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济

　　19世纪时，新英格兰制造的锯子和斧头扫平了俄亥俄州的森林；新英格兰的鲸油点亮了整个大陆的灯；新英格兰的螺丝模具、车床、织布机、印刷机和螺丝刀装备着远方大范围内的工厂。但是到了20世纪，新英格兰的工厂一直在倒闭。对大多数新英格兰的居民而言，该地区经济衰退的原因看起来十分明显：工业的失败。他们沉思失败的原因：南部廉价的劳动力，沿河和瀑布边旧砖厂的萧条，波士顿码头的衰败，来自瑞士和日本的进口品。

　　但是，至少有一位新英格兰居民有不同的意见。拉尔夫·弗兰德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的总裁，由于这一有利地位，他对该地区的银行业和金融活动有极好的见解。弗兰德斯总结说，该地区的问题并不是旧工业的失败，而是缺乏新工业。此外，他认为这个问题出现在该地区的大都会：波士顿。波士顿不为自己或者整个地区生产新的产品，新企业出生率过低。这么低的出生率是由于新的企业缺乏资本。其实波士顿并不缺乏资本，而是没能很好地利用资本。许多资本都被腐朽的信托基金把持着，用于投资免税的政府债券，或者投资知名企业的股票和债券，另一些则投给了逐渐废弃的旧磨坊、手表厂，还有那些由无法胜任的人管理或者被出名的无赖压榨的铁路。

　　不如弗兰德斯实际的人，可能会非常卖力地劝告波士顿的银行赶快觉醒，给波士顿的年轻人一个机会。但是弗兰德斯并不认为死亡能孕育出新的生命来。他认为波士顿真正缺少的是一家新的金融组织，该组织不囿于传统，并专门致力于资助波士顿的新企业。他说服了两三个波士顿的资本家来试验。在1946年，他们一起建立了美国研发公司，启动资金还不到500万美元。可能弗兰德斯最离经叛道的创举就是，规定美国研发公司不得接管其所投资企业的控制权。控制权要留给原来的所有者。这一做法一度在美国非常普遍，但在1946年时几乎销声匿迹，在今天也仍是种例外。美国研发公司没有规定投资对象的类型，它可以投资给任何大有前途的波士顿新兴企业。

　　该公司的第一个顾客是示踪物实验室（Tracerlab），这是波士顿战后第一家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企业。示踪物实验室成立于1945年年末，创办者为3个年轻的哈佛科学家。他们的业务是从田纳西州的橡树岭购买放射性同位素，包装后出售给波士顿众多的医院和医疗中心，用于诊断和治疗工作。这项业务很快就带来了新的工作。示踪物实验室制造了一台机器，用于计算来自同位素的辐射，并开始在波士顿内外出售这台机器的复制品。公司收到了50多份订单，但在示踪物实验室的所有者看来，市场规模还远不止于此。然而，为了从事这项新工作，公司必须快速扩张，所需的资本远远超过了所有者及其家人和朋友的个人财力。

　　一开始，示踪物实验室的所有者拜访了波士顿的银行家，但没有筹到任何钱。之后他们又找了纽约的银行家，华尔街的一些投资者愿意提供必要的资本，条件是必须获得公司51%有表决权的股票，也就是以公司的控制权为回报。他们拒绝了这一要求。看来他们只得结束经营，要不就继续做同位素包装工作消磨时光。就在这个时候，美国研发公司研究了示踪物实验室及其商业计划，认为该实验室需要15万美元用于扩张，这比所有者要求的还要多。它投入了资金，实验室也走向了成 功。

　　这笔交易不仅把示踪物实验室从死神的手中拯救了出来，还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研发公司自身的发展。尽管现在看来难以置信，但在那时候，银行家、投资者甚至整个商业界都认为，科学家、教授和其他学术人员根本就赚不了钱。示踪物实验室的成功，使得美国研发公司把目光投向那些住在象牙塔里的人。它一个接一个地投资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企业，主要从事的是与电子学、有机化学以及物理学相关的工作。很快地，这些企业就分离出值得投资的单干企 业。

　　到1950年代初期，美国研发公司一直在出口资本，对象不是任意挑选的企业，而是它在波士顿投资时取得过巨大成功的那类企业。通过投资，美国研发公司不仅向波士顿的其他生产商提供了商品和服务，而且还在立足于地方之后，开始出口同样的商品和服务。

　　经济发展的资本从何而来，答案就是，它的来源与产生方式跟其他的生产类商品和服务一样。有开发资本，就意味着有分配资本的工作。这项工作起源于城市的地方经济。从事该工作的组织，可能是从其他从事资本和货币业务的组织中脱离出来单干的，比如美国研发公司；也可能是在旧工作之上增添了分配开发资本的工作，比如商业银行。

　　由于开发资本也是一种生产类商品，提供该项资本的组织只可能在其他生产商也出现的地方开办起来。二者是共生的关系，就像底特律船用发动机制造商和底特律造船厂的关系一样。这样，那些成为重要的工商业中心的城市，也同样成了重要的金融中心。它们的地方经济中包含了大量丰富的金融商品和服务，其中许多都被出口。大城市中各种资本提供者的工作，从本质上看都是可以出口的，因为无论就数额还是种类来看，小城市和农村都无法复制这些工作。正因如此，年轻的城市通常需要从大城市进口资本。不过在发展起来以后，它们也能置换许多进口资本；例如，新的银行开办起来，同时还有保险公司、金融服务公司等等。爆炸式增长的城市通常能产生之前在本地生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提供资本的组织成为出口商的最一般的途径，就是美国研发公司开始向波士顿以外的自然科学类企业投资的那段历程。也就是说，它们出口最初在本地进行的工作。纽约成为美国的工商业中心之后，才取代费城成为金融中心。安特卫普在中世纪是欧洲西北部的金融中心，原因可能在于它同时也是纺织业中心和木料、布料的交易中心。但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伦敦超过安特卫普成为工商业中心，同时也取代成为金融中心。

　　洛杉矶已经取代了圣弗朗西斯科，成为美国西海岸的主要工商业中心，如今也在逐步成为西海岸的金融中心。东京在跻身全球最大的工商业中心之列后，迅速成为全球主要的金融中心之一。理论上讲，政府没有任何理由设计不出分配资本和填补“信贷差额”的新办法，让史无前例的新企业和成熟完善的老企业一道获得资本与其他金融产品和服务。但不论是资本主义的政府还是社会主义的政府，都只是在模仿起源于城市经济的金融企业。政府中央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作物保险公司、为自身工作或其他政府工作而发债融资的政府机构、分配长期开发资本的政府机构和开发银行、向成熟企业分配营业资本的政府机构、政府金融服务公司—它们都是从地方经济中复制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