快整改修复信用，引导全社会褒扬诚信、惩戒失信。

　　杨宜勇 范宪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