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图格沁的傩者

　　初识呼图格沁，那涩哑的长调、神秘的舞姿便深深震撼了我，这种震撼只有身在其中才尤为彻骨。是什么力量使呼图格沁就像沙地的柠条顽强地传唱、游走了二百年？又是什么力量使呼图格沁成为老哈河冲积平原上空不散的灵魂？我意识到寻访它将是一次心灵探险之旅。

　　呼图格沁是孕育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黄土之下，成长在老哈河畔，融歌舞、戏剧、说唱、傩戏于一体的民间艺术。它酷似喇嘛庙的查玛，又似汉族的秧歌，兼具傩的元素，既有歌舞，又有面具，既有宗教色彩，又有戏剧雏形。正是这么多的“是”与“不是”、“像” 与“不像”，才形成了“呼图格沁”独一无二的艺术形式，可以说是跨文化、融古今、通人神的，超越剧本、超越剧场、超越演出的文化原生态活化石。

　　呼图格沁产生于清代嘉庆年间，世代口耳相传，连绵不断，如今仅存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萨力巴乡乌兰召村，被国内外专家学者视为“弥足珍贵的蒙古族民间艺术瑰宝”。 2008 年，第五代艺人金生、李福山获得内蒙古自治区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2018 年，金生之子金永利获赤峰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每年的正月初五至十六，呼图格沁在萨力巴乡一带蒙汉杂居的村子里演出。演员有6 人，分别为阿日查干（白头翁）、朋斯克（黑头翁、白头翁义子）、曹门代（白头翁媳妇）、花日（白头翁之女）及孙悟空、猪八戒组成，由男性扮演，穿特制服装，戴特制面具，乐队及伴唱者有10 人左右。

　　如今，呼图格沁已经由单一的求子文化向祈福文化转变，祈求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在人们的审美需求随着时代发展不断裂变的当代，呼图格沁生命力必然会受到损伤。然而，原始艺术是史前图像的保管箱，这远古景象在当下的神秘复活，自有其残存的文化意义。

　　面具是“呼图格沁”中不可缺少的舞蹈道具。民间艺人就地取材制作的面具，虽然粗糙但不影响“呼图格沁”如神亲临的地位。取土、做坯、糊纸、上彩、打孔、晒面具，等等，每个环节都有庄重繁多的仪式。“忘不了成吉思汗……忘不了故乡……忘不了蒙古族的血统……”每到正月初五，一戴上面具就意味着神灵附体，此时本人的个性便随之消逝，替代出现的，是由面具所指的神仙。

　　呼图格沁艺人表演的是高高在上的神灵，脱掉面具以后他们是地地道道的蒙古族农民。扮演白头翁的第五代传人李福山已经67 岁，平时是放了100 多只羊的羊倌。他的儿子李海波是一名长途货车司机，而第六代传人金永利是承包了150 多亩地的农民，他们每个人都有两种鲜明的身份。我是谁？我从哪来？神在何处？我快乐吗？我痛苦吗？我感伤吗？是，又不是；似，又都不似，内在与自然之间，假我和本我之间，心灵与肉身之间，令人不由自主地深入的寻味。生命况味与粗粝的自然交织下，这些问题又何尝不是我们自己。或许， “自指着面具前行”是人类无法摆脱的宿命，那么在傩戏表演者之外，值得你我凝视的面罩与内心又是什么呢？

　　这些原始文化遗存，这种本能的感悟，应该在当代文化视觉下，赋予全新的寓意。由此，我在拍摄上，回归心灵，去掉生活环境，仅仅靠服饰、道具来呈现艺人们的内心世界。通过“傩者”摘下面罩自观内心，以或注目、或自鉴、或凝神静思的眼神，让“自我身份与文化角色”的相互指认图谱得到显现。同时，采用冷凝式观看，横向归纳的逻辑结构，通过 8×10 大画幅对肖像细节的平面化解析，以人类学的态度，踏踏实实地再现本真的“我”，而黑白胶片扫描后的着色，从制作行为上隐喻了后天的文化对先天之“我”的浸染过程。

　　2019 年初，恰逢敖汉旗委宣传部与滕利明影像工作室联合开展“外地人眼里的北方傩戏之乡”摄影工作坊，我欣然参与其中。 两年时间，我拍摄了200 余张8×10 胶片，数次深入到内蒙古敖汉旗萨力巴乡乌兰召村，与他们交朋友，吃住在老乡家里，投入地体验，抽离着观察，在这种内外视角的交织下，我尝试用影像逼近这些身处400 毫米年降水线上的农、牧民艺人的内心世界。一个民族的艺术精神，常常潜藏在集体无意识之中，通向这个神秘的地下世界，需要一个井口，而呼图格沁，就是具有人类学意义的一个现存的井口。

　　维特根斯坦说: “人类是人类灵魂的最好图画”。一次次，毛玻璃下透过取景放大镜，那一双双眼睛令我刻骨铭心：端坐在镜头前的艺人，面色平静，沧桑里透着虔诚，迷茫中又带着恳切的目光，像是缅怀，又像期待，让我感受到那牛羊般的善良目光的“通视”，那里面好像有山，有水，有草原，有人生，有比大地更为丰富的内容，这不正是我找寻的内心世界吗。按下快门的那一刻，我的手有些抖……

　　“雨停啦……天晴啦……我们也要走啦……青鸟展翅高飞啦……把祝福留给你们……我们也该走啦……”艺人们吟唱着，涩哑的长调中，一丝向着大地高天的感伤，回荡在老哈河畔……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