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战略下先进制造业发展态势及促进策略

　　先进制造业是指在自主创新和高技术引领下，实现从“一低两高（低附加值、高消耗、高污染）”型的传统制造业向“一高两低（高附加值、低消耗、低污染）”型的现代制造业发展转型为目标诉求，集中体现知识要素高度密集、装备与工艺水平先进、网络协同能力强、全要素生产率水平高的制造业发展模式。先进制造业既包括高科技主导的战略新兴产业，更包括以高科技应用为主要环节的传统产业改造，以获得先进制造业价值链的协调及同步的高质量发展。

　　主要发达国家先进制造业 发展策略

　　当前，先进制造业正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美国将通过规划系列《先进制造伙伴计划》，保障美国在未来的全球竞争力，明确加强先进制造布局的理由；德国2013年发布“工业4.0”的报告和标准化路线图，并纳入《高技术战略2020》中，使之正式成为一项国家战略和法律；英国发布了英国制造业及全球发展的报告《制造的未来：英国的机遇和挑战新时代》；日本政府公布了《机器人新战略》，旨在确保日本机器人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法国政府公布了旨在开展法国新的工业革命的“工业化新法国”计划；韩国政府推出的《未来增长动力落实计划》中列举的13个有望带动经济发展的未来增长产业中，制造业占有9个。

　　其中，美国制造业除内部的不断创新外，还得益于政府的有力支持。从战略高度重视制造业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制造业创新的措施和法令；制定实施重大专项计划，推动产学研对关键技术的联合攻关；积极研究和应用面向21世纪的现代制造模式；政府扶持建立工程技术中心，推动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在制造企业中的应用；大力扶持中小制造业对先进制造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实施制造业劳动优先计划（MWEP），保证先进制造业对高水平劳动力的需求；签署并实施《美国制造业振兴框架报告》，并实施先进制造业全球化、知识化与信息化。

　　欧盟一直把技术创新作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挂件。制定完善的创新政策，加强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和保证技术创新活动顺利开展；构建技术创新区网络；以信息社会技术（IST）研究与创新为龙头，带动其他领域技术创新；不断扩大与完善技术创新中介机构；加强国家之间的分工与协同合作等。德国“工业4.0”战略旨在通过充分利用信息通讯技术和信息物理系统（CPS）相结合的手段，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

　　日本积极引进欧美式管理方式、大局实施模块化改革、主动调整多元化战略、积极推进高附加值化路线、不断深化全球化战略、大胆尝试“制造业服务化”改革，分阶段实施提升效率、提高品质、开展制造业新价值和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与产业链。

　　中国先进制造业的机遇与挑战

　　近年来，国内消费市场总体空间进一步扩大，伴随着消费品种类丰富的是产品质量的不断提升，我国已处于第三次消费升级阶段，消费者在选择商品时不会再单纯地以价格作为评判指标，而是更多地考虑商品或服务的品质、便捷、外观和实用等各方面的附加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保证效率的前提下，加强多品种、小批量的柔性生产能力是制造升级的重要课题，制造系统的复杂度也会显著增加。与此同时，后市场服务需求崛起，服务型制造将成为未来主流趋势，对企业生产组织形式、运营管理和商业模式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因素和“贸易战”、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社会因素正共同成为全球价值链（GVC）打造的新驱动力。全球价值链因其能帮助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通过控制技术与市场获取高额利润、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加入世界经济大循环的途径和机会而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形态，产业多样化与专业化的协同发展成为全球价值链变动的主要经济因素。

　　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冲击尚未完结，中美贸易摩擦仍然存在，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已经成为全球价值链变动的主要社会因素。

　　与全球发达制造业间的差距

　　面向未来产业结构、商业模式、运营体系和技术业态的竞争，中国已经具备良好的市场、政策和产业基础，但与全球发达制造业之间仍然存在差距，未来发展仍面临着多重挑战。

　　思维误区与认知障碍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国产品需求和供给要求层次多样，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将长期共存、融合发展。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存在着对先进制造业的认知误区，很多人甚至开始习惯于将传统的钢铁、纺织、食品等劳动或资本密集型产业列为落后的、过时的甚至需要淘汰的产业，将新能源、生物医药、通信设备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定义为先进制造业。在思维上对先进制造业的“一高两低（高附加值、低消耗、低污染）”理解存在认知障碍，忽视了通过新兴的技术、商业模式、管理方式实现制造过程的高效、低耗、灵活与协同。

　　对于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另一个认知障碍是忽略了新兴技术和产业的系统性特征。部分技术需要几代人的基础性研究才得以突破，不同技术之间的嵌入与配套、技术创新与工艺路径优化、新产品设计与生产设备的升级往往需要多个顶级机构（企业）乃至多个国家的无缝衔接与配合才得以实现。我国改革开放已40余年，近年来我们的制造业在某些行业或领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或突破，但是由于我国制造业发展起步晚、基础性研究沉淀成果相对发达国家较弱，目前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自主可控的先进制造业体系。然而，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新兴产业的引入，忽视本地的资源、技术和人才层次，错失符合本地实际的产业发展机遇，“投产即停产”的例子屡见不鲜，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和高度的产业同质化结构现象。

　　缺乏产业顶层协同机制

　　虽然我国已经制定了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一系列政策及规划，然而在协同方面还有很大差距。首先是缺少跨主体的顶层协调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先进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涉及金融科技、技术创新、基础研究与产业结构等之间的协调，有些产业还需要与国外的一流科研院所与企业单位进行深度合作，急需建立有效的主导体系、责任主体和衔接机制。其次是市场需求拉动下先进制造业的垂直产业链集成、横向产业链衔接和端到端产业链融合的协同。先进制造业既产生了新产品、新产业，还派生出了新业态与新模式，还带动了经营管理体系的优化。率先在全球建立商业模式领先的价值链体系是决定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成败的关键因素，协同与完善消费社群拉动的生态圈成为最重要的切入点。最后，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协同发展需要进行顶层规划。根据2018年世界银行的数据，我国已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我国改善提升传统产业具有巨大的潜力与市场空间，而重视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同样需要建立顶层协同机制，借助全球价值链的分工模式进行传统产业价值链优化与分工协作。

　　制造业运营效率较低

　　实现先进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中国制造业运营管理水平必须向国际一流水平跃进，其主要阻碍是意识瓶颈。意识瓶颈的形成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很大比例的企业家重视资源和资产远超于运营管理。过去四十年，制造业发展迅速的主要驱动力来自于国内市场需求释放、资源优势和加入WTO带来的全球机遇；二是缺少一大批像华为、格力这样在技术上屡破难关、在运营上精益求精、逐渐形成自主可控关键核心技术的制造业队伍；三是至今尚未出现适合我国国情和产业升级的原创性制造业运营管理知识体系，高校软科学研究成果应用率极低，MBA/EMBA教育对制造业运营管理水平提升效果不明显。

　　从近年来管理信息系统的应用对我国制造业运营管理效率改变的角度来看，落后的生产模式和管理体系是影响管理信息系统效用发挥的主要因素。经验式管理甚至以传统文化管理替代科学管理的做法还广泛存在于制造企业内部，全球制造业广泛使用的精益生产、供应链管理等管理系统的实施效果普遍不佳，这也为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带来了极大的障碍。

　　原创性基础研究投入与成果不足

　　近年来华为公司加大了对物理学家、数学家的引入力度，并与著名高校开展原创性基础联合研究，加大了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力度。华为公司凭借其在5G领域技术领先、产业体系健全等独特的竞争优势在全球市场斩获颇丰，甚至引起部分发达国家政府的干扰。这也从侧面证实了未来先进制造业的技术路线、商业模式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甚至可以凭借领先的技术优势形成领先的市场格局。相比之下，我国大部分传统制造企业的基础理论、技术积累和产品自主开发尚停留在模仿创新与技术引进吸收阶段，原创性基础研究成果的欠缺使得其在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进展受限。

　　部分关键技术与设备仍面临“卡脖子”问题

　　中国在光刻机、芯片、操作系统、高级传感器、工业软件，以及高级材料等方面面临“卡脖子”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微软、苹果、谷歌垄断手机和电脑操作系统，我国尚无可替代操作系统；在航空发动机领域、真空蒸镀机领域、核心工业软件、高端轴承钢等领域，核心技术被国外垄断，仍有许多难点需要攻克。

　　产业运营高端人才极度匮乏

　　先进制造业的起步离不开高精尖的科技人才，但其发展的质量则取决于高水平的产业运营人才。2016年领英根据制造强国战略的战略任务和重点领域，对中国制造业的人才大数据进行了详尽的统计，并针对制造业的机械与自动化、国防与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信息技术、新兴医疗制造、新材料制造、能源与环保六个主要领域人才状况和变化趋势做出了全面分析。分析发现，在六大领域的人才职能分布中，从事销售工作的人才占比最大，其次是工程和运营类人才。在人才的从业年限上，中国最缺乏具备十年以上经验的资深人才，这部分人才比率仅为19.3%，而美国拥有十年以上资深人才的比率则高达57.3%。更值得注意的是，报告中另一组数字表明，我国在该领域拥有十年以上经验的资深人才转行的比率高达43.3%。因此，对于中国先进制造业来说，更好地留住资深运营人才已成为产业高速发展的关键问题。

　　亟须解决的问题

　　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技术瓶颈约束严重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到2020年我国要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重要指标之一就是对外技术依存度要降低到30%以下。但是截止到2019年，我国仍有部分行业处于依靠引进技术、进行大规模投资建设的追赶期。如我国的聚乙烯产能1905万吨，其中46%采用Univation公司的Unipol气相工艺，17%采用利安德巴塞尔公司的淤浆法工艺，其技术对外依存度超过90%。

　　与此同时，我国制造业技术创新体系不够完善，对于关键技术和设备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创新的关系处理不到位，基本停留在仿制的低层次阶段，尚未形成“科研院所负责基础研究—企业负责应用技术”的创新主体。

　　商业模式相对滞后，制造业转型升级存在一定的障碍

　　一方面，以现有商业模式架构与规则体系应对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明显不足。先进制造业发展不仅催生新产品与新服务，也会催生出如服务型制造、生产性服务等新业态和促进不同行业之间的跨界与融合，这对于主要依照传统制造产业体系建立的产业结构、规则流程和管理体系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另一方面，制造业商业模式的环境与土壤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同质化竞争是传统制造业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过去依靠产业集聚、技术积累发展产业的商业模式已经被彻底推倒，新技术带来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应用使得物联网（IoT）模式正在逐步取代传统的经营模式，并实现了价值创新的产业链网状结构重构，使得价值创造和利润来源不再单一，多赢利点模式的生态圈型商业模式将成为先进制造业竞争的形态。

　　服务型制造体系尚处于初级阶段

　　服务型制造是制造与服务相融合的新产业形态，是新的先进制造模式。服务型制造通过顾客全程参与，企业间相互提供生产性服务和服务性生产，为最终顾客提供符合其个性化需要的广义产品（产品+服务）。服务型制造通过知识资本、人力资本和产业资本的高度聚合，使服务型制造摆脱了传统制造的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形象，从而使得价值链的各个环节都成为价值的增值环节，使得整个价值链成为价值增值的聚合体。

　　随着数字化、智能化的推广，服务型制造以其带动制造业产业链价值延伸与增值的特殊作用将成为先进制造业的重要发展方向，但是考虑到产业、服务要素投入及其来源的异质性对服务型制造的影响，目前只有陕鼓等少量企业进行尝试和应用。

　　产业链融合平台缺失

　　在数字化与智能化时代，先进制造业发展面临两项最为紧迫的平台建造。首先是对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和新技术应用赋能与使能的平台；另一方面，新兴产业带动商业模式创新和价值链增值系统的生态圈平台。例如，通过产业总部模式实现对新技术、资源、产能的并购、衔接与虹吸，推进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和产业链安全高效发展，实现先进制造业韧性的提升。目前，我们的制造业在这两项平台方面的建造上尚需下功夫。

　　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实现强劲可持续发展

　　从发达国家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历程和我国制造业的特征来看，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将长期处于“工业强基、运营优化、模式创新和结构调整、产业衔接”的内循环和“引进来、走出去”的国际国内互相促进发展的状态。因此，当前一方面要在辩识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通过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方式来促进国内循环、发挥内需潜力；另一方面要同时保证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具体如下。

　　通过供需升级大幅度加快内外经济融合循环。建立完善制造业产品升级机制，在产品创新领域大幅度提高基础研究投入。以产品创新为方向，通过采用先进工艺和实现各部门、各工种的生产自动化和引入全面质量管理等工具，实现产品的高品质化，并以此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获得高附加值。

　　加快向全球价值链生态圈商业模式转型。为了应对发达国家对中国先进制造业围堵和制造业向更低用工成本国家转移的不利局面，借助“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利用不同产业和不同企业的技术、工艺、成本和供应链能力，在稳固海外消费市场份额的前提下，伴随着商业模式和运营效率的创新，完成从依靠低成本进行大量出口向精加工、高附加值出口产业的转型，实现从出口贸易、引资引技的企业层次发展向全球价值链生态圈平台的升级。

　　加快构建自主可控的先进制造业体系。紧扣中国加快构建先进制造业体系这一时代发展趋势，在系统把握产业韧性现状和产业链薄弱环节的基础上，厘清目前中国制造业的抵抗力与重构力，进而从价值增值角度对传统模式下分散的研发、制造、物流、金融、供应链等板块进行生态圈重组，把握住新冠肺炎疫情、中美贸易摩擦、全球供应链体系新布局等社会因素和5G、物联网大规模商用等经济因素带来的全球产业链集群重构机遇窗口，实现产业结构多样性与专业化的融合，借鉴发达国家和先进地区的经验与模式，加快推进中国先进制造业体系的建设。

　　促进我国先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提升

　　针对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薄弱环节、难点痛点、瓶颈制约和机遇挑战，应该加快实施先进制造业强基工程、加大核心关键环节扶持、升级运营管理模式、引领商业模式创新、加快产业链衔接载体建设、继续深化拓展全球化布局、促进产业价值链融合、加强产业运营人才梯队建设，促进我国先进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提升。

　　实施先进制造业强基工程

　　要把强化基础作为推进制造强国建设的一项基础性长期性工作，重点做好工业强基工程的组织实施。要加强统筹规划和发展引导，制定工业强基专项规划和“四基”发展指导目录，发布工业强基发展报告，促进“四基”建设与制造强国建设同步发展。要推动整机企业和“四基”企业协同发展，建立产业联盟，形成以市场促进基础产业发展的新模式，通过开展工业强基示范应用，突破基础材料、基础零部件的工程化和产业化瓶颈。

　　信息技术和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未来产业竞争的制高点，要抢占这一制高点，就必须把智能制造作为主攻方向，组织实施好智能制造工程。要抓好智能装备和智能产品的研发生产，突破高档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等智能制造装备和智能化生产线的关键核心技术，大力推进制造过程的智能化，从产品设计智能化、关键工序智能化、供应链优化管控等，推进重点行业智能制造单元、智能生产线、智能车间、智能工厂建设。要积极培育新型生产方式，推进重点行业智能制造应用示范，不断探索大规模个性化定制、云制造等新型制造模式。

　　加大核心关键环节扶持

　　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基础是加快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设备、工艺、材料的自主可控。因此，有必要聚焦我国受制于人的各个关键环节，创新核心关键环节的扶持模式和机制，重视并合理分配基础研发责任主体，统筹利用中央、地方、企业、社会资金和技术创新资源，加大扶持各类产业平台和虚拟产业链建设，鼓励发展生产性制造、服务型制造、共享制造等新型制造模式和商业模式创新、产业价值链融合等新业态。

　　同时，要进一步优化“两只手”对先进制造经济的调控协同，尤其在我国部分核心关键环节被“卡脖子”的当下，加快为企业进行本土化替代创造政策、市场和各种便利条件，积极引导企业自主技术和产品应用成熟，鼓励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建立企业主导的“产学研”合作模式和利益分配与考核机制，在更多领域和更大范围提升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韧性。 最后，依法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尽快完善商业模式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制度，保障创新者依法享有技术红利。

　　升级运营管理模式

　　敏捷的响应速度、低于同行的制造成本、行之有效的运营管理模式、数字化运营体系、智能化的数据获取与分析能力将构成我国先进制造业运营管理竞争力体系。因此，升级我国制造业运营管理水平势在必行。首先，全员树立科学运营管理思维，认真吸收借鉴欧美日韩企业在现场改善、精益生产、敏捷制造、全面质量管理（TQM）、约束理论（TOC）、供应链管理（SCM）的方法、工具；其次，鼓励企业加快进行数字化转型、智能决策，引领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对传统企业的赋能向使能升级，颠覆传统线性供应链结构为网状供应链体系并增加供应链主体利润；最后，强化先进制造业的核心环节管控，释放我国市场规模红利，发挥“武藏曲线”制造环节引领产业价值链增值的效用，并避免外商恶意控制我国产业核心环节，给我国制造业安全带来风险或造成损害。

　　引领商业模式创新

　　商业模式创新已成为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先进制造业将不仅意味着效率的提升，更需要创新商业模式，定义新的竞争范式，甚至可能颠覆现有的制造业运营管理流程。

　　从企业的价值定位角度，先进制造业应将为客户带来价值增值作为目标，集成有形的产品和无形的服务以满足消费者的价值需求；从市场模式的角度，围绕共同、高频和刚需的需求形成客户社群；从运营模式的视角，避免运营管理的唯方法论，打造自制与外购、外协相结合，灵活低成本响应的“精益-敏捷-柔性”生产体系；在成本模式方面，通过减少沉没成本比例并加快现金周转速度提升交叉比率；在增加赢利点和提升利润率的盈利模式创新基础上，进一步创新产融结合和资产证券化模式，突破制造业投资周期长、利润低、风险高的融资瓶颈。

　　加快产业链衔接载体建设

　　从国际经验看，在产业链衔接的过程中，第三方或公共载体的建设尤为关键。尤其在全球制造业竞争的焦点升级为产业链之争的当下，集成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科研院所、金融机构等主体建立的产业链衔接与服务载体将对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沟通企业的技术、工艺、运营管理、财务、供应链体系等方面，需要建立以适应于需求拉动的企业经营内循环平台；在企业融入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方面，需要获得来自政府、行业、科研院所、金融和国际市场体系的服务载体；同行业制造业之间的良性竞争关系，协调与维护跨行业协同发展问题需要产业链衔接与服务平台。

　　加强产业运营人才梯队建设

　　产业运营人才区别于企业管理人才最大的不同在于必须具备全球化视野、价值链增值思维、产业链衔接与集成能力、产融结合资源和企业运营管理水平，是协同政府宏观经济与企业微观运营的中观产业发展复合型人才。在全球化进入新阶段、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影响广泛、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美贸易存在经济脱钩风险的当下，这类人才的作用和价值显得尤为突出。

　　为此，要切实鼓励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家通过跨界思维、模式创新、培育体系升级进行产业经营人才的发掘、培养和锻炼，培育一大批在先进制造产业发展中具有重要影响力和主导能力的领军人才，加快我国先进制造业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转变。

　　拓展并深化全球化布局

　　拓展并深化全球化布局，我们应树立支持先进制造业立足中国、积极进行全球价值链布局的价值导向。加快与国际接轨的知识产权和国际人才团队的建设，加快全球技术创新与业态创新研究体系建设，以及全球产业链补链强链嵌入与商务合作、全球资源的源端利用权利获取、企业的国内经济总部与全球产业总部相结合模式的探索与应用等，促进形成新一轮全球化布局的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