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儒家政治理想述评

　　摘　要：在近代中国面临内外交困之际，“五四”全盘性反传统潮流中，梁漱溟提出了复兴儒学的救国之路。面对西方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梁漱溟面临着两难，既要使中国走向富强，抵御列强的侵害，又要使儒家的珍贵遗产得到保留。于是，他的政治理论中便难免充满了矛盾和文化调和的色彩。这种矛盾决定了他政治理想的致命要害，并最终由乡村建设运动的失败所证明。虽然梁漱溟给中国开出的药方无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但他提出的问题，即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价值问题，仍然值得我们深深思索。

　　早年儒家政治人格的形成

　　出生于儒学世家的梁漱溟，虽然早年接受的是西式教育，但父亲梁济的儒家人格对其影响颇深，“一种传统的崇高和一种道德领导的意识——梁家的这两种气质渗透在梁漱溟年轻时的环境中，形成了他青年时期的态度。”梁漱溟早年的人生思想是功利主义的，但儒家的精神内蕴却处处可见。他不但继承了父亲传统儒家的品格和心性，也一如父亲般追随着儒家传统富有生命力的一端—— 积极入世，忧国忧民，具有以社会、国家为己任的强烈的道德责任感。这种精神激励着梁漱溟积极投身于大革命，并在受挫之后重新振作，用其毕生精力寻求中华民族的崛起之路。

　　《东西文化极其哲学》中儒家政治理想的萌芽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出版，标志着梁漱溟新儒学思想的形成。书中梁漱溟对西方、印度、中国三种文化体系进行了比较，认为西方文化的优势在于对自然征服的能力，然而其已发展乏力；印度文化在讨论终极问题层面具有优势，但眼下并不具备现实意义；只有中国文化既符合当下又具有光明的发展前景。

　　梁漱溟认为，中国危机的形成是由于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因此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文化危机。而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决定了解决之道是复兴传统文化。梁漱溟的理论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并在不改变中国文化旧质的前提下与西方文化的调和。体现了传统儒家以维护“道统”为己任的理想以及中庸的态度，充满了浓重的改良主义色彩。

　　然而，梁漱溟的解决方案中包含了一个无法克服的矛盾。纵使中国传统儒家的精神如他所说是以“直觉”和“仁”为本（这正是中国得以避免西方文化由功利主义而产生精神痛苦的根本）；而西方文化以“对外部世界的理智计算”和“明确区分人我”维持，这与中国文化崇尚中庸、注重人和的精神显然是相悖的。于是梁漱溟又提出应首先“踏实地奠定一种人生，才可以真吸收融取了科学和德谟克拉西两精神下的种种学术种种思潮而有个结果。”这种人生态度就是孔子的精神，即“孔子之所谓‘刚’”，它不但可以成功吸收西方的精神，扭转中国物质方面的劣势，同时也能在中国恢复真正的孔家生活。但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政治理想的本质，是构建一个和谐的等级社会，这与西方的“科学”“民主”在本质上是不相融的，即使梁漱溟对孔子的理论做了适于调和的解释，但这一矛盾从根本上无可消解，这也注定了梁漱溟的儒家政治理想在近代中国无法实现。

　　20世纪30年代儒家政治理想的成熟

　　20世纪30年代以后，梁漱溟新儒学的分析重点转向了社会学和史学。对中国社会及其结构的分析使他从社会学及史学的角度更进一步论证了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提出的观点——中国特殊论以及中国文化优越论。其儒家政治理想也逐步清晰起来，而实现他的理想的途径就是乡村建设运动。

　　梁漱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与西方存在着显著区别。这种不同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伦理本位，另一是职业分途。中国的伦理关系是由家庭推及社会与国家的整体性社会规范，因此人与人之间强调人伦、责任与情感。因此传统中国善治的目标就在维持“伦理的相安”。传统中国没有阶级的对立，只存在职业的分途，因为士、农、工、商并列四民，各出其位，各谋其职，“各有前途可求，贫富贵贱升沉无定。

　　梁漱溟认为这种差异决定了中国只有一治一乱的周期而无革命。伦理本位是无革命的内因，职业分途则是无革命的外因。他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分析充满了儒家的理想主义色彩，这正是为了引出他的政治理想——重建以儒家人生态度为根本的社会秩序，这是中华民族自救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运动要构建的是梁漱溟认为的 “新礼俗”。“新”体现在以儒家思想为本位的，对西方民主、科学的吸收利用。他认为儒家人生态度有两个要点：“一是互以对方为重的伦理情谊；一是改过迁善的人生向上。”西方文明有四点可以吸收借鉴，一是团体组织性，二是参与积极性，三是尊重个体，四是财产社会化。吸收融合后就能形成一种“人治的多数政治”。

　　由上我们认为，梁漱溟新儒学的发展并没能解决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的矛盾。他的政治理想仍然没有脱离传统中国社会政治伦理化的倾向。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仍然局限在一种伦理模式中，而并非一个符合政治发展潮流的可构建政体。他提出的中华民族自救之路，无法逃出“中体西用”的旧模式；他理想中的 “政体”——“人治的多数政治”其实是传统儒家“圣王”理想的翻版；而他理想中的社会——“富足、和谐”是否也体现着传统儒家的 “盛世”理想呢？他所采取的方式——通过群众性的讲学运动以重新奠定儒家之人生态度，也透着传统儒家道德教化的色彩。梁漱溟也一如传统儒家追求“知行合一”，通过乡村建设运动，他找到了他的政治理想与中国社会现实的结合点。

　　虽然梁漱溟给中国开出的药方无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但其以社会、国家为己任的责任感，以及积极探索中华民族自强之路的精神，值得敬佩；而他提出的问题，即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价值问题，仍然值得我们深深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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