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名文化

　　地名是一种文化，地名的起源与人类的语言、生产、社会活动同步。无论往古还是今天，地名驻留在大地上，成为一方百姓的记忆，也见证了一方民生。全国的地名汇合在一起，则成就了一部恢弘的长卷。仔细推敲，地名长卷中不仅有文化，有历史，更有多彩的民生与一段段难忘往事。

　　一个地方获得名称，最初都属偶然且随意，比如辽沈战役中俘虏廖耀湘之地胡家窝棚，应是最初迁入此地的内地胡姓移民，临时搭起的暂居之所，并由此成为地名。至于张家庄、李家村、何家屯、刘家营，这是乡间最通常的地名，地名的缘由或是与当地始迁者的姓氏有关，或属于本村的大姓，这类地名的形成同样具有随意性。现实中以三岔口作为地名的地方也不少，粗粗看来黑龙江、北京、新疆、河北、内蒙古、湖北等都有三岔口。三岔口即三条路的分岔之处，特征鲜明而自然，用于地名简单明了，这样的地名也具有随意性。

　　此外，还存在大量具有地理指示性的地名，《达坂城的姑娘》这是一首维吾尔族民歌，“达坂”，维语中有 “风口”“山口”的意思。新疆地名吉木萨尔，蒙语意为 “沙砾滩河”。再如湟源、泾源、孟津、天津、湖口等，都具有地理指示性特征。湟源、泾源都属于河流的源头所在，而孟津、天津则位于渡口，湖口处于长江与鄱阳湖交汇处，故由此得名。这类地名不仅标识了一个地方，而且都具有地理指示性特征，透过地名我们可以获得许多地理信息，有的信息今天依旧具有意义，有的则成为研究过去环境变化的依据，比如济南，原本位于济水南岸，但由于历代黄河改道与泥沙淤积，将济水湮废，这条河流不存在了，地名却见证了曾经的一切。

　　其实，随意性、偶然性并不是所有地名的特点，将人们的意愿包含在地名之内，是大多地方命名的特点。如淮安、泰安、雅安、惠安、吉安、西安这类有“安” 字的地名，含有人们对安定生活的祈祝；镇海、镇江、宁陕、南宁等地名，充满了人们期盼平定因自然或社会带来殃祸的心愿。中国漫长的历史，地名中也会嵌入各种信息，吴堡、土木堡、十里堡这类带有“堡”字的地名，往往是元代以来国家主要交通道路沿线，军事驿站—— 急递铺的设置地点，用在地名“堡”与“铺”相通，都应读作“pu”，但凡到过这些地方，都会令人想到当年飞驰而过的驿马。灯市口、珠市口、鱼市口这类地名，往往是某种商品的集中销售区，每个地名都有一段繁华。

　　“从地名看文化”，地名中不仅含有文化，也将历史中让人们难以忘怀的英雄留在地名中。山西的左权县为纪念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左权将军，将辽县改名为左权。张自忠、赵登禹、佟麟阁都是抗日爱国将领，北京、天津、上海、武汉都有张自忠路，北京有赵登禹路、佟麟阁路。黑龙江的尚志县、吉林的靖宇县则因抗联英雄赵尚志、杨靖宇而命名。70 多年前的抗日战争，在民族大义面前，中华儿女不分党派共赴国难，不仅为历史书写了悲壮的一页，也留在后世的记忆中，因他们而命名的地名，就是后人追念他们以及那段历史的一种方式。

　　人类立足在大地上，从往古到今天，从寻常小事到感天动地的伟业，都落实在各个地名之中。因此地名不仅是一地的标识，留在人们记忆中的，还有与大地共存的人与事。

　　西藏“江孜”被称为“英雄城”，那段历史发生在 1904 年。从19 世纪晚期英国人一直觊觎西藏，1904 年3000 名英军在荣赫鹏、麦克唐纳率领下，从亚东、帕里一线发动对西藏的大规模入侵，4 月西藏地方政府派1000 名藏军阻截，经过几番英勇奋战退守江孜。7 月5 日，英军凭借新式火器对坚守在江孜宗山的军民开始发动总攻，军民凭借原始的大刀、长矛、石头和土枪、土炮死守城堡，坚持了8 个月之久。山上弹尽粮绝，守军与攻上宗山的英军展开肉搏，直至跳崖牺牲。江孜从此以“英雄城”而闻名。

　　每个地方都有地名，地名不仅含有文化，所有的地名连缀在一起，就是我们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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