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结构演变史略（下篇）

　　（一）优化产业结构[]的路线

　　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曾经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首创者的邓小平做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

　　报告郑重提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报告强调：“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 []

　　这个报告为后续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思想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毅然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左”的错误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是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在确定工作中心转移的同时，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针对拨乱反正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思潮，旗帜鲜明地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开始形成，奠定了新的基本路线的基础。” []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邓小平依据新中国建立后对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在1982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大上首次提出这一理论。他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

　　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

　　报告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生产力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经过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虽然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仍然远远没有超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报告详细分析了这个阶段的特征，并着重指出，现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报告据此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长远意义的指导方针。集中起来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

　　需要进一步指出，建设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理论基础。党的十四大报告依据改革开放后十四年的实践，对这个理论做了系统、全面、深刻的分析。报告指出，改革后，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根本原因是在十四年的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相结合，逐步形成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十四大报告指出，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像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该报告全面揭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并着重指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党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这条路线的简明概括。[]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就这里需要论述的问题（即实现产业结构优化的路线）来说，需要专门分析其中“一个中心”（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一个基本点”（即改革开放）的战略目标。因为这两方面是实现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的路线，同时也是引导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路线。这样说，丝毫不否定其中另一个基本点（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所起的根本保证的作用。

　　就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来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形成和完善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

　　1982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大首次提出：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20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亿元左右。实现这个目标，我国国民收入总额和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将居于世界前列，整个国民经济现代化过程将取得重大进展，城乡居民的收入将成倍增长，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可以达到小康水平。” []

　　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报告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

　　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民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基本实现工业化，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城镇人口的比重较大幅度提高，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社会就业比较充分，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裕的生活。[]

　　2007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更高要求：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

　　就经济体制改革来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党的十二大提出，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是经济改革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

　　1984年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党的十三大指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

　　党的十四大在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指导下，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党的十七大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新情况，提出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的新要求。[]

　　这期间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就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党的代表大会确定的路线指导下运行的。这期间产业结构优化也是在这个路线指导下实现的。

　　在这方面，经济改革是产业结构优化的根本动力，宏观经济管理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手段，经济发展战略是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引领。

　　（二）优化产业结构的成就及特点

　　1.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趋于全面协调发展。按照工业化发展规律的要求，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是趋于下降的。但也不能下降过快，其界限就是不能违反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规律的要求。这是其一。其二，在工业化过程中工业的占比无疑是会逐步上升的，但也不能脱离其它产业孤立地过快发展。其三，在工业化过程中，与工业发展关联度较大的建筑业，其增速是会超过农业的，因而其占比也会上升，当然不及工业占比上升快。其四，在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发展与第三产业的关联度也比较大，而且第三产业的增速也会超过农业。这样，其占比也会上升。

　　但在1958-1978年，在“左”的路线支配下，盲目追求经济的高速发展（主要是工业的高速发展），从而导致工业发展过快，工业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上升过快；农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都在不同程度上发展过慢，农业占比下降过大，而建筑业和第三产业还出现了极不正常的不升反降的情况。在1958-1978年，工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由31.7%过度地上升到44.1%，农业由34.4%过度地下降到28.2%，建筑业和第三产业反常地分别由5.3%下降到3.8%，由28.7%下降到23.9%。[]这些数字表明：这期间我国产业结构已经全面陷入严重失衡状态。

　　改革以来，由于逐步推行和完善了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产业结构也相应趋于协调发展，根本改变了此前存在的产业结构全面失衡状态。1979-2011年，工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由43.6%正常地回落到39.9%；相应地，农业占比合乎规律地由31.0%下降到9.7%，建筑业和第三产业正常地分别由3.8%上升到6.7%，由23.3%上升到44.2%。这样，我国产业结构又回到趋于全面协调发展的状态。

　　2.作为经济发展战略重点的众多产业趋于全面振兴。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长时期内，农业、能源、交通以及科学和教育原本应处于重要战略地位。但主要由于改革前“左”的错误，导致农业、能源、交通、科学和教育等重要战略产业发展严重滞后。这样，它就必然成为改革后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而且，经过改革以来的经济发展，这些战略重点产业确实得到了全面加强，从而改变了其原来发展严重滞后的局面。这里仅以其中较为突出的农业和能源为例做些说明。

　　在农业方面，在“左”的路线支配下的1958-1978年间，其总产值年均增速仅为0.3%。而且其中1959-1961年三年农业总产值是下降的。这种农业发展严重滞后的状况使得农产品供不应求的矛盾尖锐起来。这一点突出表现在作为农业主要产品的粮食净出口的数量增长上。1953-1960年，我国粮食净出口的最高年份1959年净出口曾经达到474万吨，但从1961年起转为净出口471万吨，此后持续缓慢增长到1978年的758万吨。[]在1979-2011年间，农业总产值是持续连年上升的，年均增速上升到4.5%，为1958-1978的15倍。[]这样，农业基础薄弱地位虽未根本改变，但原来发展严重滞后的局面已经大体改观。

　　在能源方面，1958-1978年，标准燃料生产总量由19846万吨增长到62473万吨，增长了2.1倍；消费总量由17591万吨增长到56871万吨，增长了2.2倍。在这期间，作为燃料主要消费载体的工业产值（按不变价格算）由1090.0亿元增长到4230.8亿元，增长了2.7倍。[]这也使得燃料的供需矛盾趋于尖锐。但在1978-2011年间，能源生产总量和能源消费总量分别由62770万吨标准煤增长到340178万吨标准煤，由57144万吨标准煤增长到387043万吨标准煤。二者分别增长了5.4倍和5.7倍。比较二者增速的差距，后一个时期比前一个时期趋于缩小。更为重要的是，后一个时期在节能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2011年，平均每万元国内生产总值（按不变价格计算）能耗由1980年的13.14吨标准煤下降到0.86吨标准煤，下降了12.28吨标准煤。[]这样，原来能源发展滞后的局面也已经基本改变。

　　在交通以及科学和教育方面也程度不同地呈现类似变化。

　　3.适应我国工业化发展阶段和改革开放时代特征的要求，一系列传统产业成为支柱产业或进一步增强其支柱产业的地位。一般认为，某个产业的增加值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以上，即为支柱产业。而在1979-2011年期间，建筑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由3.5%增长到6.7%，批发和零售业由4.9%上升到8.9%，金融业由1.9%增长到6.3%，房地产业由2.1%上升到5.8%。这些产业有些是新成长的支柱产业（如建筑业、金融业和房地产业），有的是进一步增强了其作为支柱产业的地位（如批发和零售业）。此外，还要提到外贸业的战略地位。1979-2011年期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的比重由9.6%上升到48%。[]当然，这里用的是外贸进出口总额指标，而不是其增加值指标。但即使用外贸增加值指标，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也会达到4%以上，也会成为支柱产业。

　　4.我国工业化是在现代化和全球化高度发展的时代条件下进行的。这期间我国产业结构中还产生了一系列的新的战略性产业，其中有的产业已经或正在成为新的支柱产业。重要的有以下五个方面。

　　（1）高技术产业是现代化产业最重要的载体，呈快速增长之势。2001-2007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由9.5%上升到12.7%。[]其后还有进一步增长。

　　（2）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仅是在传统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不仅是与我国优秀文化传统相结合的，而且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是与现代生产技术相结合的，其增速也很快。2010-2013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由11083亿元增长到21000亿元，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由2.7%上升到3.7%。[]可见，这期间文化产业正在成为我国支柱产业。

　　（3）生产性服务业在整个服务业中占比的上升，是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在这方面的反映。生产性服务业有一部分就是独立于生产单位以外的，但更大部分是附着于生产单位内的。但伴随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生产服务的工作量越来越增加，因而就有越来越多的部分从生产单位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生产性服务业。这两种情况在全国科研活动总人数的增长上得到了综合反映。1991-2008年，全国科研活动人员由238.6万人增长到497.8万人，就包括了上述两部分人员的增长。但科研技术市场的发展却能突出反映独立的科研活动（即作为生产性服务一部分）的增长。1991-2008年，技术市场的成交额由95亿元增长到2665亿元。 []这突出地反映了作为独立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

　　（4）海洋产业的兴起也是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产物。世界经济史表明：在农业经济时代，由空间提供的劳动资料主要是陆地。除了那些濒临海域的国家以外，海洋在这方面并不占重要地位。但伴随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海洋在这方面的地位逐步突显。这一点在我国改革以来产业结构的变化中也清楚地表现出来。这期间海洋也已成长为我国的支柱产业。依据国家海洋局提供的资料，2013年我国海洋产业总值已经达到54313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5%。[]

　　（5）环保产业是最具时代特征的产业。20世纪下半期以来，保护生态环境已经成为人类生存发展面临的最尖锐最重要的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愈来愈广泛的共识。就我国党的代表大会的文件看，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就着重指出，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是关系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问题。在推进经济建设的同时，要大力保护和利用各种自然资源，努力开展对环境污染的综合治理，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很好地结合起来。[]自此，可持续发展就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这样，尽管我国发展环境环保产业从零起步，且面临重要困难，但在可持续发展战略指导下，发展很快。据计算，到2010年，我国环保产值已经达到两万亿元，大约相当于当年工业总产值的28.6%。[]

　　5.先行的工业化国家是在工业化已经基本完成的条件下进入现代化时代的。从总体上说，先行的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既不存在现代科学技术与手工生产技术融合的问题，也不存在现代科学技术与工业生产技术融合的问题。而我国是在现代化时代条件下实现工业化的。这样，在工业化过程中，不仅存在现代科学技术与工业生产技术融合的问题，而且存在现代科学技术与手工生产技术融合的问题。就我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来说，前一种融合固然居于最重要的地位，而后一种融合也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问题在于：在整个工业化过程中，尽管近代工业的占比是逐步上升的，手工生产是逐步下降的，但二者都是同时并存的。即使在我国工业化的中期和后期阶段，手工劳动在各次产业（特别是农业和第三产业中）还是广泛存在的。

　　就我国当前学界的情况来看，对前一种融合的重要性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共识。从实践方面说，前一种融合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其突出表现就是作为现代科学技术最重要载体的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一般说来，凡是与信息技术应用相关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均属数字经济。21世纪以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速，已经达到很大规模，据计算，仅在2002-2011年间，我国数字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约10%上升到约15%以上。[]然而，后一种融合的重要性似乎还未引起足够重视。实际上，后一种融合对我国经济发展也有重要作用。其突出的典型事例，就是被誉为中国水稻之父的袁隆平运用现代农业科学技术改良水稻品种，以及由此创造的水稻产量的大幅增长。这种良种在农业上的运用，固然有一部分是通过农业机械实施的，但也有一部分就是手工工具实施的。

　　与这两种融合相联系，形成了各有特点的两类产业。因此，提出这两点融合，不仅是理论上的一种新探索，而且在实践上也有很重要的意义。

　　6.随着以人为本发展战略的贯彻实施，其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这除了表现在作为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主要来源的农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上（已见前述）外，还表现在主要提供消费品的轻工业的发展上。

　　建国以后，轻重工业产值增速及其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经历了曲折变化。大体说来，1953-1957年，在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指导下，重工业增速较快，轻工业较慢；前者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上升，后者下降。这个时期虽然重工业增速和占比上升都过快了，轻工业增速较慢，占比下降过大，已经出现了失衡状况，但还没有发展到严重失衡的地步。这期间前者年均增速为25.4%，后者为12.9%；前者占比由37.3%上升到45.0%，后者由62.7%下降到55%。这里需要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相对说来，轻工业的发展超过了重工业。存在重工业的发展滞后于轻工业的状况。这在短短的三年经济恢复时期还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变。更重要的还是：“一五”时期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还需优先发展重工业。基于这些考虑，“一五”时期重工业的增速和占比虽然比轻工业大，但大体上还是合适的，不能认为这期间已经发生了轻重工业发展严重失衡的状况。但在1958-1978年期间，在“左”的路线支配下，长期片面地优先发展重工业，致使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对比关系发展到严重失衡的地步。这期间在基数大大增长的情况下，重工业年均增速仍然高达11.2%，而轻工业只有8.4%；1978年前者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进一步上升到56.9%，后者下降到只有43.1%。

　　改革以来，由于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二者的对比关系又逐步趋于均衡。1979-2011年，重工业的年均增速虽然上升到15.8%，但轻工业年均增速也上升到15.7%。二者的对比关系就演变成71.8 : 28.2。这里也需说明：这期间重工业占比的大幅上升，是在轻工业增速大大提高并与重工业增速大大缩小（即由前一个时期轻工业年均增速低于重工业增速2.8个百分点缩小到后一个时期只差0.1个百分点）的基础上实现的。这是其一；其二，这期间我国工业化正处于由中期阶段向后期阶段迈进的阶段，与技术进步加快推进相互联系，重工业在工业中的占比可以而且必须加大一些。所以，不能因为改革以来重工业在工业中占比上升了，就认为轻重工业发展失衡了，而宁可说二者的发展是趋向协调了。

　　总的说来，改革后伴随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我国轻工业获得了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大发展。1979-2011年轻工业产值年均增速比1953-1957年年均增速要高出2.8个百分点，比1958-1978年均增速要高出7.3个百分点。

　　（三）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作用

　　1.这期间，产业结构优化表明社会生产比例协调，从而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创造了基本条件

　　事实上，1979-2011年在建国后的经济发展史第一次表现了经济的持续稳定高速发展。

　　这里所说的持续增长，就是经济是逐年增长而没有负增长的年份。而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经出现了六年的经济负增长（详见表10）。

　　这里所说的经济稳定增长，就是这期间实现了建国后多次发生的强波周期（即经济增长波峰年份和波谷年份在经济增速上的落差达到10个百分点左右）和超强波周期（即经济增速落差达到20个百分点左右）到中波周期（即经济增速落差在5个百分点左右）的转变（详见表11）。

　　这里所说的高速增长，就是这期间年均增速达到了建国后从来没有的高速度，比1953-1978年要高出3.8个百分点（详见表12）。

　　2.产业结构优化意味着社会生产资源在各产业部门的优化配置，因而成为促进这期间经济效益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点集中表现在这期间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远远超过了建国后其它时期的水平。表13的资料表明：1979-2011年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比经济发展较好的1953-1957年也要高出2.8个百分点，比经济发展较差的1958-1978年要高出5个百分点。

　　3.产业结构优化既然促进了经济的持续稳定高速增长以及经济效益的提高，就为提高人民物质文化水平奠定了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表14的资料表明：1979-2011年，全体居民、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年均消费水平的指数分别达到了7.9%、6.5%和6.9%，比经济发展较好的1953-1957年分别高出了3.4个百分点、3.3个百分点和1.2个百分点；比经济发展较差的1958-1978年分别高出6.2个百分点、5.1个百分点和4.5个百分点。

　　4.产业结构的优化也促进了生态环境的改善。其最突出表现就是这期间作为最重要污染源的工业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是下降的，而相对说来，对环境污染轻的第三产业的占比是上升的，这就大大有利于环境的改善。此外，还要着重提出两点：一是大大加强了治理环境的力度。比如，2000年-2011年，仅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就由2347895万元增加到4443610万元，造林面积由5105138公顷增加到5956613公顷。34二是这期间在节能减排方面也取得了重要进展，数据已见前述。这样，尽管这期间我国环境恶化情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但已趋于逐步改善。据国家环境保护部门提供的资料，2002年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人口自然增长6.45%的条件下，全国环境质量基本维持在上年水平。

　　需要着重指出，环境改善不仅是生产发展的需要，而且是提高人民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

　　总体来说，这期间产业结构优化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起了多方面的促进作用。

　　（四）优化产业结构的主要经验

　　1.这期间的经济改革，使得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得以初步建立并趋于完善。这就发挥了市场经济在优化社会生产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正是这种作用从根本上、整体上使我国产业结构逐步优化。当然，这方面也有教训。其突出表现就是在改革进程中的某些时期没能采取有力措施抵制反对改革的“左”的思潮，以致延误了改革进程，没能有效发挥市场取向改革在优化社会资源（包括优化产业结构）方面的作用。

　　2.这期间的宏观经济调控在促进经济持续平稳发展和产业机构优化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六五”期间的经济调整，“七五”末期的治理整顿，“八五”期间实现的经济“软着陆”，“九五”期间实现的制止经济过冷，都对这期间实现经济持续平稳发展起了有益作用。而经济持续平稳发展正是产业结构优化必要的宏观经济条件。当然，后者也是前者赖以实现的重要促进因素。

　　但在这方面也有不足之处。总的说来，这期间对转轨时期存在的“半计划”、“半市场”的矛盾解决不力，因而虽然实现了经济周期由强波周期和超强波周期到中波周期的转变（详见前述），但没能如党的十八大以后实现的向轻波周期（即经济周期波峰年与波谷年的增速落差在一个百分点左右，详见下文）的转变。特别是2008年开始实行的经济强刺激，不仅导致了又一次经济过热，而且造成了种种负面影响（如产能过剩等）。所有这些都制约了产业结构的优化。

　　3.这期间的经济发展战略在优化产业结构方面的积极作用则更为显著。如前所述，这些战略的集中表现就是科学发展观。正是这些战略的实施，从根本上改变了在1958-1978年期间已经成为“常态”的工业和农业以及第一、二、三产业之间的严重失衡，使它们趋于全面协调发展。不仅如此，还适应我国工业化从中期阶段向后期阶段，并向现代化阶段转变的要求，在产业结构方面实现了一系列的优化（详见前述）。

　　4.集中起来说，这期间产业结构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巨大成果。从根本上说来，这期间产业结构优化都是直接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走的目标及其逐步实现，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并趋于完善，直接相联系的。而这两方面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最基本内容。

　　六、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的产业结构：迈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2012年-2019年） 35

　　（一）优化产业结构迈入新阶段的路线

　　2012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要在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新的要求。首先提出要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取得重大进展，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幅上升，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工业化基本实现，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农业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效显著，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基本形成。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

　　在改革方面，报告提出，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36据此，2013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

　　该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决定要求，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2017年召开的党的十九大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走的战略作了重大创新安排。十九大报告提出，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然后再奋斗三十年，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

　　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那时，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将大幅跃升，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的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中华文化影响更加广泛深入；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

　　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那时，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

　　（二）优化产业结构的成就及特点

　　1.这期间产业结构优化首先从包括第一、二、三产业的产业结构总体上清楚地显示出来。资料显示：第一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由2011年的9.2%下降到2018年的7.2%，第二产业的占比由46.25%下降到40.7%，第三产业的占比由44.3%上升到52.2%。这些数据表明：我国产业结构已经开始实现了由二三一到三二一的转变。这个转变不仅意味着我国工业化已经步入后期阶段，而且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现代化。世界现代史表明：各国在由工业化阶段步入现代化阶段以后，基本都实现了由二三一到三二一的转变。当然，在这方面中国同已经实现由工业化转到现代化的经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总体说来，当前经济发达国家第一二三次产业的对比关系大体是1:2:7，而我国在这方面的对比关系大体上是1:4:5。但就我国经济发展来说，开始实现由二三一到三二一的转变，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在产业结构发展方面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重大变化，它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已经开始实现了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的增长到主要依靠第三产业增长的转变。2019年以来，中国产业结构继续延续了三二一的增长态势。

　　2.产业结构优化还在第一二三产业之间的关系及其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方面明晰地表现出来。（1）这期间农业和农村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变化，明显趋于优化，这就使得农业基础作用得到进一步发挥。首先，这期间农业的发展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是趋于协调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作为狭义农业的种植业，是整个农业（包括种植业、林业、牧业和渔业）的基础，粮食则是种植业（包括粮食、棉花和油料等）的基础。这样，每人平均的粮食产量的增长，则能从根本上反映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作用的发挥，反映农业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反映农业发展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趋向协调状态。改革以来，中国人均粮食产量是趋于增长的。1978年是人均0.316吨，2011年上升到0.436吨，2018年又上升到0.471吨。

　　其次，在农业内部的各个方面也是趋于协调发展的。数据显示，1978-2018年，种植业总产值增长了5.23倍。在这个基础上，林业、牧业、渔业分别增长8.00倍、14.19倍和26.54倍。这期间种植业、林业、牧业和渔业的年均增速分别为4.7%、5.6%、7.0%和8.5%。这样，这期间种植业、林业、牧业和渔业在农业总产值中的占比分别由79.9%下降到54.1%，由3.4%上升到4.7%，由14.9上升到25.2%，由1.5%上升到10.7%。这表明改革以来在种植业发展的基础上，林业、牧业和渔业分别获得了较高速度的增长，在农业总产值中的占比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上升。这种上升正是适应了种植业作为整个农业发展基础这一客观规律的要求。

　　再次，这期间种植业、林业、牧业和渔业内部的结构也趋于优化。这里仅以2017年种植业发展为例做些叙述。一是农产品结构趋于优化。主要表现在：无效供给减少；绿色发展趋于加强，农业布局优化，轮作休耕稳步推进，有机肥替代化肥已见成效，农药使用减少，节水农业快速发展；农业生产技术和基础设施持续增强；实现农牧结合、农渔结合、农商结合和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二是农牧结合，加快“粮改饲”。二是稻田综合种养保粮增收。三是订单生产促进产销衔接。四是农村第一、二、三产业融合深入推进。五是科技进步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大大增强。2017年科技进步对我国农业生产增长的贡献率已由2005年的48.0%上升到57.5%，2018年又上升到58.3%。37

　　与上述种植业结构优化相联系，2012年-2018年，粮食产量一直稳定在6000万吨以上。

　　（2）这期间工业内部结构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其一，改革以来，我国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对比关系经历了曲折的变化。大体说来，改革初期为了克服此前轻工业发展严重滞后于重工业发展的失衡状态，曾经实行过轻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这样，轻工业产值和重工业产值的对比关系就由1978年的43.1:56.9演变成1984年47.4:52.6，二者的失衡状态就得到了根本改变。但伴随技术进步的快速发展，适应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规律的需求，重工业又以比轻工业更快的速度发展。这样，前者在工业中的占比又趋于上升，后者占比趋于下降。到2000年，轻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下降到39.8%，重工业的占比上升到60.2%。21世纪以来延续了这种态势。2017年，轻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只占工业的20.8%，重工业占比进一步上升到79.2%。38

　　其二，适应改革以来经济和技术快速发展的要求，作为工业核心的制造业获得了更快发展，其在工业中占比也显著上升。1978年，制造业产值在工业中的占比约为40%，2017年上升到约为80%。39这表明工业在向社会提供生产资料（特别是技术装备）和促进技术进步方面的作用有了显著增长，同时意味着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其三，在制造业中，装备制造业，特别是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速加快，占比上升；而传统制造业增速放缓，占比下降。2013年至2016年，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分别增长9.4%和11.3%，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分别快1.9和3.8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比重逐年提升。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对工业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增强，驱动工业增长的主要行业力量发生积极变化。

　　与此同时，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速加快。部分新兴产业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集聚效应。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所包含的七大产业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规模居于首位，2016年其增加值占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的比重超过1/4；节能环保产业、生物产业和新材料产业增加值占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均在18%左右。2018年以来，延续装备制造业，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态势。2019年，工业升级加快推进。

　　其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一是更多运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大力破除无效供给。二是通过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大力提升传统动能。三是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推进消费品工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

　　其五，绿色产业占比显著上升。这一点尤为突出地表现在能源生产的构成上，污染严重的能源生产的占比大幅下降，清洁能源生产的占比大幅上升。与此相联系，能源消费的构成也呈现相同的变化趋势。

　　其六，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进一步深化。据有关部门测算，到2018年底，我国工业企业数字化研究设计工具普及率已经达到67.8%，关键工序数控化率也达到48.5%，部分平台工业设备连接数量已超过10万套，工业大数据、工业APP等平台关键软硬件设备已成为发展热点，网络化协同、个性定制、服务型制造等模式蓬勃发展。40

　　（3）在建筑业方面，改革以来，不仅其在国民经济中支柱产业的地位得到了大幅上升，而且其内部也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变化。建筑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已由1978年的3.8%上升到2011年的6.7%，再上升到2018年的6.9%。建筑业内部结构变化则尤为显著。一是资本规模扩大。二是企业装备优化。三是技术水平提升。四是产品结构优化。其最重要表现是：世界顶尖水准项目批量建成；国内基础设施建设显著加强；城乡建设取向均衡；住宅建设快速发展。

　　（4）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也发生了深化变化。一是其中原本是支柱产业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有的在向支柱产业攀升，还出现了众多的新兴服务业。二是第三产业内部各个产业的产品结构也呈现出鲜明的优化。这一点在商业、文化产业和对外经济贸易三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

　　在商业结构优化方面，主要表现是：首先，商品消费结构优化。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消费结构不断改善，居民消费从注重量的满足转向追求质的提升。吃、穿等基本生活类商品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明显降低。耐用品消费增长较快。在信息消费方面，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率逐年提高，以手机、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产品消费实现了从无到有、从零星到普遍的跨越式发展。其次，服务消费快速增长。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市场供给端的长足进步，居民消费由实物型向服务型转变。文化娱乐、休闲旅游、大众餐饮、教育培训、医疗卫生、健康养生等服务性消费成为新的消费热点，体验类消费快速发展。

　　在对外经济贸易方面，其结构也趋于优化。首先，在货物贸易方面：一是加工贸易额在货物出口总额中的占比下降，一般贸易额占比上升。二是出口产品结构优化。三是对外贸易市场趋于多元。1978年到2017年，我国的贸易伙伴已由40多个发展到231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盟、美国、东盟、日本等为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其次，服务贸易在迅速发展的同时，结构也趋于优化。

　　在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方面，在总量增长的同时，结构趋于优化。在利用外资方面，首先，利用外资方式优化。改革初期，我国利用外资方式以对外借款为主。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商直接投资逐渐成为利用外资的主体。从2017年起，我国是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自1993年起利用外资规模稳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其次，利用外资结构趋于改善。改革以来，我国利用外资经历了第二产业规模增加、比重上升，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规模增加、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的过程。这与我国经济结构由以第二产业为主，转向以第三产业为主的过程是一致的。中共十八大以来，外资更多流向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再次，利用外资的区域布局趋于合理。我国利用外资经历了由特区逐步扩大到沿海、沿江、沿边地区，再向内陆推进的过程。

　　在对外投资方面，不仅增长迅速，而且结构也趋于优化。其一，在对外投资规模快速增长的同时，对外投资形式逐步优化，由单一的绿地投资向兼并、收购、参股等多种方式扩展，企业跨国并购活跃。其二，投资结构优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从初期主要集中在采矿业、制造业，到目前已覆盖全部国民经济，投资结构由资源获取型向技术引领和构建全球价值链转变。其三，区域布局趋于广泛。2016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布在全球190个国家（地区），占全球国家（地区）总数的比重由2003年末的60%提升到81%。

　　还要着重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遵循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基本原则，对外经济贸易关系获得了空前的大发展。在这方面，除了上述的结构优化以外，多双边经贸关系和区域经济合作已获得了全面发展。改革以来，我国不断发展与世界各国或地区在经济贸易方面的合作，全方位融入世界经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承诺，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积极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全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融入多边贸易体制，坚定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通过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等机制，建设性参与全球经济治理。2015年底，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宣告成立，这是首个由我国倡议成立的多边金融机构，到2019年7月已拥有遍及全球的100多个成员。同时，区域经济合作不断深化，自由贸易区战略加快实施。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和亚欧会议等区域性合作，在推进多边经济合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到2018年，我国已签署16个自贸协定，涉及24个国家和地区，遍及亚洲、拉美、大洋洲、欧洲等，已签署的自贸协定中，零关税覆盖的产品范围超过90%。41

　　（5）环保产业横跨第一二三产业，其发展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发展速度快。有资料显示，节能环保行业的总产值从2012年的3万亿左右增长到2017年的约6.9万亿，年平均增长率超过15%。二是行业集中度提高。从企业规模看，统计范围内企业的环保业务营业收入、营业利润高度集中于营业收入在1亿元以上的企业，以11.6%的企业数量占比，贡献了接近或超过90%的营业收入和利润。三是产业集聚突显。从产业分布看，环保产业主要覆盖水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固体废物处理处置与资源化、环境监测四大细分领域，这四大领域集聚了约90%的环保企业和95%的行业营收和利润。四是劳动生产率增速快。五是产业发展前景看好。

　　概言之，上述第一二三产业及其内部结构的深刻变化以及环保产业的发展，从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了我国经济已经迈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点是这期间产业结构优化的根本特点。

　　同时需要看到：在这期间，我国也发生了结构性的产能过剩和金融在某种程度上的脱实向虚问题。其主要原因还是市场取向改革没有完全到位，市场在优化社会生产资源方面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

　　在建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本经济制度方面，作为其中核心部分的国有经济改革，应该实现从主要管企业到主要管资本的转变。这一点，直到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才完整地提出来。而这一点正是实现政企分离，推行严格意义上的国有企业公司化改造的根本前提。当前这项改革正处于试点的总结推广阶段。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某些方面（如农村“三块地”改革）也存在类似状况。2012年以来，民营经济的营商环境得到了改善，但民营经济发展还面临着诸多障碍。这期间我国对外开放已经形成了改革以来的新高地（如在上海等地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但与国际通行标准仍有差距（如在资本可兑换方面）。这一切都说明：我国在建立高水平、高标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制度方面还有很大的拓展余地。

　　在建立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核心的价格机制方面，尽管产品价格早已基本实现了市场化，但服务价格特别是要素价格的改革，直到目前还是“半拉子”工程。

　　当前我国市场主体的破产机制也不健全，以致约束了作为市场机制最重要方面的竞争作用的充分发挥。

　　在上述情况下，市场配置社会生产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就难以得到完全充分的实现，以致产业结构方面的某些失衡状况就难以避免。

　　（三）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作用

　　1.社会生产各部门按比例发展，是社会生产持续稳定增长的基本条件。历史表明：只有经济比例协调，才能做到经济适度稳定增长，经济比例失衡，往往引起经济过热，以及接踵而至的经济大幅下滑。产业结构的优化也在这期间起了重要作用。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正是这期间产业结构的继续优化，才在改革后第一次实现了由中波周期到轻波周期的转变，实现了适应现阶段潜在经济增长率要求的增长，从而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持续稳定增长。2012-2018年，每年经济增速为7.9%、7.8%、7.3%、6.9%、6.7%、6.8%和6.60%，年均增速为7.1%。2019年经济增速为6.1%。需要说明：2012年是建国后第十周期的波谷年。但这年是我国经济增速由超高速增长（即超过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增长速度）向适应潜在经济增长率要求的适应性增长速度转变的一年。从这方面说，2012年既可以看做是建国后第十经济周期的波谷年，又可以看做是第十一经济周期的波峰年。2019年或2020年可能是这一经济周期的波谷年。如果这个判断是正确的，那么这一轮经济周期波峰年和波谷年经济增长速度的落差也就是1.5个百分点。这就意味着从2012年开始，我国已经实现了从中波周期到轻波周期（即经济周期波峰年与波谷年经济增速的落差只有1个百分点左右）的转变。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年度经济增速只有大体上适应潜在经济增长率的要求，才有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持续稳定增长；否则年度经济增长就必然是大起大落（即超强度周期甚至是超强波周期，如改革前发生的五个经济周期那样），或中起中落（如改革后发生的五个中波周期那样）。这已经为我国70年经济发展历史反复证明。

　　还需说明：速度和比例也是矛盾的统一体。前面详细论述了这期间产业结构的优化对经济适度增长的作用。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这期间经济的适度增长，也是产业结构优化的必须条件。历史反复证明：经济过热总是伴有经济失衡。

　　2．产业结构优化意味着社会生产资源在社会生产各部门优化配置。这就必然导致社会经济效益的提高。2012-2018年，中国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高达7.0%。42在基数大大增长的条件下，其增速仍然比1953-1978年年均增速高出4.2个百分点，比1979年-2011年年均增速仅低0.8个百分点。

　　3.产业结构既然促进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又提高了经济效益，再加上以人为本战略的贯彻实施，这就必然促使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2011-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由14550.7元增长到28228.0元，由21426.9元增加到39250.8元，由7393.9元增加到14617.0元；年均增速分别达到了7.8%、6.8%和7.9%。43在新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人民生活提高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同步，从总体上体现了以人为本发展战略的切实实施。

　　这期间，贫困人口大幅减少。按现行标准计算，全国贫困人口由2011年的12238万人减少到2018年的1660万人，减少了86.5%；贫困发生率由12.7%下降到1.7%。详见表15。就当前脱贫的进度看，尽管全面脱贫的任务仍很艰巨，但预期可以完成。

　　4.与产业结构优化相联系，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继续获得了重要进展。就环境治理来说，主要污染物的排放下降幅度较大。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空气质量达标城市数和优良天数不断增加。在水污染防治方面，地表水水质总体情况得到改善，湖泊水质状况稳中向好，近岸海域水质总体向好。

　　在城乡居民生活环境方面，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提升，农村人居环境逐步改善。

　　就生态修复和保护来说，在自然保护区建设方面，2016年，全国自然保护区达2750个，比2012年增加81个；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446个，增加83个。

　　2017年以来，全国生态环境质量呈现持续好转态势。2018年全国338个城市PM2.5浓度同比下降9.3%，平均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1.3个百分点，338个城市发生重度污染天数同比减少412天，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城市比例同比增加6.5个百分点。

　　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的进展，不仅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而且是居民生活质量提高的一项主要内容。

　　（四）优化产业结构的基本经验

　　1.充分发挥了作为现代化生产条件下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作用，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居于五大发展理念首位的创新驱动作用 。这首先得益于这期间我国科技资源的显著提升。其一，当前我国研发人员总量稳居世界首位。改革以来，我国科技队伍不断壮大。2017年，全国研发人员总量达到621.4万人，按折合全时工作量计算的研发人员为403.4万人年，是1991年的6倍，1992-2017年年均增长7.1%。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在2013年超过美国，已连续5年稳居世界第一位。其二，当前我国研发经费投入规模跃居世界第二。改革以来，我国研发经费投入持续快速增长，2017年达17606亿元，是1991年的123倍，为中国科技创新事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资金保证。按汇率折算，我国研发经费总量先后超过英国、德国，并于2013年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家，目前每年对全球研发经费投入的贡献超过六分之一。其三，当前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实现历史性突破。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研发经费与GDP之比）是国际上通用的反映国家科技投入水平的核心指标。改革以来，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屡创新高，2002年首次突破1%； 2017年提升至2.15%，整体上已超过欧盟15国平均水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与科技资源大幅提升相联系，这期间我国科技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科学论文成果丰硕。专利实现了数量和质量同时提升。2017年，我国专利申请数为369.8万件，是1991年的74倍。基础研究取得突破进展。高技术领域成就突出。

2018年延续了科技进步资源增长的态势。比如，2018年科技研发强度（即研发经费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进一步上升到2.18，专利申请量和专利授权量分别进一步上升到432.31万件和244.75万件。45

　　由此，科技进步对我国经济发展（包括产业结构优化）的推动作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切实发挥了第一推动力的作用。据计算，科技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18年已经达到了58.5%。另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排名，我国综合排名比2017年前进了5位，上升到全球第17位，首次跻身全球20强，是前20强中唯一的中等收入国家。46

　　2.充分发挥了作为我国经济发展（包括产业结构优先）根本动力的经济改革的作用。

　　3.卓有成效地发挥了宏观经济调控在发展经济（包括产业结构优化）中的稳增长作用。这里仅提及其中两个突出方面：一是这期间始终坚持把作为首要宏观经济指标的经济增长速度安排在合理的增长区间，坚持不搞建国后多次发生的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适度的经济增速，是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提效益、促改革、惠民生的一个基本前提。二是开创性地提出了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战略，从而激发了众多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的积极性。

　　4.充分而有效地发挥了消费对生产发展（包括产业结构优化）的拉动作用。改革以来，逐步实现了由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到主要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转变，这是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的决定性一环。实现这个转变，也是使我国第三产业在经济总量中超过50%的一个最重要因素。

　　我国改革后的经济发展表明：伴随全国就业人数的增长，居民消费水平也有相应的提高；伴随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在提升；伴随这个贡献率的提升，第三产业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也在增长。1978-2018年，全国就业人员由40152万人增长到77586万人；居民消费水平由184元增长到25002元（按现价计算）；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38.3%上升到76.2%，第三产业增加值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由24.6%上升到52.2%。这四个指标分别增长了93.2%、1.96倍（按可比价算）、37.9个百分点和27.6个百分点。形成这四个相互联系的数据链，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由就业增长率带动消费量增长，再带动最终消费率上升，然后带动第三产业量占比上升，显然是一个最重要原因。因此，这个数据链条最清楚不过地证明：消费增长在实现我国产业结构优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