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反垄断？

　　商业史上，汽油以及汽车业的快速兴起，与一个知名的反垄断案件相关。

　　石油工业的早期，原先的提炼技术较初级，只能从每桶天然原油中提炼出15%-18%的天然汽油，最高只能到20%。好在汽油因容易爆炸和燃烧，几乎没有销路，没有人关心汽油产量。

　　然而，以汽油为动力的汽车迅速增加，情况发生急剧变化，全球濒临汽油荒。1911年，汽油价格是9.5美分，1913年涨到17美分，对新生的汽车工业构成重大威胁。

　　有一名叫威廉·伯顿(William Burton）的化学博士，于1889年进入约翰.洛克菲勒（John Rockefeller）缔造的垄断组织——标准石油公司。1909年，伯顿预见到即将到来的汽油短缺，指导他的研究小组着手提高汽油产出的实验，其实验目标是要“裂变”，即将较大的不合需要的碳氢化合物分子，变成可产生汽车汽油的较小分子。

　　研究小组最后进行了一种危险的“热变”试验，将价值很低的粗柴油同时处于高压和高温之下，其温度达到650摄氏度以上。这种做法空前危险，甚至锅炉工都拒绝操作，科学家们必须自己冒着危险，登上烧得很热的蒸馏塔堵塞漏气的缝隙。最终，粗柴油产出一种“合成汽油”，一桶原油可以提炼出45%的可用汽油，效率提高一倍多。

　　就发明而言，伯顿完全是自作主张，他未经位于百老汇大街26号的总部授权，也没有通知芝加哥印第安纳石油公司子公司的董事，但是，要将技术革新大规模商品化，他再也绕不开总部了。伯顿曾经向纽约标准石油公司总公司申请100万美元，建造一百座进行热裂变的蒸馏塔，然而，百老汇大街26号不加说明断然拒绝， 总公司认为这个主意纯属蛮干。

　　“伯顿是想把整个印地安纳州炸到密歇根湖里去，”纪实作品《石油风云》（The Epic Quest for Oil, Money and Power）援引一名当时的董事说。

　　巧合的是，由于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发起的反托拉斯运动，标准石油在1911年被美国最高法院宣布拆解，分拆成34个独立的公司。

　　托拉斯解体后，伯顿所在的印地安纳标准石油公司获得了独立，从纽约总部僵硬死板的控制下获得了意想不到的解放，想到各独立公司间的竞争，他们马上行动，1913年，伯顿的第一座蒸馏塔即开工投产，一种通过高温裂变生产的新汽油问世，他的高温裂变方法使炼油厂的生产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在关键时刻促进了处于襁褓时期的汽车工业。

　　我们很难说，如果标准石油公司这一显赫的垄断组织继续存在，高温裂变的汽油就无法商业化，然而，鉴于其控制了美国80%的炼油业，其保守僵化导致新技术被延误几乎是肯定的。就其而言，如果汽油因短缺而价格节节攀升，不一样可以乐观其成吗？

　　当然，标准石油公司并不是一股天然的技术反动势力。

　　其实，19世纪80年代中叶，洛克菲勒控制美国炼油业以及销售市场后，他推行一系列降低成本、扩大销售的革新。比如，标准石油花了很大力气甩掉庞大、易漏、笨重、成本高的木桶，用铁路油罐车取代木制油桶和棚车——木制油桶后来甚至成为计算石油的计量单位。

　　谁都不能否认，标准石油这条巨龙利用其垄断地位，为石油工业所带来的贡献。

　　在本期商业史《垄断助产士摩根》我们能看到，即使是罗斯福这个“屠龙者”也认为：“托拉斯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的、有机的延伸，他说要阻止它们无异于试图堵住密西西比河。”他和约翰.摩根（John Morgan）都喜欢大企业，他们都想促进美国进入世界市场。

　　只是，硬币的另一面在于，其竞争所采用的战术残酷无情，比如，他的推销员可恐吓干预贩卖别家公司油品的竞争对手和零售商，这干预了市场规则的基本运行，尽管这未必是公司官方的政策。

　　更重要的是，对于一个垄断者而言，它在本质上是厌恶变化，进而倾向于扼杀创新的。因为稳态带来的是可预期的利润，而变化则往往意味着不可测的风险。

　　“摩根喜欢的是干净、利落、处于银行家的控制之下的资本主义。摩根财团是为根基扎实的大企业融资的银行——这些大企业都是庞大的工业计划体系，要稳定，不要创新，要有可预见性，不要改革实验。而这些大企业又受到新兴公司的威胁，所以维持现状对摩根银行来说就异常重要。”《摩根财团》（The House of Morgan ）一书的作者罗恩·彻诺（Ron Chernow）这样写道。

　　事实上，垄断者带来的秩序和便利是可见的，然而，维持垄断的不正义以及巨大的隐形成本，常常是我们所容易忽略的。

　　100多年前发生在美国的故事，同样可以映射到2020年末互联网行业的反垄断。

　　在这样一个特殊年份，中国的互联网巨头在多数时间，一直处于高光时刻。

　　疫情催化了在线经济的火热，多数巨头业绩高扬，股价节节攀升，20家已上市的互联网公司市值超过百亿美元，腾讯在2020年涨了50%，京东上涨了150%，拼多多和哔哩哔哩涨了370%和360%，甚至连被调侃为一个单位的百度，年终一轮的追涨后，全年市值也上升了71%。

　　这些公司的价值远不单是其本身的财富，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期，他们提供了健康码，将各种制成品、生鲜蔬菜送到家，新推了直播卖货，保障了居民生活，稳定了工厂订单，成为稳增长、稳就业的功臣。

　　他们所构建的数字化基础设施，成为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助力，所有企业在疫情中均系统领略了数字化的威力，迟疑者们纷纷寻求补上这块短板，AT为代表的巨头，是他们数字化无法回避的交易对象。

　　在这样的背景下，数字经济的监管为什么要一改“包容审慎”的态度？

　　一个必要性在于，当数字英雄们连接越来越多的产业时，若是没有足够的约束力，他们不只在侵犯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合理边界，比如明目张胆的“二选一”、隐晦难指证的大数据杀熟（参见《肆虐的大数据杀熟》一文）等乱象外，其本身也会不自觉陷入到原本模式的自我强化，而可能成为妨碍公平和创新的一种力量。

　　2020年，有一个网络热词是“内卷”，本意是指人类社会在一个发展阶段达到某种确定的形式后，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

　　互联网行业同样出现了“内卷”，一个代表性的案例就是社区团购。

　　2020年年中开始，多家巨头企业均在三四线城市布局社区团购业务，以求带来了新的流量池。有专家分析认为，尤其对尚未盈利的拼多多、市盈率畸高的美团而言，推进社区团购是有效提升市值的方式。

　　这样一项业务，引来这么多互联网公司杀入，大量以低于成本的价格补贴以拓展市场，并排挤竞争对手甚或独占市场。

　　且不论在道德层面，这种做法是否挤压传统中小商贩的生存空间（参见《困在社区团购的经销商们》），进而减少了弱势人群的就业机会，单以雄厚资本支持的低价倾销行为，本身也是非法的，是一种经济上的倚强凌弱，一种过程中的不正义。

　　从这一点考虑，对社区团购企业的约束就迫在眉睫。如果没有执法案例或查处金额有限，互联网企业或许会产生侥幸心理，通过与“九不得”打擦边球的方式继续推进社区团购。

　　提醒那些掌握着海量数据、先进算法的互联网巨头，“别只惦记着几捆白菜、几斤水果的流量，科技创新的星辰大海、未来的无限可能性，其实更令人心潮澎湃”。

　　追逐“几捆白菜、几斤水果”，何尝不是互联网发展“内卷”的一种象征？虽然其商业价值确实未必小，就像海天酱油同样可以价值千亿美元一样。

　　在摩根财团的故事中，西奥多.罗斯福一改前任的放任自流，掀起反垄断运动，确实有着复杂的政治动机，这些寡头实力太雄厚，又高高在上，罗斯福想要纠正政府与公司的权力不均现象，同时认为大经济主义要求政府相应地加强规章制度，可摩根认为这没有必要，信任、荣誉和自律就可以起到监督与制衡的作用。

　　然而，即便从纯经济的角度，反垄断对于打破内卷下的稳态、激励更多突破性的创新，依然大有裨益。

　　许多人未必想到的是，反垄断的受益者，可能恰是原本的垄断者本身。

　　比如，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虽然被迫肢解，但是，他依然持有各个独立公司的股票，相继独立的公司纷纷从僵化的管理制度中挣脱出来，在解体不到一年的时间，整体股票价值大体增加了1倍，其个人财富增长了1倍。

　　由于电灯的广泛普及，石油工业曾经主攻的煤油照明市场，本已摇摇欲坠，伯顿的发明的汽油提炼方法，助推了汽车工业的兴起，汽车业迅速成为石油工业最重要的应用场景，进而大幅提振了石油公司的价值。

　　这一切，帮助老洛克菲勒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身价10亿美元的富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