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西方人怎样看中国

　　对于西方人来说，中国一直是一个神秘的国度。从16世纪开始，西方航海家、旅行家、传教士陆续来华，通过他们，欧洲唤起了对这个东方古国的热情，至18世纪中期尤为炽烈。这时，中国赢得欧洲人普遍的钦敬和颂扬；但是，19世纪以后，原先较为一致的看法被打破了。

　　对中国的介绍，最初偏重于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后来转向政治文化制度，于是批判代替了赞美。这里包含着对制度优劣的价值判断在内，未始完全出于武力征服者的骄蛮与愚妄。

　　在塑造中国的文明形象方面，耶稣会传教士起到了“领唱者”的作用。由于这些传教士都是经由严格挑选的著名学者，因此影响特别广泛。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最为人知，他出版的《基督教远征中国》便是权威著作之一。其中，他这样说中国人：“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颂。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成就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在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而一旦真相大白，他们便越自卑。”

　　法国传教士多说中国的好话，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大受影响，对中国文化推崇备至，认为比西方更理性、更人道，虽然中国在科学方面不如西方，但是精神文明是值得效法的。提出“三权分立”的思想家孟德斯鸠强烈反对伏尔泰的看法，他明确指出：“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他说，中国人生殖过快，子孙绳绳，但都倾向于“奴隶性的服从”。又说，中国施行“人治”，一种道德至上的政体，其特质是有规则而无精神。他还特别指出：中国开国之初尚讲道德，其后则整个制度屈从单一的个人意志，戕害人性，腐败成风，由是兴替得以不断循环下去。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赞同伏尔泰而反驳孟德斯鸠，他出版《中国的专制主义》一书，认为中国的政治是合法的专制政治，为中国统治者的专制主义和绝对权力做了辩护。《社会契约论》的作者、被称为一代民主政体之父的卢梭，在中国文化问题上，则不可能不持批判的态度。“远看成岭侧成峰”，其实都是同一个中国。著名的人道主义者、法国诗人雨果在圆明园被焚次年，致信英法联军巴特勒上尉，痛斥西方侵略者，信中直呼英法两国为“强盗”，最后呼吁说：“我渴望有朝一日法国能摆脱重负，清洗罪恶，把这些财物归还被劫的中国。”

　　英国思想家罗素也曾表示说，准备起草一份控诉书，控诉每一个列强。

　　西方人有种种，不可一概而论。

　　对于中国，英国人先扬后抑，同欧洲的整体态度基本保持一致。而罗素始终是友善的。

　　同《鲁滨逊飘流记》的作者笛福称中国为“可悲的民族”相反，罗素称之为“迄今遇到的最好的国家之一”，盛赞中国的国民性：善良、安顺、礼貌、耐心，“爱面子”及“和平感”，如此等等。中国喜作“枭鸣”的鲁迅对罗素的赞辞并无好感，他曾针对罗素赞美中国轿夫的言论，作出尖锐的嘲讽。

　　对于中国及其国民性，德国人同样有褒有贬。

　　其中推崇中国文化最力的，要数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他在《中国新论》中，对中国的道德和哲学赞扬有加。魏玛枢密顾问官歌德称赞的也是中国的道德和礼仪，中庸、保守和节制。本来，在德国这样崇尚古典和理性的国度，多少可以容忍中国的专制和保守，然而，在知识阶级中，从赫尔德到黑格尔到马克思，批评者还是占压倒性多数。

　　赫尔德在《关于人类历史的哲学思想》中，对中国有所论述。他说：“无论是战斗精神还是思维精神，都是与这个终日守着炉火睡觉，从早到晚喝着热茶的民族无缘。”他说：“他们的天文学、音乐、诗歌、兵法、绘画和建筑如同千百年前一年，仍旧是他们的永恒法令和千古不变的幼稚可笑的政体的孩子。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着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用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所以，它对一切外来事物都采取隔绝、窥测、阻挠的态度。它对外部世界既不了解更不喜爱，终日沉湎在自我比较的自负之中。这是地球上一个很闭塞的民族。”

　　他说：“对我来说，孔子是一个伟大的名字，尽管我得立即承认它是一副枷锁，它不仅套在孔子自己的头上，而且永远强加给了那些愚昧迷信的下层民众和中国的整个国家机构。在这副枷锁的束缚之下，中国人以及世界上受孔子思想教育的其他民族一起停留在儿童期，因为这种道德学说刻板机械，永远禁锢人们的思想，使其不能自由地发展……”

　　黑格尔对中国哲学、宗教、道德、律法、科学，以及社会政治制度是从根本上否定的。

　　他从“绝对精神”出发，认为中国的民族性缺乏属于“精神”的一切，缺乏个人性、主观性，缺乏内心的自由。他认为，中国人崇拜权力，自视卑贱，只有一种顺从听命的意识。

　　他指出，中国这个国家是以家族关系为基础的—— 一个父权制的政府。这个政府用了谨慎、劝谕、报应的，或者简直可以称为纪律的刑罚，来维持它的机构。从家庭到社会，培养并贯彻“家长政治”的原则，其实几乎等于一种奴隶制度。

　　在美国，讨论中国国民性的最早、最完整、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当是史密斯的《中国人的气质》。这位中文名为明恩溥的传教士，在华生活近五十年，他在书中详细记述了他所观察到的中国人的二十六种“特性”。

　　其中首要是“面子”问题，其余为“蒙昧”“轻视外人”“公共心之缺乏”“保守主义”“同情之欠乏”“缺乏人格与良心”，以及后经删除的“裙带关系”“缺乏利他主义”等等。在整体上，全书的色调是偏于灰暗的。

　　欧洲人和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的批判，多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一、稳定性或称不变性。所谓坚忍性，无非给保守性换了一种好听的说法罢了。二、自大，即史密斯所说的“面子”，把国家称为“天朝”“中国”，其实由此而来。三、视等级為天经地义。四、国族、家庭、群体大于个人，颂扬个人的顺从和义务而忽略权利。对等级的遵从与对个人的卑视，结合为奴性，自然这同专制政治密切相关。五、漠视社会和他人的存在，对何为正义和真理这些带有终极性的理念，由来缺乏追求的热情。

　　应当把帝国主义及殖民势力的政治行为与西方的基本价值观分开。虽然两者不无联系，但是也应看到相互间的悖离、矛盾与冲突。西方人文主义传统是一个不断延续、发展的过程。殖民主义的产生，无疑是对这一传统的挑战，但是在西方历史上，它只是一个短时段，存在之链中的一个环节而已，不能据此否定人文主义传统本身。事实上，西方人正是依靠这一传统而战胜了殖民主义。对于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斗争，西方宗主国有不同的人群予以积极的回应，或直接加入其中，所以未尝不可以把斗争看作是西方文明的一种自我救赎和自我战胜，体现了人文主义自身的力量。

　　西方人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因身份、视角、观念的不同而不同，并非一律出于“侵略者惯用的文化毁灭、精神奴役的文化侵略”，不完全构成“权力关系”。

　　摘自林贤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纸上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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