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日本国家战略的演进及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内容提要】21世纪以来，安倍晋三制定并推行了一整套日本的国家战略，主要包括修改日本宪法、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等。日本国家战略经历了酝酿、经营、诱导、重塑四个阶段，其演进的背景包括历史传承、家族影响、战略思维、对华政策、岛争误导等。继任的日本首相菅义伟延续了安倍的战略思想，并且为了赢得即将到来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和众议院大选，不会轻易作出调整。菅义伟从日本国家战略出发的对华政策以及涉及台湾、新疆、香港等一系列中国内政问题的错误言论亟需改弦更张，否则将适得其反，并且会对中日关系造成较大冲击。

　　安倍晋三从2006年至2020年先后两度执政，成为日本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这期间，安倍晋三与其“政治盟友”麻生太郎结成日本政治权力中枢的“安麻体制”，并逐步形成一整套日本的国家战略。日本的国家战略与其对华政策构成“一体两面”，对中日关系产生直接影响。2021年4月，有三件事导致中日关系严重倒退，日本在中国的形象急剧恶化。一是4月13日，日本决定向太平洋排放福岛核电站事故核污染处理水。二是4月16日，日本首相菅义伟与美国总统拜登发表题为《新时代的日美全球伙伴关系》首脑联合声明，确认《日美安全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列岛，“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鼓励和平解决两岸问题。对香港和新疆的人权状况表示严重关切”。[1]三是4月21日，菅义伟以总理大臣身份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前首相安倍晋三也再度参拜靖国神社。这些倒行逆施都与安倍制定的日本国家战略不无关联。

　　21世纪以来日本的国家战略及对华政策演进

　　安倍执政时期，日本的国家战略主要沿着两个方向交错前行：一是对内谋求修改《日本国宪法》，增强军备，从历史观、战争观等方面彻底改变日本战后体制；通过灵活解释宪法制定“新安保法”，使日本走向“能战国家”，再利用“中国威胁论”减少国内外阻力，以期最终实现修宪目标。二是对外在“积极和平主义”等旗号下，以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QUAD）为轴心，从外交、军事两方面加紧构筑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形成全面钳制中国的地缘战略格局。自安倍政府执政以来，日本的国家战略大体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一、酝酿阶段

　　1993年，安倍晋三当选国会议员后便加入自民党内各种右翼议员团体。1995年，安倍对自民党搁置修宪不满，与护宪派展开激烈论战，并反对国会通过承认侵略历史的“不战决议”。2003年，时任小泉纯一郎内阁官房副长官的安倍曾表示，日本“要在外交、安全、文化等多角度展开战略思考”，运用“文化、传统和历史的力量”。[2]2005年，安倍作为自民党“新理念、纲领委员会”委员长，提出要制定新宪法，修改教育基本法，同时还提出了对华政策“政经分离”原则。安倍认为，中日经济关系密不可分，但在安全保障方面则要强化日美同盟，重视印度等国，定期举行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3] 2006年，安倍在《迈向美丽的国家》一书中进一步提出，为应对中国崛起，须构建所谓价值观相同的“美日澳印四国联盟”。[4]安倍首次执政后，一方面通过访华实现“破冰之旅”，另一方面又与外相麻生太郎共同提出“价值观外交”与“自由繁荣之弧”，[5]主张构筑从东北亚至东欧波罗的海的针对中国的地缘战略纽带。因此，不难理解日本在“安麻体制”下缘何只表示同意民间企业同中国有条件地展开第三方市场合作，而不参与中国倡导的共建“一带一路”。

　　二、经营阶段

　　2012年12月，安倍再度执政后开始贯彻其国家战略初衷。2013年9月，安倍在演讲中提出,“日本应与美国一道引领印太的世纪，目标是自由、民主、人权及基于规则的秩序”[6]；11月，安倍政府成立了国家安全保障委员会（NSC），制定了日本历史上首个《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报告；12月，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关系雪上加霜。[7]2014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访日，在日方敦促下宣称“尖阁诸岛（中国的钓鱼岛列岛）适用于《日美安全条约》第五条”，这是美国总统历史上首次就这一问题明确表态，直接导致中日紧张关系进一步加剧。此后，安倍政府开始调整对华政策，谋求恢复中日首脑交往，破解外交困局。2015年5月，日本国会通过了一系列“新安保法”，为行使所谓“集体自卫权”铺平道路；8月，安倍发表战后70周年首相讲话，试图取代1995年承认侵略历史的“村山谈话”。2016年，安倍正式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后为掩人耳目而将“战略”改称“构想”。

　　三、诱导阶段

　　2016年11月，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后，安倍便迫不及待地主动访美，以期诱导美国在军事和地缘战略方面共同对抗中国。访美期间，安倍向特朗普强调，中国军费增长迅速，中国潜艇针对美国第七舰队对日美均构成长远威胁。[8] 2017年11月，特朗普赴东亚多国访问，在访日期间与安倍会晤重点讨论了“印太战略”构想并达成一致。在特朗普完成访华后，中美关系略有起色。安倍政府随之调整外交政策，既想通过实现中日首脑互访实现中日关系改善，又竭力争取在任内突破修宪。2018年2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完成《美国印太战略框架》；5月，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美国印度太平洋司令部。同年，日本出台了新的《防卫计划大纲》，提出构建“多域联合防卫力量”，组建水陆机动两栖作战部队、制定针对钓鱼岛的作战计划、加强军事部署，并联合美国举行夺岛军事演习。此后，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转向越来越无底线的全面对抗。2020年以来，日本政府对华政策也开始转向，尤其是执政的自民党内部的右翼反华势力开始肆无忌惮地攻击中国。

　　四、重塑阶段

　　2020年8月，安倍再度“抱病辞职”，实则一直在“垂帘听政”。安倍的继任者菅义伟大体上继承了其国家战略和对华政策。2020年11月，拜登刚赢得美国总统大选，菅义伟就立即与其通电话，力图使拜登就协防钓鱼岛作出承诺并延续印太战略。2021年拜登执政伊始，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防卫大臣、外相等也分别给美方官员打电话协调政策。1月28日，菅义伟与拜登通电话，继续敦促拜登就相关问题作出承诺。3月12日，在首次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首脑视频峰会上，菅义伟提出，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可吸收东盟国家参与这一机制，反对中国“以实力单方面改变现状”。[9] 3月16日，美日两国举行“2+2”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在台海、香港、新疆等一系列中国内政问题上指手画脚，并表示将继续反对有损日本对“尖阁诸岛”施政的一切单方面行动；重申反对中国对南海海域的“非法”海洋权益主张及活动。[10]4月16日，菅义伟访美并与拜登会晤，双方在会晤后发表美日首脑联合声明，再次重申了“2+2”会谈联合声明中的相关内容。安倍对美日首脑联合声明表示赞赏，称“台湾是重视自由与民主的‘朋友’。日本与自由主义阵营的领袖美国一起向世界作出承诺，这对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很有意义”。[11]未来，在安倍任内决定的一系列多国联合军演和海上训练将在亚太地区上演。

　　21世纪以来日本国家战略形成的背景与原因

　　2021年3月27日，安倍宣称：“日本需要抱着印太地区已成为中美对立最前线的认识和心理准备，制定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12]这表明安倍企图利用中美竞争遏制中国崛起，并从中渔利。

　　一、历史传承

　　历史上，日本数次参与世界争霸战，并且每次都与强者为伍，对外实行冒险主义政策，中国等亚洲近邻则深受其害。第一次是16世纪70年代殖民主义盛行时期，日本参与西班牙与荷兰的世界争霸战。拥有“无敌舰队”的西班牙为把日本、中国变成基督教国家，向丰臣秀吉提供枪弹，助其统一日本。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两次发兵入侵朝鲜，意图占领中国，但被中朝联军挫败。第二次是19世纪60年代日本明治维新后参与帝国主义世界争霸战。1874年日本首次派兵入侵台湾；1879年吞并琉球王国；1894年发动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参与“八国联军”侵华；1905年发动日俄战争。第三次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加入世界争霸战。1915年，日本企图通过“二十一条”灭亡中国；1919年又企图驱逐战败国德国在华势力，攫取中国山东省的管辖权。第四次是日本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策源地。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1937年发动“卢沟桥事变”，妄图全面占领中国，并与德意两国结成“反共轴心国”；1941年妄图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发动太平洋战争，直至1945年战败投降。当下，日本似乎又错误地把中美对立与竞争视为历史上的大国争霸战，决心参与其中并坚定地支持和依靠美国对付中国。

　　二、家族影响

　　安倍的国家战略及对华政策，继承了其外祖父、甲级战犯嫌疑人岸信介和外叔公佐藤荣作的政治衣钵。岸信介在美国扶植下于1957年出任日本首相，对内主张修改战后和平宪法与历史教科书，改变战后体制，为侵略历史翻案；对外主张亲美反共，对中国大陆采取“政经分离”原则，既要做生意又要维持与台湾当局的所谓“外交关系”，堪称战后日本政治右倾化的鼻祖。[13]佐藤荣作执政后，奉行“一中一台”“两个中国”，1969年11月访美时与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称“台湾的安全对日本的安全是重要因素”，并要求美国把钓鱼岛列岛划入琉球群岛交给日本；延续岸信介对中国大陆“政经分离”的原则，严重阻碍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并引发了战后中日钓鱼岛归属之争。而在佐藤荣作访美期间，岸信介访问台湾并表示支持台湾当局“反攻大陆”。[14]安倍晋三与其胞弟、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从小受到岸信介、佐藤荣作的影响，继承了他们的“政治DNA”。

　　三、战略思维

　　日本的战略设计者们信奉权力政治的现实主义、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对抗的地缘政治。首先，他们认为虽然21世纪以来美国的实力相对下降，但仍是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大国，日本必须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2021年4月，日本前驻美大使加藤良三撰文称，美国终于把中国视为最大挑战，这对日本是好事；[15]菅义伟访美前称，日美合作通过“使用威慑力来制造一种环境，让台湾和大陆找到一个和平解决问题的方式”，[16]这其中暗含的日本联合美国以军事威慑确保台湾“和平独立”的逻辑是极其危险的。其次，他们认为日本作为海洋国家应在更大范围调动国际力量牵制中国，“最奏效的手段是寻求建立拥有共同战略利益的海洋国家同盟和军事同盟”。[17]安倍认为，“日本作为亚洲最大的海洋民主国家，与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海洋国家，将重心转移到印度洋与太平洋交汇之处，将使日美同盟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为建立覆盖两洋的网络，日本就要扩大和深化同印度、澳大利亚及东盟的关系”。[18]曾被安倍奉为“老师”的日本外务省首任情报调查局长冈崎久彦，曾把台湾视为日本的“生命线”，认为如果海峡两岸统一，中国的潜艇就可避开东海水深不足的弱点而潜入深海，并控制进入南海的入口，危及日本海洋通道安全。因此，与美国合作“保卫”台湾是由日本地缘政治条件决定的。[19]

　　四、对华政策

　　安倍一贯主张对华采取“政经分离”政策，即便出现“政冷经热”也应泰然自若。[20]据中国海关统计，2020年中日贸易总额为3175.3亿美元，中国连续13年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国。据日本财务省统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日本2020年度出口总额下降了8.4%,而对华出口则因中国经济回升增长了9.6%；日本对华出口额占其总出口的22.9%，中国超越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海外出口市场。伴随日本经济对华依存度上升，日本理应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但实际情况不容乐观。安倍一方面认为在经济和安全方面维持同中国的友好符合日本国家利益，但另一方面又强调“为维持友好关系而损害日本的国家利益是本末倒置”。在安倍看来，日本“决不能为避免一时较量和经济损失而失去中长期的国家利益”，“决不能让中国为达到政治目的而施加经济压力的图谋得逞”。[21]

　　五、岛争误导

　　安倍的国家战略得以实施，重要原因之一是日本民众在钓鱼岛归属认知方面被误导，“恐中厌华”情绪上升。2012年，野田佳彦内阁不顾中方劝阻而决定“购岛”以实现所谓“国有化”，并否认中日曾经就钓鱼岛达成“搁置争议”的共识。中方对此采取反制措施，实现了公务船在钓鱼岛领海常态化执法巡航。日本政府就钓鱼岛归属问题一直在国内进行常态化单方面信息灌输，不断指责中方“侵入”所谓日本领海。其结果是日本民众在不了解钓鱼岛属于中国的情况下对华好感明显下滑，日本政治势力不分左右都对中国强烈不满，对华发表强硬言论的政客容易得到众多日本网民支持。近10年来，日本民调显示，对中国无好感的受访者一直在80%以上，其首要原因便是对中方关于钓鱼岛的立场和做法不满。日本外务省2021年3月的民调显示，针对日本对华外交最应重视的选项，认为应“对入侵领海等采取强硬姿态”的日本受访民众占首位，达69%；认为应“谋求尊重人权、自由、民主、法治”的占比为50.3%；认为应“积极开展经济、人员交流”的占比仅为28.7%。日本外务省认为，“这如实反映了国民的高度关切”。[22]然而，从客观上看，这折射出日本民众在钓鱼岛归属问题和有关中国内政问题上受到日本政府和媒体的影响程度，从而反过来又成为日本政府对华外交的一张“民意牌”。

　　日本针对中国的战略谋划将适得其反

　　目前，摆在日本政府面前的正确选择是，重新认识和评估国家利益与国家战略，从根本上改变同中国对抗的思路，根据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走和平友好、相互合作的正道。这样，中日之间的一些问题才可能迎刃而解，中美日三国关系才有可能健康发展。

　　一、日本企图利用中美对立从中渔利将损人害己

　　50年前，佐藤荣作便曾因不识时务而使日本受到美国总统越顶访华的“尼克松冲击”。当今时代的特征是两种社会制度并存和多种国家发展模式竞争与合作共存，这不同于历史上的殖民时代、帝国时代或冷战时代。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安全符合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和平合作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需求。中美战略竞争与矛盾客观存在，但根本上有别于历史上的大国争霸战。特朗普执政期间不尊重科学，使美国沦为世界第一“新冠疫情超级大国”，导致美国模式黯然失色。抗击疫情、弥合国内分裂，是拜登政府面临的巨大挑战和当务之急。然而，日美“2+2”联合声明和日美首脑联合声明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不断挑战中国底线，既不利于全球抗疫合作，也会遭到中方的强烈谴责和反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也包含“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关键词，日美企图以这些话语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孤立打压中国注定是徒劳无益的。通过七国集团、“五眼联盟”、四国安全对话向中国施压，针对中国建立排他性政治、经济、科技、军事集团，大搞多国联合军演，谋求推行“暴力多边主义”，只会促使中国不断增强自主科技研发能力和国防实力。事实证明，新中国成立后，美国针对中国的遏制战略和战争边缘政策均以失败告终。冷战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中东等地推行“颜色革命”、纠集多国军事打击主权国家的“暴力多边主义”不但没有成功，反而不断反噬这些国家，导致美欧国家国内暴恐事件不断，难民潮涌入，社会经济危机频发。日本若步其后尘，只能把太平洋变得不再太平，让日本更不安全。

　　二、美国不愿在钓鱼岛问题上真正为日本火中取栗

　　2021年2月24日，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在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上发表错误言论，但3天后就此公开道歉。自1971年以来，美国在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上一直保持所谓“不持立场”并鼓励中日就争议问题协商对话。关于日本甚为关心的、与钓鱼岛相关的中国《海警法》，在美日两国对华政策优先顺序上的排位也不尽相同。1978年卡特总统执政后，美国一直没有在钓鱼岛列岛黄尾屿、赤尾屿进行海上射击训练。2012年野田内阁“购岛”后曾邀请美军在黄尾屿重新部署演习射击靶标，但遭美方拒绝。最近，日本为拉拢美国挑战中国《海警法》又鼓励美国恢复在黄尾屿、赤尾屿的射击演练，然而并未得到拜登政府的回应。安倍的国家战略及其对华政策，实际上已使日本站在亚洲同中国对抗的最前线。

　　三、国家战略失误必将令日本为此付出巨大代价

　　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的当下，任何一国想要维护国家利益都必须寻求国际合作；任何国家战略的有效性与合理性都要通过实践检验。近10年来，日本的国家战略失误显而易见。一是2011年发生的福岛核电站事故导致大量辐射物质泄露的后遗症十分严重。而日本政府10年来对这一事故的应对成效不佳，且缺乏必要的国际监督与合作，核污水若处理不当，海洋生物链遭到核污染的后果难料。二是日本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成果乏善可陈。截至2021年4月27日，日本全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000例，累计感染者达57万人，死亡患者约9970人。仅东京的累计感染者就超过13万人。4月23日，菅义伟政府第三次发布“紧急状态宣言”，东京奥运会能否安全举行再生悬念。国家战略决定国家财政预算分配。很显然，日本政府亟需把财政预算更多地用于维护国民卫生防疫等切身安全利益，而非针对中国增加防卫开支制造人为对抗。

　　四、远交近攻、以邻为壑将使日本在亚洲陷入孤立

　　尽管在“自由开放的印太”口号下，日本吹起了不少“外交泡沫”，但若真到要求对方和日本一道对抗中国时，多数国家就未必愿意选边站了。近年来，受到日本政治右倾化干扰，日韩关系处于战后最差状态。在拜登政府撮合下，韩国刚开始抱有同日本改善关系的念头，就被菅义伟政府决定向大海排放福岛核污水所干扰。特朗普执政期间，日本同朝鲜的关系甚至不如美朝关系。尽管日俄首脑多次会晤，但因领土争端难解而使双方关系发展一筹莫展。菅义伟虽提出“稳定中日关系”，但几个月来却将中日关系搞得越来越不稳定。日本在东北亚已陷入全盘外交孤立。菅义伟原计划在访美后出访印度、菲律宾，通过政府开发援助（ODA）转让自卫队装备，却被难以控制的新冠肺炎疫情所阻。在政治右倾化与民粹主义主导推动下的日本外交，似乎已快走到尽头。

　　结 论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给人类卫生健康安全与各国经济民生带来的威胁，是当前世界面临的最主要挑战，各国应同舟共济，共渡难关。日本唯一的出路是尽早就迄今的国家战略作出深刻而系统的集体反思并改弦更张。然而，菅义伟政府很难做到这一点。2021年10月前，日本将举行大选和自民党总裁选举。尽管菅义伟政府在防疫方面政绩欠佳，但因其忠实贯彻安倍路线，很可能继续获得党内各大派系支持。自民党若能在本次大选和下届参议院选举中获胜，势必将全力推进修宪以使日本成为“能战大国”。为此，安倍晋三于2021年4月又获得一个新头衔——自民党推进修改宪法本部最高顾问。从历史上看，日本加入世界争霸战没有一次是自己纠偏收手的。日本国民往往是被洗脑而不知实情，最终成为日本错误战略决策的牺牲品，而任何依靠军事力量搞单边主义或“暴力多边主义”霸权图谋都是不得人心的，终将走向失败。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甘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