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最黑的中国黑粉？

　　动物分类最通行的做法，是先看有无脊椎。有脊椎下面，再分哺乳类、爬行类、两栖类、鸟类等等。福柯在《词与物》中，引用了博尔赫斯提及的“某种中国百科全书”，其中对动物，是这样分类的：一，属于皇帝的动物；二，散发香气的动物；三，被驯服的动物；四，乳猪；五，美人鱼；六，传说中的动物；七，自由的狗；八，包含在此分类中的动物；九，像疯子那样乱动的动物；十，数不清的动物；十一，用很细的驼毛笔画的动物；十二，其它动物；十三，刚刚砸碎了罐子的动物；十四，远看像苍蝇的动物。

　　这种分类法，可比区分干、湿垃圾狂野多了。毫无疑问，博尔赫斯这个老滑头，又杜撰出一部类似“沙之书”的大百科全书，以此来抹黑中国。

　　不过，他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混乱无序，是以前很多西方学者、传教士、旅行家，对中国一致的印象。

　　来自美利坚的明恩溥，上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山东、天津等地传教，写了不少关于中国的书。和大多数美国佬一样，小明性格比较天真，又夹杂了一些德国人的气质，凡事讲究个精确——如果去日本，他绝对如鱼得水，但来到泱泱几千年文明的老大帝国，智商就很不够用。政治、经济、社会，这些大的方面暂且不说，小明在中国这段时间，连日常认知都出了问题。

　　首先是时间方面。这个我得提出批评，小明不能联系当时中国的实际来看待问题。你作为基督教公理会的神职人员，不缺钱，买得起表，一只手戴三個都没问题，但这绝不能成为鄙视我国人民靠日头、猫的瞳孔来估算时间的理由。在空间方面，不得不承认，小明占了几分理。一段只有一里长的道路，一般情况下，长度确实只有一里，但如果路两旁修了房子，变成街道，就会被说成五里长。为这事，小明还找当地村民辩论过：明明一里长的街道，怎么就成了“五里巷”？

　　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作风，生生闲气，也就过了。最让小明不能忍受的，是出门旅行时的遭遇。从A地到B地，去的时候，路程为五里。从B地回到A地，路程却变成了九里，这意味着坐轿子费、运费，增加了将近一倍。这事换作谁，都得理论理论。人只得给小明解释：去的时候，是下坡路，回的时候，你也看到了，基本在上坡，咱们按坡度收费，算成九里都是七折价了。小明握了握拳头，“照你这么说，如果今天下雨，岂不是又要加倍收钱？”“先生，您说得对极了！不过像下雨啊，行夜路，添不多些钱也就可以了，绝不至于弄到加倍的地步……”

　　经过这么几次之后，小明脾气变得很坏。可作为传达上帝恩典的使者，又不能当街骂人，只能把气全撒在了书里。在中国那么多年，他终究还是没弄懂“一吊钱”到底有多少枚。按道理，得有一百枚。但在一些省份，比如说山西，九十九枚，九十八枚，九十三枚，八十三枚，都有可能。直隶不愧为京畿之地，虽说数量上少了些，但数目上确切，不多不少，统一三十三枚。听说南方还有比三十三更少的？小明很少去那边，不敢妄下断语。

　　外国人脸盲，瞅中国人都一个样，就像我们看非洲人，一时也很难分清楚谁是谁。让小明很烦恼的是，本来就面目模糊的中国人，尤其是文化人，名字还有两三个。再算上各种五花八门的号，十几个也不嫌多。“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小明觉得这就是屁话。他实在想不通，“静安”、“静庵”、“静盦”、“静菴”、“静厂”，竟是一个人。上次那个叫“仲麟”的家伙，这次写名字，却成了“仲霖”，或者“仲林”——实在太不严肃了。

　　比名字更不严肃的，是老人们的年纪。小明很确定，那个老头刚过了七十大寿不久，可有人问他的贵庚，却见老头胡子抖了几抖：嗐，老啦，翻年就快八十了啦。这方面，齐白石大师情有可原。因为他专门找人算过，七十五岁那年有大灾，必须跳过去，直接过七十七岁的生日，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如今我国仍然有此遗风，不过计算方法有所改革，并且演变成了社交礼仪——最好不要问女生多大，假如实在不小心打听了哪位小姐姐的年龄，也请切记不要再掐指算她虚岁几何。

　　以上不确定性，属于不大重要的日常生活范畴，并不妨事。可上升到文化制度的层面，情况也并无大的改观。

　　粉中国的也有，比如伏尔泰，他号称西方孔门大弟子，认为中国（康乾时期）是唯一满足五个“最”的国家：最古老、最广阔、最美丽、人口最多、管理得最好。法国受伏尔泰的影响，形成了一边倒赞美中国的风气。只有孟德斯鸠不以为然，“如果中国政府真的如此令人赞叹，鞑靼人怎能转眼之间就成了这个国家的主人？”他认为，中国只是一个专制国家，在管理上很没规矩，“一个单独的个人依据他的意志和反复无常的爱好在那里治国”。

　　如果非要说中国有啥优点，孟氏的意见是——乱得颇有些特色。他举了个比较直男的例子。专制的俄罗斯，民族性格过于直露，抢劫时稍不留神，便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而搞共和的大不列颠，即便抢劫，也能遵循惯例，基本以谈判、协商为主，绝少出现闹崩的情况。只有中国式抢劫，让孟德斯鸠犯了迷糊，一会儿杀人，一会儿又不杀，也不知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十分没有章法。

　　制度上乱，思想文化方面，也好不到哪里去。旧中国拳拳服膺的儒家思想，在西方一些哲学家眼里，简直惨不忍睹。康德认为，中国人普遍脑子迷糊，孔子也不例外：他只在讲述一些道德学说的内容，提供了很多先王先圣的例子，却并没让人对美德和道德有个明晰的概念。“整个儒家道德是由一些与伦理相关的格言、谚语组成的，这些谚语、格言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因为任何人都可以一口气把它们背诵出来。”境界上似乎更高的道家思想，康德更看不上。老庄等人耽于幻想，不能像正常人一样，把自己限制在感官世界之内。他们在暗室里闭着眼睛，努力思考和感受心中的至善，而至善到头来却是个无。

　　有论者说，道家思想还是很厉害的，至少大哲学家海德格尔，受到了“无”的影响。但这个影响到底不大明朗，正如我们一厢情愿认定，莱布尼兹受了《易经》启发，才创立的二进制。真照这个逻辑，苹果的贡献最大，因为它砸到了牛顿头上，直接促成了经典力学的诞生。

　　黑中国黑得最狠的，莫过于黑格尔。而且，老黑的攻击，涉及到极其根本的层面，比如我们的象形文字。在他看来，拼音文字中，一个名词由连续的语音表达出来，可以完整且独立地体现一个概念，这是理智所固有的、最有价值的表现思想的方式。而象形文字，把名词分解成不同的图形，切断了语言的连续性，思想也由此被限制在图形的空间形式中——这样一来，中国人也就丧失了精神活力。

　　我们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悠久历史，五千年不曾断裂，最不容抹杀，竟也没能躲过老黑的毒舌。“中国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据他描述，几千年的旧中国，其实只是一个大赌场，狠角色们换班执政，轮流坐庄，还有一些人总当炮灰——喂，老黑，你这么说可真不厚道！你想让我们怎么办呢？象形文字不高端，行，我们改，钱玄同们的建议也并非全无道理。但这么多年的历史，却没办法一笔勾销。真要把二十五史销毁，好像之前什么都没发生，就会陷入一个经验意义上的因果困境：现在十四万万的中国人，究竟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老黑，你头脑的确清楚，说话写书，概念、推理也很严格，还雄心勃勃地为人类意识划定了一些发展阶段，这个相当牛逼。中国以前没有这样高级的学问。笔者曾花了不少时间钻研老黑的理论，体系相当完美，就像水晶宫殿一样，令人着迷。近几年，我书读得少了，思想、审美也在渐渐变得浅薄。张爱玲最害怕听交响乐，有编排，有系统，有高潮，有低潮，各种各样的乐器埋伏起来，彼此呼应，就像一场有计划的阴谋——现在我看西方一些哲学书，就是这样的感受。

　　可恰恰是这种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是旧中国所缺少的。耶稣派人传道，很庄严地说：诸位同道，放心去吧，你们的头发都是被数过的。被无可置疑的使命塞满，则不忧不惧，勇往直前。旧中国的学术也好，所谓儒教、道教、禅宗也好，给不了我们一种头发被数过的感觉。孔子之道，不能应用于天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来不讲明“仁”到底是个什么标准。老庄之道，不能适应全球化，其根本缺陷，在于终极奥义却是个“无”。这个“无”真要是形而上学也好，很可惜，它并不是。小明曾翻阅中国古代典籍，看到“天即道”这样的说法，便产生了深入挖掘其意义的想法。一次，他问一个祭天的人，你们中国常说的“天”，到底是何指代，有何深意？小明反复追问了很多次，每次得到的都是一个很呆萌的答案：就是头上蓝蓝的天空啊。

　　维特根斯坦对《金枝》这本书相当反感，他觉得弗雷泽太自信了，真以為自己洞悉了原始部落居民的精神世界。时下关于中国传统学问的研究方法，是太复杂了，还是太简单了？谁也说不清。有个朋友说，我们其实早就是西方人了，从生活习惯到思维方式，我们和中国古人们的差异，要远远大于同欧美人的差异，差不多要跨物种了。这有些危言耸听，但我也没想好理由反驳他。昨天下午，受小明的影响，我看了很长时间的蓝蓝的天空。

　　罗素曾说：“中国是全世界所仅存的一个古老文明社会，而不像是一个政治实体（国家）。”——这可能是鸦片战争后大清挨打的根本原因。清楚自己处在哪个人生阶段，国家、人类社会处于哪个发展阶段，这个很重要，但旧中国却有意在淡化这一点。这也怨不得老黑吐槽中国的历史是平的，没有任何进步可言。好在如今我们终于上道了。我们偶尔也会发些思古之幽情，但已经很难在理智上认同那么一个远去的中国。

　　对了，为避免误解，我得作个声明，以免广大网友抵制博尔赫斯，不再买他的书。发明中国分类学的博尔赫斯，其实非常热爱中国。1981年，他对中国驻阿外交官黄志良说：“我对很多人说过，我做梦都想去中国，我想去看长城，虽然看不见，但是可以感受到，我要亲手抚摸那些宏伟的砖石。”他经常去中国饭馆，练习使用筷子，有时还不无深情地说：“我有一种感觉，我一直身在中国。”最重要的是，他看不起日本，认为日本一直处在中国这个守护神的阴影之下。

　　至于老黑的书，大家爱买不买。我从来不冤枉一个好人。

　　赵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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