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后疫情时代加强稳企业保就业的实证研究

　　一、研究背景

　　2020年以来，突如其来的疫情给全球经济体都带来了巨大冲击。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人民在“无硝烟”的疫情战斗中已取得重大进展，但不能忽视疫情对于中国乃至全球经济产生的巨大影响和强烈冲击。在全面系统防控疫情风险时，重点关注后疫情时代下企业发展和员工就业的波动与相应政策实施效果及调整情况，对影响稳企业保就业的因素进行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背景下，疫情冲击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深刻影响仍远未消除，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为进一步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的决策部署，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创新财政政策工具和货币政策工具，使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相互配合，全国各地各级财政部门和人民银行各分支行及各金融机构认真贯彻落实相关政策，全力做好1.34亿户市场主体 []的稳企业保就业工作，加快第三产业恢复增长，挖掘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增长潜力，努力实现融资服务“增量、降价、提质、扩面”的目标，确保市场主体经营状况持续向好。

　　二、稳企业保就业政策工具分析

　　（一）疫情对企业发展预期的静态影响分析

　　从企业维度来看，此次疫情在静态推演的情形下可能形成五波冲击，如图1所示。

　　第一波,疫情发生之初,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春节消费,如交通、旅游、餐饮、影院、酒店、零售企业等。

　　第二波,疫情冲击波由春节消费扩大到一般消费,特别是那些需要面向消费者提供的商品与服务。尽管各类线上消费有所增加,但远不能弥补损失。

　　第三波,疫情冲击波由消费扩大到生产,由需求冲击转向供给冲击。由于疫情期间各地出台了严格的管控措施,外出务工人员不能按时返岗,外加物流不畅通、供应链碎片化,大量制造加工企业不能正常复工复产,导致产出大幅下降。

　　第四波,疫情冲击波重新冲击家庭部门,生产与需求双双下降,家庭部门收入下降,消费需求进一步萎缩。

　　第五波,疫情在全球蔓延,震荡冲击全球经济,并影响中国经济。

　　概言之，对于市场主体来讲，Panousi and Papanikolaou（2012）认为公共卫生事件导致的不确定性上升直接作用于企业成本收益，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为此，疫情将增大企业所面临的经营压力，这些压力引致企业的现金流紧张，进而对企业发展预期产生诸多影响。

　　一是企业面临现金流、违约金的压力。现金流是企业内源性融资的基础，代表了一定时期内企业可自由支配资金的丰盈程度，企业投资对现金流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受疫情影响，企业停工停产、物流不畅使得库存堆积，难以产生足够的现金流，而且企业延迟开工将面临巨额的订单违约金，导致企业所储备的资金难以满足投资的需要，从而限制企业正常的经济行为。

　　二是企业面临银行还贷、支付员工工资、房租等支付压力。在疫情影响下，疫情扩散、延迟开业等使得企业存在严重的刚需资金问题，如商业银行贷款定期利息支付和还付贷款、员工工资支付、厂房租金支付等。这种定期支付的刚性资金可能构成了企业资金运营紧张的重要影响因素，这种负债压力将对企业未来投资预算产生一种明显的挤出效应。

　　三是企业面临获取市场订单、员工安全和物流运输方面的压力。疫情影响下企业获取市场订单的压力较大，其中包括原有订单的延迟或取消。产品市场萎缩带来的直接问题是企业固定成本的上升，压缩企业利润空间，加大资金链的压力，从而对企业未来新增投资产生某种抑制效应。同时，疫情影响下企业物流运输压力较大。由于人员、物资流动受限，企业大量的原材料无法运送，产品积压，提高了企业运营成本，从而影响到企业预期发展的意愿。

　　（二）中小微企业政策诉求及政府政策匹配的动态分析

　　在疫情爆发导致经济活动系统性停摆的背景下，企业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朱武祥等（2020）基于疫情冲击下针对中小微企业的两次全国问卷调查数据，对中小微企业主要的政策诉求进行了重点分析（见表1），50%的企业希望政府在社保、租金、员工薪资等成本支出方面给予补贴或减免，20%的企业希望减免税费，希望提供流动性支持的企业占比14%，还有10%的企业希望适度延期偿还贷款或豁免部分债务。大规模企业的政策诉求主要是提供流动性支持，而小规模企业的政策诉求倾向于降低成本。

　　后疫情时代，围绕稳企业保就业，中国财政货币政策密集出台（见表2）。为全力做好“六稳”“六保”工作，为实现国民经济快速恢复提供了有力支撑。

　　1.稳企业保就业财政政策执行情况。2020年以来，财政部门坚决落实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要求，通过适当提高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加大地方专项债力度“三箭齐发”和建立资金直达基层直达民生机制等政策工具，全力支持做好“六稳”“六保”相关工作，确保稳企业保就业工作的有序有力有效推进。

　　一是适当提高赤字率，明确发出积极信号。将财政赤字率从2.8%提高至3.6%以上，赤字规模比2019年增加1万亿元，达到3.76万亿元，稳定并提振市场信心。

　　二是适度加大政府债券发行力度，增加政府投资，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75万亿元，比2019年增加1.6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截至2020年9月末，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7205亿元。其中，发行一般债券2122亿元，发行专项债券5083亿元；按用途划分，发行新增债券5546亿元，发行再融资债券1659亿元。

　　三是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对冲企业经营困难。为应对疫情，今年在继续执行去年出台的下调增值税税率和企业养老保险费率等的同时，强化阶段性、针对性的政策，出台实施支持疫情防控保供和复工复产的减税降费政策并延长执行期限，延缓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所得税缴纳，延长阶段性减免社保缴费政策。前三季度新增减税降费超过2万亿元，预计全年为市场主体新增减负将是历年最大，超过2.5万亿元。

　　四是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对冲基层“三保”压力。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增长12.8%，支持地方尤其是困难地区正常运转。新增加的财政赤字和抗疫特别国债资金全部安排给地方，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加快直达资金预算下达。

　　五是建立财政资金直达机制。财政资金直达是宏观调控方式的重要创新，有效提升基层财政保障能力，极大地增强了企业发展能力。目前，大部分财政资金通过直达机制已细化落实到市县和具体项目，政策效应正逐步显现。截至9月30日，在实行直达管理的1.7万亿元资金中，各地已将1.566万亿元直达资金下达到资金使用单位，形成实际支出10214亿元，占中央财政已下达地方资金的61.2%，有效补充地方财力保证了减税降费到位，保障了基层正常运转。

　　2.稳企业保就业货币政策执行情况。自2020年初疫情发生以来，人民银行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的决策部署，统筹金融系统力量，持续加大对各类市场主体的支持力度，切实履行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的牵头责任，力争做到在政策层面上点面结合、综合施策，同时也兼顾长远机制建设。

　　一是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2020年以来，三次降准，释放了1.75万亿的长期流动性。同时灵活运用中期借贷便利、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再贴现等工具，促进市场整体利率稳中有降。

　　二是持续释放LPR改革红利，引导公开市场逆回购的操作利率、中期借贷便利利率、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分别下行，同时启动了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转换，推动降低存量贷款利率。

　　三是推动金融系统全年向企业让利，促进普惠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制造业等重点领域贷款利率均降至历史新低。前三季度，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利率较去年全年下降0.82个百分点。2020年以来，金融部门通过降低利率、减少收费、贷款延期还本付息等纾困措施，前7个月已为市场主体减负8700多亿元，到年末向市场主体让利1.5万亿元。

　　四是用好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在春节假期期间紧急出台3000亿元用于防疫保供的专项再贷款，随后增加5000亿元支持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的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再增加到1万亿元新增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额度，总计1.5万亿元的普惠性再贷款、再贴现，在不同的情形下，政策的含义是不同的，数量越来越大，利率越来越市场化。商业银行使用央行的这些工具为实体经济提供了低成本的贷款，有力支持了稳企业保就业。

　　五是创新直达精准的货币政策工具。按照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的要求，人民银行创新支持中小微企业贷款的延期还本付息（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时间至2021年3月底）以及普惠小微信用贷款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政策工具[]，通过适当提供央行资金支持，推动银行积极办理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和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提高小微企业贷款可获得性，帮助小微企业渡过难关。截至8月末，银行已累计对157万家市场主体的贷款本金和81万家市场主体的贷款利息实施了延期，共涉及3.7万亿元到期贷款本息；3月至8月，银行累计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超过3000万笔，共计1.89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6300亿元。

　　六是出台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指导意见。银保监会等八部委联合出台了《进一步强化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主要是解决小微金融服务供给结构性失衡的问题，着力于长期性、制度性的推动，通过督促商业银行加快观念转变和业务转型，优化内部资源配置和政策安排，使其真正敢贷、能贷、会贷、愿贷，促进“质”的变化，实行中小微企业融资“增量、降价、提质、扩面”的目标。

　　七是拓宽各类主体的融资渠道。支持国债、地方政府债和专项债券顺利低成本发行。设立公司信用债的绿色发行通道，扩大企业直接融资规模。发展供应链金融，支持各类供应链平台接入相关的票据平台。发布《标准化票据管理办法》，支持中小微企业通过标准化票据融资。

　　3.稳企业保就业监管政策执行情况。在银保监会层面，出台了一系列信贷优惠导向政策，包括增加信贷供应、降低利率、逾期贷款展期等，对于因为疫情影响产生的不良贷款免于追责，鼓励银行提高中小微企业不良贷款率，加大不良贷款自主核销力度，调整考核指标或调整考核权重，激发和提高基层敢贷愿贷的积极性。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实施还本付息安排。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对2020年1月25日以来到期的困难中小微企业贷款，实施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安排，免收罚息，不下调贷款风险分类，不影响企业征信记录。推动银行保险业以更大力度向实体经济让利。督促银行保险机构做实利润、用好利润，千方百计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尤其是普惠型小微企业综合融资和金融服务成本，推动实现金融系统全年让利实体经济目标。

　　4.联动多部门协同发力支持稳企业保就业。今年以来，疫情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中国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在此背景下，为全力支持稳企业保就业，人民银行联合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税务总局、人社部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多部门紧密配合、协同发力，充分发挥政策合力，取得最大政策效应。

　　一是货币信贷和财政税费政策高度配合。一季度央行通过降准、再贷款等工具释放长期流动性约2万亿元，新增人民币贷款7.1万亿元。通过设立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定向支持疫情防控重点领域和重点企业，增加50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专用额度支持企业有序复工复产，再增加再贷款再贴现额度1万亿元支持经济恢复发展。财政部发行总计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疫情防控和稳岗、扩就业的税费政策，对企业通过社保补贴、定额税收减免、担保贷款和贴息，帮助企业在疫情期间轻装上阵，鼓励企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

　　二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同发力。在央行设立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定向支持疫情防控重点领域和重点企业后，财政部发布通知，对2020年新增的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贷款，在央行专项再贷款支持金融机构提供优惠利率信贷的基础上，中央财政按央行再贷款利率的50%给予贴息，贴息期限不超过1年。

　　三是用改革的办法疏通货币政策传导和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坚持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促进LPR推广运用，打破贷款利率隐性下限，推进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转换，降低贷款实际利率。为了保障基层民生，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和1万亿元新增财政赤字对应的资金直达基层、直接惠企利民的相关机制建设不断提速。

　　四是财政金融政策联动加码稳企业保就业。在经济受到疫情冲击的情况下，财政金融部门通力合作，短期内对受困企业“输血”，包括减税降费、给企业特别补贴、通过行政办法给予企业特别的贷款优惠，降低企业综合成本，帮助企业改善经营条件，使企业有能力提供更多就业岗位；适度降低利率，刺激投资与消费需求，以一定的经济增长支撑一定的就业水平。

　　五是多部门紧密配合，加强外部配套支持。推动财税部门对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的利息收入继续免征增值税。与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等部门深化“银税互动”“信易贷”的相关工作，推动地方政府搭建信用信息综合服务平台，加大数据整合共享，为银行提供依法合规对接涉企数据的便利渠道。基于以上举措，货币政策措施与财政政策紧密配合，有效支持了疫情防控、稳企业保就业，缓解实体经济实际困难。

　　在金融系统和各级政府、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及社会各界的全力支持之下，财政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政策成效显著，总体上实现了融资服务“增量、降价、提质、扩面”，市场主体经营状况不断向好。

　　三、疫情影响及政策效果评估分析

疫情发生后，政府部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相互配合，加大信贷投放和减税降费力度，降低企业综合成本，积极支持疫情防控、稳企业保就业，维护社会经济稳定。

　　第二、三产业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量大面广[]，其作用和地位十分重要，服务业、新成长经营主体、新兴业态、新型就业形式等吸纳了大量就业。通过政策“组合拳”，一方面能够提高服务效率，快速精准落地政府对中小微企业的税费政策。另一方面，通过长效金融服务模式，低成本、低风险、精准和及时缓解广大中小微企业的现金流压力，支持中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

　　（一）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从疫情对中小服务型企业的主要影响路径（见图2）来看，企业面临着销售收入锐减、短期经营成本增加、流动性收窄等情况，企业现金流承压较大，稳定就业形势严峻。

　　在实证分析中，借鉴黄送钦（2020）的研究思路，通过探讨疫情对企业经济行为影响的同时，从资金流压力、还付贷款压力和员工工资支付压力等方面分析了疫情影响企业经济行为的中介机制，并发现紧张的现金流压力是疫情影响企业发展预期行为的重要路径，从而形成“公共卫生事件（疫情）——中介渠道（企业经营压力，如现金流）——企业发展预期（下降）——稳企业保就业政策（减税减费等）——企业发展预期（恢复并呈上升趋势）”一条较为紧密的逻辑链，这不仅揭示了公共卫生事件影响企业经济行为的微观机制，而且还进一步验证稳企业保就业相关政策的时效性和针对性，为持续推动各项政策措施更好更快落地落实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为了检验疫情对企业发展预期的影响及后疫情时代稳企业保就业政策对企业发展的影响效果，本文构建了如下多元回归分析模型;

　　其中，模型的因变量表示企业的发展预期，企业发展预期指数主要包括：招聘员工、扩大融资规模等方面，采用排序模型回归。自变量表示企业受疫情复工复产影响情况；自变量表示企业获得金融政策支持力度情况，主要包括减税降费情况、人员运营政策补贴成本变动情况及融资意愿及实际利率情况等，形成金融政策扶持综合指数。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地区营商环境、企业性质、企业所属产业、企业规模等。

　　（二）疫情和金融政策对企业发展预期的实证分析

　　以“企业开工率”问卷调查的数据为基础，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发现，疫情分别与企业所面临的现金流压力、还付贷款压力和员工工资支付压力间均显著正相关，这表明后疫情时代企业复工复产面临着较大的现金流压力、还付贷款压力和员工工资支付压力。此外，在主效应模型中分别引入中介变量“现金流压力、还付贷款压力和员工工资支付压力”后，疫情对企业发展预期的负向影响依然显著且影响系数（绝对值）变小；同时，企业现金流压力、还付贷款压力和员工工资支付压力均与企业发展预期间呈显著负相关性，即企业所面临的综合经营压力越大，其行动意愿会越弱。由此，现金流压力、还付贷款压力和员工工资支付压力均是疫情影响企业发展预期的重要中介因子。

　　疫情主要通过提高企业来自现金流、还付贷款和支付员工工资等方面的压力，进而削弱了企业发展预期。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压力均涉及到企业融通资金的现状，疫情造成了企业经营过程中紧张的现金流困境。因此，现金流的紧张是疫情影响企业发展预期的重要中介路径。

　　同时，金融扶持政策均与企业现金流压力、还付贷款压力和员工工资支付压力呈显著负相关性，稳企业保就业政策可显著缓解企业现金流等压力，政策效果良好。金融扶持政策与企业发展预期呈明显正相关性，可有效提升企业投资、扩大生产、增加人员规模意愿，促进企业健康良性发展。

　　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来看，在企业现金流方面做到“开源节流”是缓解企业压力问题的关键。一方面，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积极出台了金融扶持政策，例如设立专项贷款、发放政策性贷款、开设绿色信贷通道、加快贷款审批、倡导贷款展期，以帮扶企业走出资金流困境。另一方面，在做到“开源”的同时，相关部门还积极开展“节流”的措施，例如对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实施减免行政类收费、减免税负、延期缴纳社保、暂缓应付款的支付等（见表3）。

　　（三）疫情和金融政策对企业发展预期的影响：基于营商环境的调节

　　由于企业投资具有延续性，企业的经济行为不仅会受到前期活跃度的影响，而且还受到所在地区营商环境的影响。为此，本部分将探究企业所在市级地区的营商环境对疫情、金融扶持政策与企业发展预期间关系的调节效应。

　　在地区营商环境调节效应方面，疫情和地区营商环境交叉项与企业发展预期呈负相关性，即企业所在地区的营商环境越好，疫情对企业发展预期所产生的负向影响会越强。金融扶持政策和地区营商环境交叉项与企业发展预期呈正相关性，即企业所在地区的营商环境越好，金融扶持政策对企业发展预期所产生的正向影响会越强。该发现表明，相对于在营商环境较差的地区，营商环境较好的地区政府积极服务于地方企业的发展，制定、出台与企业发展需求相适应的政策，企业经营活动更趋于市场化，企业的投资决策等发展预期对外部环境冲击更为敏感，反应更为及时。因此，当营商环境越好时，企业经营对密集政策出台的正向反应越强。企业发展预期恢复较快，活跃度回归，投资意向增加，就业形势趋于稳定（见表4）。

　　（四）疫情和金融政策对企业发展预期的影响：异质性因素分样本检验

　　首先，将总样本区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个样本。其次，按照企业所在行业属性，将总样本区分为第三产业和非第三产业两个样本。经分析后发现，国有企业因承担稳定地方经济的责任，从而使得疫情对国有企业发展预期的负面影响较弱。不论是第三产业，还是其他产业，疫情对企业发展预期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表明疫情对所有产业企业发展预期的负向影响是普遍的。但是，相对于非第三产业企业，疫情对第三产业企业发展预期的负向影响更强。这主要是因为：疫情导致大型娱乐场所、景点被关闭，各种交通受限制，流动性减弱使人们远离商店、餐饮和旅游景点。由此，相对于第一、二产业来讲，疫情对第三产业企业发展预期的影响更大。

　　从金融扶持政策对企业发展预期的影响来看，稳企业保就业政策的密集出台，相对于国有企业来看，对非国有企业复工复产和发展预期具有较为明显的正向作用。从产业角度来看，金融扶持政策尤其是对第三产业企业来讲，能够适时地用政府手段干预企业发展预期，利用金融等手段支持企业平稳复苏，实现企业良性发展（见表5）。

　　四、政策效果评估总结与对策建议

　　（一）政策效果评估总结

　　通过以上回归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在经过预期冲击、实体传导两大阶段后，针对疫情影响的阶段性、结构性、叠加性特征，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压力巨大。稳企业保就业政策的陆续出台强有力地稳定了后疫情时代下企业运行和员工就业的发展预期。

　　2.稳定企业发展和扩大就业，重点要支持第二、三产业企业。挖掘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增长潜力，努力加快第三产业的恢复，提高就业弹性最大限度发挥其吸纳就业的作用。稳增长政策持续加码，对缓解企业受疫情影响起到了积极作用。下半年应紧扣“六稳”“六保”要求，把稳企业保就业和服务民营、小微企业更好地结合起来，推动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大幅增加对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中长期资金支持。加强金融与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的配合，形成集成效应。

　　3.营商环境越好时，企业经营对密集政策出台的正向反应越强。企业发展预期恢复较快，活跃度回归，投资意向增加，就业形势趋于稳定。从长期看，加快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有利于强化财政、产业等政策的组合效果，实现稳预期、稳企业、保就业目标，助力企业腾飞。

　　（二）当前稳企业保就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稳定恢复增长阶段，稳企业保就业工作扎实深入推进并取得积极成效，但通过对上述政策梳理和实证评估分析，发现稳企业保就业仍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1.外部挑战复杂严峻。目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在不断蔓延，北半球已经进入秋冬季，多个国家疫情再度反弹，美欧很多国家都已迎来第二波疫情。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疫情重灾区，但由于特朗普政府疫情防控不力，且急于复工重启经济，导致美国疫情三次爆发。欧洲疫情十分严重，全球46%的确认病例和三分之一的死亡病例来自欧洲，欧洲正成为疫情“震中”，德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疫情病例数明显回升，不少国家或者地区再次关闭部分公共场所，全球经济恢复动能进一步受到拖累。与此同时，中美关系走向和地缘竞争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中国经济运行面临更大外部挑战。

　　2.经济复苏结构失衡，消费需求疲软问题突出。当前经济恢复过程中仍存在“工业复苏快于服务业、生产复苏快于需求、投资复苏快于消费”的结构性问题，消费需求疲软问题比较突出。当前中国经济在加快恢复，三季度消费明显改善，但仍处于偏弱水平，消费增长滞后一定程度上拖累了企业营收及利润恢复增长，给加快复工复产和畅通经济循环带来了较大影响。

　　3.小市场主体经营困难，信贷需求增长放缓。一方面，吸纳劳动力能力强的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户集中的批发和零售、住宿餐饮、租赁和商务咨询等服务领域恢复滞后，有的行业仍是负增长。即使是整体恢复加快的制造业，小微企业经营也面临订单减少、应收账款拖欠等挑战。另一方面，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国家大规模缓企纾困政策的强力支持下，小微企业合理的融资需求已经得到有效满足，但因当前小微企业扩大再生产动力不足，信贷需求增长有所放缓，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进一步加大小微企业贷款投放力度。

　　4.金融服务中小微企业的良好机制尚未完全建立。2020年以来，为对冲疫情的影响，降低疫情造成的损失，在稳企业保就业政策的强力推动下，金融机构开始注重资源倾斜，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投放。但实践中金融机构仍然偏好抵押类贷款业务以及向国有企业或大型企业发放贷款，对于小微企业的资金支持特别是信用贷款仍显不足，致使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的占比较低。这种行为倾向是金融机构长期以来建立的审慎严格的风控系统所决定的，虽然金融监管部门在政策导向上对金融机构已做矫正，但其转型仍需时日。

　　5.债务风险延后或将集中显现。前期货币信贷大规模投放、中小企业延期还本付息、大力度财政纾困等救助型政策，后延了疫情冲击带来的金融风险。同时，政府债务集中兑付压力上升，加上财政支出刚性，部分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平衡难度加大。随着应对疫情冲击的后续政策空间的缩小，银行面临较大不良资产反弹压力，金融机构高风险问题亟待化解，因此，有效化解延后风险，促进宏观金融稳定的任务较为紧迫。

　　6.重点群体就业压力逐渐凸显。随着中国经济的稳定恢复，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稳中有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9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降至5.4%，连续5个月回落。但与此同时，结构性失业问题仍然突出。问卷调查显示，在职员工岗位更换意愿有所下降。新入职劳动力就业相对困难，大学生签约率明显低于往年。由于沿海地区部分企业订单不足、异地生活成本高等因素，农民工外出就业意愿下降。

　　（三）进一步做好稳企业保就业的对策建议

　　根据疫情对经济冲击的传导路径和当前稳企业保就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把疫情对经济的冲击降到最低，进一步促进经济回归常态化增长，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强化逆周期调节，有效引导市场预期。疫情对经济的冲击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应急政策的对冲力度。为此：一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受疫情影响，微观市场主体的消费、投资预期极易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的预期容易产生反向作用力，以阻滞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为此，针对疫情防控期间经济活动大幅萎缩的冲击，应打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组合拳”，加大财政支出力度，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推动财政支出结构性发力；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实施灵活宽松的货币政策，提供适度宽裕的资金。

　　二要加强对政策实施效果的动态评估，做好增量政策储备。考虑到受疫情影响的各行业经营情况千差万别，政策实施效果也将各异，有必要做好增量政策储备。强化疫情防控期间经济运行趋势判断，针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产业、行业、领域、企业、就业等进行重点监测预判，及时发现疫情给经济带来的新变化、新情况，针对特殊情况、紧急情况，认真研究并出台对策措施。

　　三要加大政策宣贯力度，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根据形势发展变化，细化实化各项政策举措，进行有针对性宣贯，并加强督导落地见效，打通政策落地见效的“最后一公里”，确保各项政策看得到、易办理、享受得到。

　　2.发挥金融活水作用，推动企业复工复产达产。一是提升商业银行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能力。首先，全国性银行要发挥好带头作用，内部转移定价优惠力度不低于50个基点，促使商业银行处理好不同业务服务对象关系的平衡。其次，政策性银行要把3500亿的专项信贷额度落实到位，以优惠利率支持小微企业复工复产。再次，商业银行要将普惠金融在分支行综合绩效考核中的权重提升至10%以上，进一步带动基层商业银行放贷的积极性。

　　二是着力于改革完善外部政策环境和激励约束机制。首先，大幅度拓展政府性融资担保的覆盖面，并明显降低费率，更好地发挥国家融资担保基金作用。其次，推动地方政府建立地方征信平台和中小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支持有条件的地区设立市场化的征信机构，运维地方平台。再次，建立健全贷款风险的奖补机制，提供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和奖励，提供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资本补充等。第四，推动地方政府深化放管服改革，继续组织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的账款，探索建立续贷中心、首次贷款中心、确权中心等平台。

　　3.加大纾困帮扶企业力度，增强市场主体活力。加大力度帮扶企业挺过疫情关，对实现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一要健全专项帮扶企业的政策举措。 加大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企业的支持力度，有针对性地出台减负、稳岗、减免税费等组合政策措施，以帮扶企业渡过难关。提高政府面向企业的采购金额和比例。加大对旅游、住宿、餐饮、会展、商贸流通、交通运输、教育培训等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及中小微文化企业的信贷投放，鼓励银行通过线上方式对接企业融资需求，扩大企业信贷覆盖面。适当提高监管容忍度和不良贷款容忍度，以减少基层银行对行业信贷投放的顾虑。

　　二要优化提升政务服务能力和水平。创新审批方式，推动更多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办、掌上办、指尖办”，健全完善审批工作“直通车”制度，对行政审批事项实行“一网通办”或网络报送审批，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缩短审批时限。

　　三要完善援企帮企机制链条。加强与重点企业联系沟通，构建疫情防控企业信用修复机制、应急协调机制、企业纾困机制、企业灵活用工机制等，以切实解决企业实际问题。充分发挥各层级商会等行业协会组织的纽带桥梁作用，为企业恢复生产经营提供指导和服务。

　　新业态新产业。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爆发，既影响着传统产业，也催生和发展着新业态新产业，应抢抓机遇，推动企业、产业转“危”为“机”。

　　一要力促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此次疫情将倒逼传统线下行业产业数字化、智慧化改造升级。因此，应以此次疫情为契机，顺应商业变革和消费升级趋势，加速推进5G、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的推广使用，加快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二要大力发展新业态新产业。此次疫情将加速生产生活业态朝着智能化、线上化发展，应聚集资源、聚焦政策大力发展网络购物、餐饮外卖、网络游戏、文化娱乐等传统“宅经济”，以及生鲜配送、在线教育、远程办公、在线医疗等新型“宅经济”。顺应商业变革和消费升级趋势，支持VR/AR、5G、3D等技术在商业、教育、文化旅游、娱乐等领域的广泛应用，大力发展网络诊疗、线上办公、远程协助、企业在线运营、线上教育、知识付费、数字娱乐、线上咨询培训等线上服务，构建全新服务业新业态。

　　5.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强化消费的基础作用。消费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力量，加速疫后经济复苏应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拉动作用。

　　一要未雨绸缪做好消费需求集中回补准备。利用消费行为具有的可补偿、可替代和可引导的需求特点，推动消费市场细分，按照产品和服务特点因应施策。引导商场、商业街区、景区景点、旅行社、图书馆等主体提升管理能力和水平，做好预案，以迎接疫情过后人员填补式反弹性消费、出行等可能带来的应对压力。

　　二要提升消费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深入实施质量提升行动，不断增强国产商品和服务的吸引力竞争力。强化品牌建设，实施品牌强国工程，加大现代营销力度，提升自主品牌的辐射力影响力。顺应消费需求升级趋势，加大优质海外产品和服务进口。推动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加大创新研发力度，丰富文化旅游商品。

　　三要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水平。持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提高政府购买服务的金额与比例，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高质量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多措并举保障重点群体就业与增收。探索发放惠民消费电子券，增强大众消费意愿，激活消费市场潜力。

　　6.防范金融风险，坚守稳企业保就业底线。疫情蔓延和中美贸易摩擦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也是金融支持稳企业保就业的重要任务。

　　一要指导督促金融机构加强风险防范。指导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独立决策选择具体支持企业，不以行政命令代替金融机构决策。督促金融机构加强信贷风险管控，防止信贷资产质量急剧劣变。鼓励和支持中小银行机构通过内部利润留存、增资、扩股、发行永续债等途径

　　多渠道补充资本。推动银行机构合理安排拨备、资本等经营要素，多计提拨备，并尽可能利用拨备多核销不良资产。

　　二要强化区域金融风险监测、排查和预警。继续完善辖内各领域风险监测体系，做好重点领域风险监测；认真执行金融风险监测定期报告制度、大型企业风险监测制度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密切关注地方政府债务、民营企业发债、中小法人银行资产质量和流动性、房地产市场等风险状况。

　　三要提高金融风险应对和处置能力。根据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风险形势，进一步完善风险应急预案，适时开展金融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切实提高风险应急处置能力。高度关注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的风险隐患及突发事件，继续加强与地方金融监管局、银保监等部门的沟通协调，推动地方政府落实维护地方金融稳定、化解处置地方金融风险主体责任。配合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妥善处置大中型企业债务风险，防范企业资金链断裂风险。

　　四要防止信贷资金挪用和套利行为。加强对再贷款再贴现等政策资金的监督管理，确保资金发放依法合规，防止资金出现“跑冒滴漏”。督促金融机构合理管控信贷资金用途，确保资金精准规范使用，防止信贷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防止资金在金融系统内空转和套利。

　　7. 引导企业树立自保自救主体意识。面对疫情，企业对自保自救、国家和社会救助二者之间的关系要有正确的认识和把握。企业要把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提升自身管理经营能力放在第一位。国家和社会伸出援助之手是“扶上马送一程”，企业最终还得靠自身竞争力去发展。

　　长期来看，企业过多依靠外来救助渡过难关的路径是不可持续的，这也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壮大。面对疫情，企业要积极筹划、主动作为，在战略、管理、技术、市场、产品、服务、客户、渠道、质量、效率、创新等方面寻求渡过难关的可行之策，力争实现有效突破。在重大危机背景下渡过难关的企业，自身也将发生一次蜕变，竞争能力将得到加强乃至获得质的飞跃。

　　参考文献

　　[1]蔡昉：《多措并举确保就业大局稳定》，《劳动保障世界》，2020年第7期。

　　[2]冯俏彬、韩博：《疫情对我国财政经济的影响及其应对之策》，《财政研究》，2020年第4期。

　　[3]黄送钦、吕鹏、范晓光：《疫情如何影响企业发展预期？——基于压力传导机制的实证研究》，《财政研究》，2020年第4期。

　　[4]黄燕芬：《西方国家促进就业的主要做法及启示》，《宏观经济理》，2002年第11期。

　　[5]施建华、林海江、孙梅、苏忠鑫、陈刚、张建华、周良、宁宁、郝模：《国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体系及对我国的启示》，《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14年第7期。

　　[6]王岩琴、牟淑慧：《法国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做法和经验》，《中国中小企业》，2014年第3期。

　　[7]郑联盛、高峰亭、武传德：《公共危机治理与财政支持体系建设》，《金融发展研究》，2020第6期。

　　[8]朱武祥、张平、李鹏飞、王子阳：《疫冲击下中小微企业困境与政策效率提升——基于两次全国问卷调查的分析》，《管理世界》，2020年第4期。

　　[9]周新辉、李昱喆、李富：《疫情对中小服务型企业影响评估及对策研究——基于回归算法优化模型的分析预测》，《经济评论》，2020年第3期。

　　[10]Panousi,V.&Papanikolaou,D.2012,Investment,Idiosyncratic Risk，and Ownership，Journal of Finance，67（3）。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