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2 月24 日下午,河南省委宣传部派出的河南摄协驰援湖北摄影小分队乘高铁启程。小分队12 人组成,其中河南电视台记者4 名、河南日报记者3 名、中国摄协会员3 名、司机2 名,由我带队。同车前往的还有河南第十五批援鄂医疗队。晚七点,列车到达武汉站。武汉站是当时唯一开放的车站,只准下不准上,下车必须有专人接送。
我是说服了家人后主动报名参加这次拍摄的。发生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摄影不应该缺席。在火车上的时候,我还在为能够获准成行,成为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在场者、见证者而有些激动。踏上夜幕降临的站台,感觉就在一瞬间,眼前一片雪白,20 多位河南第十五批援鄂医疗队员换上了防护服,默然伫立,气氛霎时凝重起来。“疫区”,从一个模糊概念的想象,到一个令人惊恐的场景,转换竟如此之快。
带着紧张和忐忑,被专人引领的指定车辆拉到住处,见到了已提前来到武汉的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李舸。李舸主席率中国摄协摄影分队来武汉拍摄抗疫,河南分队配合拍摄,我们的任务是:给援鄂医护人员拍摄肖像照片。第二天一早就拿到了中央指导组颁发的指导组采访证。可以说这是当时武汉最高级别的通行证了,这为我们的拍摄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足见上级领导对这项工作的重视。
我们第一次的任务是拍摄雷神山医院和武汉第一医院的3000 多名援鄂医护人员的肖像。医护人员在非常压抑、危险的环境中超负荷地工作,非常辛苦,忽然有摄影师来给他们拍照,令他们感到十分惊讶,我向他们出示了指导组采访证,告诉他们是中央指导组委派我们特地前来为所有援鄂医护人员拍摄肖像的。在最艰苦困难的时刻感受到了组织关怀的温暖,他们非常感动,面对镜头的刹那,他们暂时忘却了环境的压抑和身心的疲惫,脸上露出久违的微笑。我相信这一刻他们是开心的、幸福的。一份温暖,一个笑容,都使我真切感受到了我们工作的价值和意义。
在34 天的时间里,河南摄影小分队从武汉最北的黄陂区到最南的江夏区,穿梭在武汉三镇,累计行程9000 多公里,先后为北京、上海、河南、河北、江西、浙江等13 个省市医疗队的6520 名医护人员拍摄了肖像照。在拍摄过程中,我对我的拍摄对象— 援鄂的医护人员,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深刻的体会。在他们完成援鄂抗疫任务返回后,各地都称他们是英雄,很多人会把这看作一种褒扬,一份他们应当获得的荣誉,但在我的心里,对于他们,“英雄”不是一个称号、一种评价,他们就是英雄,真正的英雄。在武汉第一人民医院,哈尔滨医疗队的一名队员刚刚还面对我的镜头轻松微笑,进入岗位不到20分钟就晕倒被抬了出来。三层防护服,两层口罩,疲劳、缺氧,他们每天都靠意志顽强地坚持着。河南医疗队队员李若男到达武汉后体检发现怀孕了,队长让她返程,她说:“既然来了,怎么能回去!”她的回答让我非常感动,在每一个医疗队我都能感受到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走向战场义无反顾的信念。
虽然拿着指导组采访证,在严格管控下想自由拍摄还是寸步难行,但我不能错过这次机会,完成工作任务之外,要尽量多拍一些照片。夜幕中的江面和对岸的楼群,依然灯火辉煌,流光溢彩,但却一片沉寂,我知道人们都在那些悄无声息的大楼里,一座城市就这样停摆了。我拍了许多空旷的街道,这是封城的标志性景观,初到武汉的时候,街上有不少流浪猫狗,有的品种看似名贵,它们失去了主人的宠护,成群结队地到处游荡,让我感到几分凄凉,不久街上就没有流浪猫狗了,估计清理了。在昏暗路灯下独自跳街舞的小伙子叫江傲,21 岁,是名舞蹈教练,封城后为了能出来跳街舞,他报名参加志愿者队伍,当上了给小区送物品的外卖小哥,也满足了自己的愿望,疫情并没有让人心灰意懒。我曾几次看到从居民小区里抬出遇难者,死亡的数据每天都在公布,让心情格外沉重,有一位居民对我说,他的父亲去世了,没能见上最后一面,就火化了。在封城抗疫中,武汉人民不仅承受了生命的威胁、物质的困难,还有精神的痛苦,他们为武汉和全国的抗疫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牺牲,正是这种代价和牺牲为武汉封城的壮举增添了分量和光荣,增添了悲壮色彩。
在武汉的34 天,将永远烙刻在我人生的记忆中。返程之后,心境仿佛依然在武汉。我用6000 多幅封城抗疫的图片,拼出了以长江、黄鹤楼为标志的武汉景观,作品名为《庚子年·封城记》,从不同侧面和视角,见证武汉壮士断腕、殊死一战、惊心动魄的伟大壮举,塑造饱受磨难、众志成城、终获胜利的宏伟意象。
中国历史上的庚子年,多不寻常,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1900 年八国联军进犯北京,今增2020 年新冠疫情。能够用手中的相机为历史见证,是摄影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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