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现场去

　　年前和一个采访对象打电话，他口述了眼前的场景：面前有一张桌子，前方是一扇窗，冬天冷峻，树枝光秃秃的。这时，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有些年纪的女性的声音：“喝点儿粥吧。”那是他的母亲。

　　自疫情以来，出行常常受到限制，原先习以为常的出差现在都很难得。打电话成为最常见的沟通手段，我只能通过他们的声音去想象他们目前的状态。如果说疫情对记者和编辑的工作有什么影响的话——隔绝了肉身在场，这就是最大的影响。

　　如果按获得信息的效率优先级排序，见面一定是最高的方式。在网上看过若干万字的资料，可能都抵不上见面的一瞬间，对方迎接你的方式、说话的语气、你们交流的过程，都能立体式地呈现出他的样子。电话、文字收获的大多是“信息”，而见面能提供一种“感觉”，在之后也许很漫长的采访过程中，这种感觉一直在校正获得的信息。

　　到现场去。自工作以来，越来越相信这是不变的真理。现在信息传播的方式太多了，通过一根网线，就能延展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记者工作的意义，是代替读者去现场搜集信息，并感受那些信息之外的东西，比如信息的语境、人的处境。

　　之前做过一个运钞车案的稿子，案犯在抢劫之后，将钱还了债，当晚就回家了，等待警察上门。我去采访时，他已经在看守所内，见不到他。后来我把他抢劫的路线走了一遍，也沿途拜访了一圈他的债主，想知道他那天经历了什么。那天我从市区出发，进郊区，最后到农村，路从柏油路，到尘土飞扬的乡道，再到一片玉米地。东北的平原一望无际，举目四望，无处躲藏，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他最终选择回家的原因。他在种种不可预测的重压之下，临时起意，犯了罪，试图赎罪，最终彻底改变了人生。那一望无际的平原是他最后看到的开阔景色。

　　如果停留在信息层面，他是个板上钉钉的坏人。但如果进一步深入他的生活和处境，能看到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我们谁都无法保证，自己永远不会滑落到如此境地。远方的人都与我们有关。

　　爱尔兰作家威廉· 特雷弗写过一个短篇小说——《钢琴调音师的妻子们》，盲人调音师前后娶过两任妻子，第二任妻子带他散步的时候，调音师问，眼前的景色是什么？妻子如实描述。调音师不信，说第一任妻子不是这么说的。因为盲，他只能靠别人的讲述来想象眼前的场景，但街景、人事都在变，早已物是人非，他无法辨别，也很难再相信新的描述。

　　信息本身会过时，且人们惯常相信自己的记忆，到现场去是唯一的解决方案。

　　疫情将采访又变成了资料汇编的过程。好在春天来了，情况在好转。前几天和那位采访对象联系，约定去郊区他的住处看看。他窗前的树应该也快发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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