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估大学的价值

　　在操作这期封面故事的过程中，我们总会面对这个疑问：为什么一本商业杂志会关注大学教育的话题？

　　《第一财经周刊》从创刊开始就很关注大学毕业生的成长和职业选择，他们是新兴职场人群，也是未来中产阶级的主力。“今年的毕业生”封面报道，我们做到了第十年，也算是记录了10年来年轻人职业选择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的变化。

　　不过这两年，我们发现，和以往相比，新一代大学生对职业选择的焦虑日渐严重，公司招聘进入大学生活的时间，已经提前至大一，再加上早就程序化的考研和出国申请，不少大学生此前拼命刷题高考，进入大学后，又闷头跟着人群赶赴另一条道路，他们根本没有时间探寻各种可能性，寻找自己的价值。

　　作为曾经的大学生，我们不由得去思考一个问题：大学教育到底应该承担什么功能？它是否已经沦为谋生的工具？

　　另一方面，作为商业媒体从业者，我和我的同事们采访过不同的公司，我们发现从理念，到管理思路、战略布局，乃至如今被谈论最多的研发能力，本土公司和跨国公司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探究此中原因，很容易就溯源到大学教育上。

　　2017年，我们第一次以全新标准制作了《中国大学排行榜》，除却研究能力、专业及论文数量等指标，我们加入了学生的体验与成长等新的标准。大学的主体是学生，其课程设置与培养计划都该为培养出更具责任感的现代社会的公民服务。而如今的大学教育，却被过早的职业焦虑及过度的行政管理所牵制。

　　现在的中国，各行各业的人都开始关注教育问题，也迫切意识到我们的高等教育需要一次重大变革。我们从采访中得知，一些大学已开始实践，但这条路改革之路将会无比艰难。

　　从中国的高等教育历史来看，关于大学的意义及其对社会的价值，一直有不少知识分子展开反思。梁启超、胡适、鲁迅、钱穆都有关于教育的专论文章，他们的担忧，也恰恰在于功利的职业化倾向、中西文化的难以协调，以及行政力量对大学管理的过度干预。可以说，这些问题至今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与此同时，技术的发展超过了公众预期，全球的大学都面临着价值重估。一个较为激进的想法是，诞生于前工业时期、崛起于工业时代的高等教育模式如今已失效，是时候发明新的大学了。基于互联网信息民主化的慕课形式，以及抛弃了校园的新型大学Minerva，都代表着教育界新力量的崛起。

　　尽管大学面临的挑战复杂而艰巨，更新的变化总在发生。这组报道刊出之际，北京市教委公布了2020年高考改革方案，其中包含在少量大学试点一种新的选拔模式：依据统一高考成绩、学业水平考试成绩、面试成绩及综合素质评价等多个方面来选拔人才，从而摆脱以统一高考成绩为录取标准的传统方式。在新录取模式下，统一高考成绩的占比不低于60%。这意味着执行了41年的“一考定终身”式的高考制度将被改变—和高考制度紧密相关的大学教育，也将因此加快改革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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