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刚 大企业标准化创新责无旁贷

  • 来源:英才
  • 关键字:国民结合,民营,标准
  • 发布时间:2020-12-08 19:40

  首次执掌国际标准化组织的中国人、第一位来自中国的国际钢铁协会主席。张晓刚——这位成长于鞍钢的央企老兵如今仍然在建立企业标准化的一线不遗余力。

  “一流企业做标准、二流企业做品牌、三流企业做产品。”他始终相信:“要有高质量必须先有高标准”。

  十年前提出“国民结合”

  鞍钢与攀钢钒钛的重组无疑是央企跨省重组案例中经典,也是鞍钢发展历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此次重组丰盈了企业的产业链、也令鞍钢在资本运作上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众所周知,鞍钢地处东北老工业基地。张晓刚回忆:“在鞍钢任职阶段,我从技术人员、科研人员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我们当时就意识到,国有企业的观念问题、历史包袱问题、管理水平问题都需要新的碰撞。”

  因此,在完成对攀钢钒钛的重组后不久,鞍钢就提出了加快与民营资本融合的构想,即国民结合。而彼时,是2008年。

  张晓刚向《英才》记者回忆,鞍钢刚开始尝试民营资本融合时,曾有一家民营钢卷包装捆带厂令他印象深刻。同在辽宁省,鞍钢旗下的捆带厂亏的一塌糊涂,而这家企业却能盈利。为此,张晓刚专门找来这家同业民企的董事长“取经”。

  这位董事长“真言相告”:“你那条线是十个人看一根带,我是一个人看着十根带,所以你没法跟我比效率,更没法比其它的东西,所以你亏损,我盈利是正常的。”

  张晓刚认为,民营企业的高效是其优势,但国有企业也有自身优势。如果二者的结合能够去糙取精,那将催生管理上的创新,也是中国企业未来之路。

  但由于央企有51% 的合资股比要求,而技术、管理、市场又都是这家民企提供。因此,为了能够促成合资,张晓刚下放了经营权,并最终只派了一个总会计师、一个生产副厂长进驻。

  复盘此次民营资本融合的实践,鞍钢在相关领域实现了区域型产业的化零为整,以及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而对于那家民营企业而言,鞍钢带去了真金白银的资金,并且实际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

  张晓刚在十年前的一份鞍钢讲话中曾提到,鞍钢已将“与民营资本加强融合”作为企业创新发展的趋势和重要历史命题来看待。而如今央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大行其道正是对鞍钢实施“与民营资本加强融合”的路线肯定。

  张晓刚表示,从上世纪90年代的股份制,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再到如今的混合所有制。国有企业在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上越走越稳,虽然我们有教训,但是整体走的还是很成功的。

  标准化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

  2019年的世界500强名单中,中国入围企业数量首次超过美国。而在1996年,这一数字仅为3家;在中国企业愈发强势地走向世界舞台的同时,华为事件的发生也不得不令我们警醒攻占产业链顶端的重要性。

  在鞍钢任职领导人期间,张晓刚当选了世界钢铁协会会长,这也是该协会历史上首次由中国人担任会长。张晓刚告诉《英才》记者,当选世界钢协会长之前,中国已经做了16年世界老大。

  由此可见,尽管彼时中国钢铁产业的产量规模高居世界第一,但是16年的等待背后,也凸显了钢铁行业“大而不强”的问题。

  20年前的中国,没有一家钢铁企业可以生产子午线轮胎钢帘线,为此我们要支付9000元/吨的高价。而通过自主创新,中国也掌握了子午线轮胎钢帘线的研发技术,现在价格已大幅下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企业技术进步的整个过程就是引进,消化,吸收,然后自己再创新。

  “但是今天这个创新思路彻底变化了”,张晓刚告诉《英才》记者。“当你是学徒的时候,你可以轻松从美日欧学习到宝贵经验;而当你的技术跟人家并跑的时候,你再想从人家那儿拿技术,不可能。如今,中国的钢铁企业已经没有人可以轻易走进新日铁、浦项的生产车间。”

  “标准”可以促进科技创新,可以促进产业发展。而标准难以企及的时候,就形成了技术壁垒,必须通过技术创新的手段去改变自己的现状。因此,标准化创新正是中国不少产业共同面临的挑战。

  曾担任国际标准化组织主席4年的张晓刚表示,“要做标准的主导者,还是要靠科技创新。在过去的历史长河中,主要的标准制高点已经被占领了,现在的ISO 标准当中约95% 由几个主要发达国家主导,其他的170多个国家主导剩下的5%,中国在这5%里。”

  因此,张晓刚认为,过去我们解决更多的是解决从一的十的问题,从小到大的问题。诸如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区块链,这些技术的应用仍属于高技术含量的管理创新。而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原始技术创新;而今天中国最优秀的企业亟待破题的是要解决从零到一的问题,是从无到有的问题。因此,龙头企业一定要做原始技术创新。这才是真正的挑战。这正是如今中国的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

  中国的大企业,特别是央企,正在经历高质量发展转型。不管是10年还是20年后,我们应当如何评价中国高质量发展转型成功与否?不应是唯GDP论、也不应以世界500强数量衡量。那个时候的标志应该是中国能不能通过高质量发展转型培育出来一批,几个,十几个,甚至几十个能站在产业链顶端的世界一流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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