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啃下最后一块硬骨头

　　脱贫攻坚要解决的任务就是消除中国几千年以来没有解决的绝对贫困问题。

　　“今年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中国将有1亿左右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帮助这么多人脱贫，这对中国和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2020年3月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为疫情防控需要，此次座谈会以电视电话会议的形式召开，全国所有省区市主要负责同志都参加，中西部22个脱贫任务艰巨的省份参加的人员范围扩大到县一级领导。

　　这次会议，距离中国要实现全面脱贫还剩不到10个月、300天。但截至当时，全国还有52个贫困县未摘帽、2707个贫困村未出列，551万人口未脱贫，剩下的都是脱贫难度相当大的“硬骨头”。如何啃下这些“硬骨头”，是对脱贫攻坚所有参与者的重大考验。

　　最后的攻坚有多难

　　改革开放以来，减贫脱贫就成为中国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到2012年底，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还剩9899万人。此前，中国已经成功让大约7亿人摆脱绝对贫困。2015年，中国明确提出了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就是到2020年底实现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为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2012年，中国国务院扶贫办先后发布了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名单、全国连片特困地区分县等两份重点扶贫县名单。前者包括中西部22个省份的592个县，后者则涉及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680个县，除去其中重叠的440个县，全国最终确定了832个贫困县。到2020年2月底，这832个贫困县中已有601个宣布摘帽，179个正在进行退出检查，未摘帽县还有52个。

　　根据国家评估检查标准，贫困发生率高于2%（西部地区高于3%）、群众认可度低于90%的贫困县不得摘帽退出。同时，还要考虑脱贫人口错退率和贫困人口漏评率，这两项标准“原则上不能有”，“高于2%”则要整改。根据核查标准，尚未脱贫的52个贫困县分布在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甘肃、宁夏以及新疆等7个省、自治区。这些地方的共同点在于，大都处于中国西部的偏远地区，地理位置闭塞，交通不便；很多地方是少数民族聚居区，语言沟通存在一定障碍，居民受教育水平相对偏低；自然条件恶劣，可耕地不足，农业等相关产业薄弱。尤其是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其中11个以自然“山区”命名，如六盘山区、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燕山一太行山区、大别山区等。以乌蒙山区的38个贫困县为例，到2019年底，至少有13个贫困县尚未摘帽。四川凉山州的7个尚未脱贫的贫困县，也属于这个行列。

　　这仅仅只是今年脱贫攻坚任务的一部分。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永富在2020年年初表示，根据调研统计，已经脱贫但是有返贫风险的还有大约200万人，非贫困人口中有致贫风险的边缘人口也有300万人左右。所有这些加起来，“今年的扶贫任务总共约为1000万人”。

　　不仅如此。在剩余的500多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老年人、患病者、残疾人的比例达到45.7%，他们本身缺少必要的劳动能力，常用的产业扶贫等模式并不适用。同时，还有少数贫困人口，脱贫的“内生动力不足”，存在“等靠要”的思想。如何激发他们脱贫的动力，既关系到脱贫的总体成果，也关系到其他民众对扶贫工作的满意度一如果政府帮扶“不劳而获”的人，对整个脱贫工作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虽然这部分人群占比很小，但却是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

　　多措并举

　　就在制定脱贫总目标的2015年，中西部贫困县集中的22个省（区）党政主要负责人就已经向中央签署了脱贫攻坚责任书，立下到2020年底保证脱贫的“军令状”。

　　刘永富说，今年初，国家对尚未脱贫的52个县和其中2707个村中任务比较重的1113个村进一步实施“挂牌督战”。各级政府指定专门负责人“一层一层逐步推进”，监督各项扶贫工作执行和落实情况，所涉及到的省、县、村都要制定专项工作方案。实际上，很多省份“挂牌督战”的范围不仅仅是尚未摘帽的贫困县，还包括一些剩余贫困人口较多的摘帽县，如四川省除7个未摘帽贫困县，还包括3个剩余贫困人口超过1万人的摘帽县（区）。

　　实际上，中国的扶贫标准并不是单一的收入标准。国家扶贫的收入标准是按照2011年不变价计划，农民的人均年收入达到2300元，但按照物价等指数，到2019年底，对应的现价是3218元。刘永富说，到2020年年底，计划达到4000元左右。同时他强调，收入不是唯一标准，还有“两不愁、三保障”，那就是在保障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基础上，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都有保障。目前，中国的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达到99.94%，超过800万贫困户解决了住房安全问题，另有大约近千万人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入住新居；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三项制度，保障了农村贫困人口能够看得起病。

　　针对深度贫困地区贫困人口面临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不畅、产业缺失等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弱等现状，中国政府有针对性地出台了异地扶贫搬迁、完善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因地制宜支持发展产业并通过电商等渠道连接市场等方式，“一村一策”甚至是“一户一策”制定脱贫方案。截至2020年3月底，中国累计建成易地扶贫搬迁安置住房266万余套，实现搬迁入住建档立卡贫困人口960多万人，搬迁入住率达99%。与此同时，90%左右有劳动力的搬迁贫困家庭实现一人及以上人口就业。以贵州省为例，该省共实施易地扶贫搬迁188万人，占中国搬迁计划的15%，整体搬迁的贫困自然村寨达10090个。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全面改善，具备条件的建制村全部通了硬化路，村村设有卫生室和村医，10.8万所义务教育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得到改善，农网供电可靠率达到99%，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村通宽带比例达到98%。针对贫困人口中的半劳力和弱劳力等人群，通过设置公益岗位等方式，解决其就业问题。例如，全国的贫困村共修建數万个村级光伏电站，每个电站每年20多万元的收入归为村集体收入，用来设置护路、护老、保洁等公益岗位，安置贫困户中劳动力相对欠缺的人口，既解决了村子发展公共和公益事业的需要，也解决了这部分人群的就业，避免仅仅靠救济等政策兜底来解决问题。

　　为了阻断代际贫困，中国对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分了很多层级，国家每年针对贫困地区设置十余万个高校招生名额，对进入高校的学生提供奖学金和助学金支持。此外，对贫困地区没有进入高中的初中生、没有考上大学的高中生，通过资金补助进入职业学校学习职业技能，在解决城镇劳动力需求的同时，解决这些人的就业问题。在少数民族地区，国家还开展了学前学会普通话试点，比如在四川省凉山州，一年多的试点，让30万各少数民族学前-儿童（4-6岁的孩子）学会了普通话，孩子的学习成绩明显提升。

　　2020年以来，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脱贫攻坚面临更大挑战。但是，99%的驻村工作队在3月初已经到位，帮助当地搞好疫情防控的同时聚焦脱贫攻坚工作。近年，全国累计派出25.5万个驻村工作队、290多万名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到贫困村担任第一书记或驻村干部，2020年仍在岗91.8万人。他们带动贫困地区群众转变观念、发展产业，激发贫困地区自我发展的动力和能力。

　　持续实践的事业

　　“‘三保障问题基本解决了，但稳定住、巩固好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的孩子反复失学辍学，不少乡村医疗机构服务水平低，一些农村危房改造质量不高，有的地方安全饮水不稳定，还存在季节性缺水。”在年初的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作为中国扶贫第一责任人的习近平主席，跟参会的各省区领导盘点最后的脱贫过程中的难点重点。

　　因此，設置一定的过渡期，在过渡期内保持脱贫攻坚帮扶政策的相对稳定，成为中国各级政府的共识，保障“主要政策措施不能急刹车，驻村工作队不能撤”。

　　刘永富强调说，脱贫攻坚要解决的任务就是消除中国几千年以来没有解决的绝对贫困问题。但并不是说，“绝对贫困消除了，中国就没有贫困了”。之后，中国的扶贫工作将由解决绝对贫困转向缓解相对贫困，“还要解决发展差距的问题”。

　　2018年9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应邀来北京参加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此间，他接受中国网采访时表示：“不仅仅是消除极端贫困很重要，我相信在2020年后，中国会继续推出这类系统性的社会计划，减少除极端贫困之外的贫困，致力于创造一个不仅将发展作为优先目标，而且努力实现社会平等，将现代社会的便利惠及到每一个人。”

　　是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家庭、一个人都不能少”。这不仅仅只是一句口号，而是在中国脱贫工作中实实在在的实践。

　　卢茹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