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商人的故事

　　晚清时期广州有个名人，是负责教育的官员，名叫谭莹。谭莹有学问，喜编书，在广州文化界有点影响力。编书、印书需要钱，谭莹没钱，便游说商人出资。洋商伍崇曜最有钱，又很敬重谭莹。谭就劝他出钱刊刻古书善本以便流通。伍崇曜还真就出了很多钱，据说钱数远多于辑书印书的费用。谭莹拿到钱便新版组织搜集清朝大家作品，复考证其源流得失为跋尾，成《粤雅堂丛书》。根据百度词条，《粤雅堂丛书》于1850 年至1875 年在广州刊刻，汇辑魏至清代著述，凡3 编30 集185 种1347 卷，为清末最有影响的综合性大型丛书。

　　因为出钱编印了这套丛书，伍崇曜名声远播。直到现在学者研究历史，还要查阅这套书。大雪老师为了写这篇文章，特意下载了这套丛书电子版，并翻看了几眼。这里面的书包罗万象，很多都是记述正史上没有的历史掌故，是研究古代人文历史的重要参考书目。

　　为什么伍大财主这么爽快就出资呢？说来话长，伍崇曜出资主要是因为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当年是广州十三行中怡和行的老板，其家三代与洋人做生意。公开生意是茶叶生意，背地里还与东印度公司勾结，做点鸦片生意。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 年之前几十年，清政府就已经明令禁止鸦片贸易了。林则徐强力禁烟，与十三行的商人产生矛盾，后面细说。据说林则徐后来罢官，就是伍崇曜的父亲出巨资在京城活动官员弹劾的结果。正因为如此，伍家虽富，但名声很臭。到了伍崇曜这代，急于改变伍氏家族形象。谭莹对伍崇曜一顿忽悠，告诉他刊印图书功德无量，可以挽回家族名誉。伍崇曜一听，自然拿银子，而且伍氏父子向来出手大方。

　　以上内容听自山大杜泽逊先生的公开课。杜先生的公开课《文献学》旁征博引，实在好看，这里向喜欢文史哲的朋友推荐。以下内容缩摘自吴晓波所著《浩荡两千年》。这是一本很有趣的书，我也只看了最后一百页，这里向大家推荐。

　　伍崇曜的父亲叫伍秉鉴，字成之，号敦元。是当时极少数在世界贸易舞台上拥有声望的中国商人，他的个人财富超过任何一个晋商或徽商家族，是帝国当之无愧的首富。他的各种田产、房屋、店铺、银号及运往英美的货物等财产共约 2600 万银元。在西方人的眼中，伍氏就是当时世界上的首富，在《亚洲华尔街日报》评选出的1000 年以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 个人中，伍秉鉴是6 个入选的中国人里唯一的商人。

　　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曾是十三行大老板潘启家族同文行的账房先生，后来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扶持下自立门户，创办怡和商行，伍秉鉴在32 岁时继承父业，历20 余年，终于超越同文行成为行商的领袖——“商总”。

　　伍秉鉴做生意非常讲究。据说一家外国商号按照约定将一批棉花运到广州，货到港后发现是陈货，行商们都不肯碰，然而伍秉鉴却收购了这批棉花，也因此亏了1 万多银元，他对外商只说了一句话：“以后要多加小心。”还有一次，一位欠了伍秉鉴7.2 万银元的波士顿商人，因为经营不善无力偿还债务，欠款在身，离家多年却不能回国，伍秉鉴撕掉了借据，让他放心地回去。

　　外商把精明而大度的伍秉鉴看成最可靠的贸易对象，伍家生意也越做越大。伍秉鉴在官商关系的处理上也很厉害，《广州府志》记载，“伍氏先后所助不下千万，捐输为海内之冠”。伍秉鉴的生意，从表面上看主要是茶叶和生丝的出口，而实际上，又与另外一项十分隐秘的进口业务有关，这就是鸦片贸易。

　　一向以文明人标榜的英国人当然知道鸦片对中国的伤害性，然而在诱人的现实面前，他们还是选择了利益。慑于清帝国的鸦片禁令，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公开的航运指令中禁止贩运鸦片，“以免牵连本公司”，可是在实际经营中，则将鸦片的销售权让给持有该公司执照经营航运的走私快船去做。

　　后世学界一直有争论：十三行商人，特别是伍秉鉴的怡和商行到底有没有参与到鸦片生意之中？从一些史料上看，怡和行向来做的是正经生意，茶叶贸易是伍家最主要的业务，尽管鸦片走私可以获取暴利，十三行行商们却都避之唯恐不及。《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记载，“没有一位广州行商与鸦片有关，他们无论用什么方式，都不愿意做这件事”。美国商人亨特在他的著作中写道：“没有一个行商愿意去干这种买卖。”1829 年，两广总督李鸿宾在一份“章程”中明确要求四大行商对所有洋轮严加巡查，“如有夹带鸦片，即将该夷船驱逐出口”。被点名的行商中，伍家名列第一。然而，更多资料显示，伍秉鉴对鸦片泛滥难辞其咎，由他一手扶持起来的怡和、宝顺和旗昌三大洋行正是鸦片生意的最大从事者。

　　在鸦片生意如此猖镢的情景之下， 以伍秉鉴的精明，不可能不知道他最亲密的商业伙伴们都在从事这个非法的业务。早在1817 年，一艘由怡和行担保的美国商船私运鸦片被官府查获，伍秉鉴被迫交出罚银16 万两，其他行商被罚 5000 两，罚金相当于鸦片价值的50 倍。由这些细节可见，怡和行即便没有直接参与鸦片业务，也至少起到了掩护和包庇的作用。或许，商人的赚钱本能以及性格中懦弱的一面，是事实的真相。

　　也正是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朝廷委派最有才干的重臣、福建籍官员林则徐（公元 1785 ～ 1850 年）南下禁烟。 1839 年（道光十九年），农历正月二十五（公历3 月10 日），钦差大臣林则徐只带了几名贴身随从，悄悄抵达广州。非常巧合的是，这一天，正是伍秉鉴的70 岁寿辰，满城官员、商人和文士都赶去为这位财势熏人的十三行“商总”暖寿。可以想象的是，在那次盛大的寿宴上，钦差大臣的到来是一个最热烈的耳语话题，人们都在猜测即将开始的禁烟运动将以怎样的方式展开并结束。所有人都清楚地知道，夹在林则徐与洋人之间的，正是眼前这位70 岁的首富寿星。

　　伍秉鉴久闻林氏官声，知道此行非同小可。第二天的清晨，他早早安排儿子伍崇曜去各大商馆，警告外商们不要往刀尖上撞。然而，那些鸦片商人却不以为然，他们既不返航，也不销毁，而是把装满鸦片的趸船开到大屿山南部藏了起来。从禁烟的第一天起，林则徐就把伍秉鉴和十三行商人看成了烟商的同谋。林则徐下令封锁外国商馆，断绝粮、水等供应。而伍秉鉴则让人偷偷给外国人送去食品和饮用水。 3 月28 日，还没有作好战争准备的义律，不得不将鸦片悉数交出，总计21306 箱，其中，怡和洋行缴出7000 箱，宝顺洋行缴出1700 箱，旗昌洋行缴出1540 箱，三大洋行的缴出量占总数的一半。6 月3 日，林则徐主持了震惊世界的“虎门销烟”，将两万余箱鸦片全部销毁。11 月，道光皇帝下旨永久性地停止中英贸易。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1840 年6 月，英国远征军封锁珠江口，鸦片战争爆发。 9 月，林则徐遭革职处分。然后是《广州和约》，按协议，英军退至虎门炮台以外，清军于一个星期内交出600 万银元赔款。这笔巨款，有1/3 由十三行商人出资，其中伍秉鉴所出最多，计110 万银元。 1842 年8 月，《南京条约》，赔款2100 万银元，割让香港岛，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为通商口岸，以及中方必须与英国协商英商进出口货物需缴纳的关税，这意味着中国失去了重要的关税自主权。条约签署后，十三行成为 2100 万银元赔款的重点捐缴对象。1843 年春天， 广东官府要求行商缴纳300 万银元，限 6 日内全数交清，其中伍家认缴100 万银元，行商公所认缴 134 万银元，其他行商摊派66 万银元。

　　根据《南京条约》的规定，从此之后，广州行商不得垄断贸易， 开放五口对外通商，十三行的外贸特权不复存在。十三行的子弟们后来相继投靠洋行，成为一个新的、同样充满了争议的买办商人阶层。

　　1843 年9 月，伍秉鉴在世人责备辱骂声中去世，终年74 岁。伍秉鉴的儿子伍崇曜比他老爸晚死二十年，广州的民间传说他是被雷电劈死，实际上他活到了1863 年正常死亡，并在死前出钱编印了开头说的那套丛书。客观地说他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作了很大贡献，鸦片战时他的斡旋也在客观上保全了当地民众。但民众并不买帐。就在他的丛书广为流传的时候，有名人还是写诗抨击他编书亦不足以洗去耻辱，他死的时候市民“佥以死一大汉奸为幸”。现在网上有不少关于伍秉鉴的文章，多把他看作商业诚信的模范，然而中国特有的官商格式，从来就不会有也不可能有独善其身的模范，诚信于商，有误于国。大雪以为，伍氏父子是天朝雪崩中比较重的那片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