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女摄影师阿纳伊斯·洛佩兹（Ana?s López）和爪哇八哥的故事开始于 2012 年。当她抵达新加坡的时候，酒店窗外一种持续不断的鸣叫声吸引了阿纳伊斯·洛佩兹的注意，她看到这是一种有黄喙的黑色小鸟，头顶突出，叫声洪亮刺耳。出于好奇，阿纳伊斯·洛佩兹开始了对爪哇八哥的调查，也因此揭开了这种小鸟颠沛流离的命运以及在新加坡的悲惨遭遇。
这种原产于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八哥于1950 年被英国土豆商人约翰·卢特默（John Luttmer）带到了英格兰。二战结束不久的欧洲被一种欢乐祥和的气氛笼罩着，人们都很乐意前来围观这种叫声动人、充满异域风情的小鸟。可惜好景不长，由于严重的思乡病加上冬天英格兰阴暗湿冷的环境，让这种热带的小鸟患上了抑郁症，从此它的优美的歌声变成了一种刺耳的嘶鸣。1958 年，因为鸟的噪音扰民，约翰·卢特默的邻居将他告上法庭。法院宣判约翰·卢特默要被罚款 44 英镑，而他无力支付这笔罚款，就将爪哇八哥转卖给了新的主人—一位狂热的鸟类爱好者阿兰·罗斯（Alan Rose）。这位新主人随后移居到新加坡，爪哇八哥也从此开始了它在新加坡的生活。到新加坡以后，爪哇八哥甚至去参加过当地的鸣禽大赛，可惜已经无法恢复美妙歌声的它，遭到了那些鸣禽爱好者的唾弃。
1965 年，新加坡从马来西亚分离，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此时，阿兰·罗斯返回了英国，将爪哇八哥留在了新加坡。也就在那以后，新加坡从一个小小的橡胶贸易中心快速地成长为国际化的大都市，周围充斥着建筑工地和交通的噪音。在这种环境中，爪哇八哥的叫声变得更加聒噪了。随着爪哇八哥种群数量在新加坡的快速增长，这种噪音开始让人无法忍受，而且新加坡人认为这并不符合他们想要展现的完美城市形象。从 1988 年开始，新加坡的媒体上开始鼓励人们猎杀这种鸟类。新加坡的全国性报纸《海峡时报》甚至将八哥描述为“新恐怖分子”，而且，正像恐怖分子一样，爪哇八哥被普罗大众所憎恨。作为拥有高智商的鸟，新加坡当地另一种外来鸟类—乌鸦开始了对人类的反击，当时的报纸上经常会有行人在街头被鸟攻击的新闻报道，这进一步加深了当地人和鸟类之间的矛盾。
阿纳伊斯·洛佩兹在新加坡期间震惊地发现，在街头随处可见死去的爪哇八哥的尸体。她拜访了当地一位负责调查涉动物犯罪的生物学家大卫·谭（David Tan），在他的冰箱里冻着超过 400 只从街头捡来的爪哇八哥尸体，而它们的死因从枪击、下药、窒息，不一而足。
为了搞清楚究竟是什么人在试图消灭这些爪哇八哥，阿纳伊斯·洛佩兹对当地的枪支俱乐部进行了采访。在那里，她见到那些肩抗猎枪的人们每周出猎三四次，把消灭爪哇八哥当做一种光荣的任务。他们最高的时候一天之内枪杀了 159 只鸟。
从阿纳伊斯·洛佩兹的角度来看，新加坡爪哇八哥的悲惨命运因人类而起，又是人类试图以暴力的方式终结它们的生命。一个高速发展的现代化文明社会却无法和平解决与一种鸟类的生存矛盾，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所幸，阿纳伊斯·洛佩兹在调查中发现，开始有大量的新加坡爪哇八哥迁飞去了缅甸。在那里，人们把八哥视为一种可以与天堂沟通的灵媒，人们抓住爪哇八哥以后并不杀死它们，而是向它诉说自己的心愿以后温柔地放飞，希望以此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这对爪哇八哥来讲算是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安身之所。
表面上，阿纳伊斯·洛佩兹是在讲述一种鸟类在新加坡的遭遇，其实这个故事的背后涉及到人与自然之间复杂而纠结的关系，甚至可以引申到人类的移居者在原生环境与新环境之间产生的矛盾。在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的今天，人类社会之间的流动、迁徙同样会引发一系列的关于身份、关于融合的问题。从这个角度上看，阿纳伊斯·洛佩兹的创作有着更加深刻的现实意义。
王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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