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MA 2020 新摄影：从图像之间到图像与人之间

　　1985 年，时任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the Museum of Modern Art，MoMA）摄影总监的约翰• 萨考夫斯基（John Szarkowski）策划并举办了第一届新摄影展，他希望借此将当代艺术创作划为MoMA 摄影部规划的重心，通过一年一次的展览将当代摄影领域中最令人兴奋、引人注目的成就呈现出来。

　　自那以后，“新摄影”系列展览已成功举办26 届，得益于不同策展人对当代摄影领域敏锐的触觉，新摄影展在25 年间已经将近150 名摄影师推向更广阔的舞台。1996 年，第 12 届MoMA 新摄影展发掘了来自德国的摄影师沃尔夫冈• 蒂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后来，他成为了第一个获得泰特美术馆特纳奖的摄影师，同时也是第一个非英国国籍的获奖者。到了21 世纪初期，新摄影选出的摄影师如埃拉德• 拉斯里（Elad Lassry）、薇薇安娜• 萨森（Viviane Sassen）等也都在当代摄影领域有着不俗的成绩。而从2016 年起，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the Museum of Modern Art）决定以设置主题的形式举办新摄影展，不再单纯强调未来可期的摄影师们。新摄影展的时间也从一年一次变为每两年一次。

　　此后的2018 年和2020 年，新摄影展均由MoMA 摄影部联合策展人露西• 盖伦（Lucy Gallun）精心策划。除此之外，盖伦也是2015 年新摄影展策展团队的一员。可以说，盖伦全程参与并策划了MoMA 改变游戏规则以后的三次新摄影展，通过与她的对话，我们或许可以一窥这位策展人对于当下摄影领域和摄影艺术中最引人注目、最急需探讨的观点的思考。新观念：照片之间是如何对话的？

　　盖伦将2020 年的新摄影展主题定为“Companion

　　Pieces”（可译为伴奏），将目光放在了照片之间的关系上。她在展览的最开始问了这样一个问题——“照片之间是如何对话的？”盖伦认为，摄影这一媒介的许多基本特征都与两张图像之间的关系有关，比如，照片通常是迭代的——一张负片上的影像可以出现在多种印刷品上，比如按比例缩放后的图片、校样，等等。

　　“在看照片的时候，我经常会思考、想象并展开它们之间的对话。此外，我还会留意艺术家们是如何在他们的作品中追溯这种对话的。”盖伦说，艺术家们会通过一些试验来探寻照片间的对话，他们通常会将许多照片放在一起从而组成一个更大的作品，比如拼贴画、蒙太奇或多重曝光；一些摄影师还会将图片以组图的方式整理、或者有序地排在照片书中，构建起照片的序列，从而探索前后图像之间的联系。

　　而在探寻图像间对话的过程中，盖伦本人对“垂饰画” （pendant pictures）这一概念表现得尤为着迷。Pendant pictures 中pendant 的意思是悬挂，这一术语起源于将一幅作品悬挂于、附于另一幅作品旁的想法。在现实中，成对的垂饰画经常被挂在壁炉甚至是门的两侧，它们通常大小相同，作品主题基本一致但细节不同，比如夫妻两人的肖像。“这样一来，不论两张照片相似与否，它们在隐喻上和现实空间中都相互呼应，也更便于读者进行解读。”盖伦说道。

　　新选择：8 位首次登上MoMA 舞台的摄影师

　　从Companion Pieces 出发， 盖伦选择了8 位摄影师：伊琳娜·罗佐夫斯基（Irina Rozovsky）；伊纳基·博尼利亚斯（Iñaki Bonillas）； 玛丽亚· 安特曼（Maria Antelman）；苏赫拉布·胡拉（Sohrab Hura）；大卫·阿列克霍吉（David Alekhuogie）； 奥兹莱姆· 金（Özlem Altın）；迪翁·李（Dionne Lee）；佐拉·J·默夫（Zora J Murff）。这 8 位艺术家均为首次参展，展出作品既有以传统纪实摄影手法拍摄的照片也有多媒体雕塑。通过不同的创作方式，有的摄影师展现了艺术书籍中图像与留白之间的可能性，有的摄影师则思考了自己与空间之间的关系，还有的摄影师则探讨了美国社会种族主义的问题。

　　摄影师伊琳娜·罗佐夫斯基（Irina Rozovsky）将她的作品《奇迹中心》系列称为一个“与时间和视觉空间玩耍的邀请”，这个项目是罗佐夫斯基在怀孕期间构思的，她对物件所能代表的个人属性非常感兴趣。

　　罗佐夫斯基的拍摄对象有她珍藏多年的小物、丈夫的眼镜和鞋子、从未交流过的邻居，等等，她从eBay 和古董店中淘来许多有着数十年历史的相框，然后将这些照片放入不同的相框中，让照片重新焕发光彩。在这其中，她又对于多窗口的相框尤为着迷。罗佐夫斯基说，当她将两张照片并排在一起时，惊喜感便油然而生；当她将多张照片以胶卷的方式组合在一起时，则会产生一种“时光流逝之感”。

　　出生在美国的佐拉·J·默夫（Zora J Murff）则将目光对准了深受种族主义和社会不公正风气所影响的内布拉斯加州北奥马哈非洲裔美国人社区。他说：“我出现在艺术和摄影领域这件事是不被肯定的。当我还在上学时，我的老师都是白人；当我去参观博物馆、在博物馆中工作时，在里面所见的艺术家大部分也都是白人。这个作品就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树立的存在感。”

　　通过将该地区居民令人心酸的肖像照、风景照以及他收集的图像和历史物品交织在一起，默夫将他对于北奥马哈非洲裔美国人社区的观察放置在美国社会暴力执法的大背景之中。这种暴力是复杂的，从1919 年因私刑处死威尔·布朗（Will Brown）引发的奥马哈种族暴乱到1969 年在奥马哈被警察枪杀的年轻非洲裔女孩维维安·斯特朗（Vivian Strong），再到当下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的警察暴力执法视频和给非洲裔美国人造成经济压迫的贷款歧视等政策。默夫创造的这个照片集既存在于历史语境中又活在当下，“我用这种隐喻的方式，将人的身体和风景联系起来，将影响深刻的暴力事件和发生在当下的暴力事件联系起来。”

　　通过对于摄影师的选择，我们也可以看出盖伦对于大选年间美国社会日益加剧的撕裂的关注。

　　新展地：从线下到线上

　　因为疫情，新摄影展移至线上展出。MoMA 网站上所陈列的作品与原本线下展览的策划目录保持了极大的一致，但结合线上展览的特点，盖伦也进行了两方面的调整：一方面，她推出了参展摄影师们一些其他适合线上空间的作品；另一方面，她对参展摄影师进行了视频和音频的采访，并将这些视频和音频编入到MoMA 线上出版物《杂志》（Magazine）中。

　　《杂志》（Magazine）是MoMA 2019 年6 月推出的线上出版物，涵盖了当下的艺术、思想和文化。《杂志》上所呈现的原创内容、艺术家和文化名人的委托项目包含音频、视频、绘画、照片散文、诗歌、科幻和长篇写作。可以看出，《杂志》（Magazine）的推出是MoMA 在互联网时代做出的新举措，虽不能称为新颖但确实是一项必须之举。2020 新摄影展8 位参展摄影师的个人展览均收入《杂志》（Magazine）中。

　　同时盖伦也承认，观看者和摄影作品的互动与在现实画廊中完全不同了。“在线上，我们对照片彼此之间的大小尺寸无法产生相对一致的了解，同样，也不能了解到两个作品在现实空间中不同的形态。”但在另一方面，盖伦认为，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思考能够从数字内容中获得什么。“当我们深入研究每一位艺术家的作品时，在线下展览中一些不会成为焦点的新元素可能会出现在我们眼前。”

　　新生机：从图像之间到图像与人之间

　　在2018 年《纽约时报》的采访中，露西·盖伦承认， 2018 年与2015 年新摄影展的主题方向截然相反。2015 年以“图像的海洋”（Ocean of Images）为主题的MoMA 新摄影展将互联网比作图像的旋涡探讨了图像的传播方式，现场大量的数字图像让参观者仿佛与外界隔离，陷入了一种过度自省的状态，《纽约时报》称这次展览让参观者“喘不过气来”； 2018年，作为对2015年新摄影展的回应，盖伦为其定下了“存在”（Being）这一主题，旨在探讨摄影是如何在当下捕捉和表达一个人的人格和身份的。她说：“这次的摄影展关注的是更加个人的、私人的图像传播方法。”

　　2020 年，盖伦明显想要将目光从“人”身上转回照片本身，但Companion Pieces 这一构想对于场地有着明显的要求，参观者们需要亲自去到博物馆中才能更好地从图像存在的形态、尺寸、位置等要素上理解和感知图像之间的“互文”和“对话”，而新冠疫情的爆发无疑为“Companion Pieces”这一主题下的新摄影展带来了新的挑战，盖伦的策展构想远早于疫情出现，展览地点一开始拟定的也是传统画廊。

　　但“在孤独的隔离时期，于线上寻找到照片的‘陪伴’ （companionship）”这一想法很快又让盖伦重新振奋了起来。

　　“新冠疫情爆发后，‘companion pieces’这一概念在网络语境中也找到了一种不同于现实空间里的共鸣。在现实空间中，两张照片可以相互呼应；而当我们在网上浏览时，是‘图片链接’让我们从一张图片转移到另一张的。”盖伦说道，“事实上，我们也早已习惯了这种浏览图片的方式。通过在线上举办这个展览，不论是雕塑作品还是装裱好的作品都以数字图像的方式在我们眼前滚动出现，而频繁上网的我们也渴望着这些图片的陪伴。”

　　盖伦最初定下Companion Pieces 这一主题时可能也无法想到，早已策划好的展览在遭遇疫情以后竟然还可以焕发出新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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