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共同命运”

　　作为中国第一位女指挥，郑小瑛老师的知名度很高，她在国家大剧院的音乐会结束后，等候她签名留影的观众围成了一个大圆圈，很多人是她的老乐迷，受到了她的音乐启蒙。

　　郑小瑛的一生很丰富，她的出身、文工团的经历、去苏联留学、多年来为普及古典音乐所做的工作，等等。我想补充一点儿“爱乐女”室内乐团的故事。文章中也写到了“爱乐女”成立的背景——这是一支在中国港台流行歌曲风靡全国，古典音乐处于低谷时期诞生的女子乐团，也是中国第一个志愿者音乐团体。郑小瑛是这支乐团的指挥。“爱乐女”是女性在中国音乐史上书写的光辉灿烂的一笔，前后参与的女音乐家有两百多位，她们为普及严肃音乐作出了很大贡献……在此不赘。

　　在北京，我和“爱乐女”的成员李晓芳见过一次面。李晓芳出生于1955年，今年65岁，在“爱乐女”，她拉中提琴。乐团原来的管家司徒志文去世后，郑小瑛请李晓芳接任司徒志文的工作，我的理解就是处理外联和组织事务。前几年，中央电视台《经典咏流传》请郑小瑛来录节目，想找到当年“爱乐女”的成员，给郑小瑛惊喜，这事只能由李晓芳操办了。又要召集老成员，又要瞒住郑小瑛，可把李晓芳累坏了。不过李晓芳的身体很好，她喜欢游泳，每次可以游1000米，她说，郑老师觉得她身强体健，才把这一重任交给她。

　　李晓芳加入“爱乐女”乐团是1994年。她说 “爱乐女”是一个“纯洁的音乐殿堂”，是一种“至高的精神”，她们无偿地利用空闲时间排练、演出，从不计较劳务费，单纯地为了把美好音乐带给广大的群众。郑小瑛负责乐团的排练，像一个大家庭的母亲。她说，这在现代社会没有了，找不到了。

　　说起“爱乐女”，李晓芳好像回到从前，神态也变得年轻。有一次排练完，从地铁出来，她和另一位乐手一起骑车回家，路上下起了雨，她们把塑料袋顶在脑袋上，看不到前面的路多危险啊，于是又把塑料袋挖了两个眼儿，雨越下越大，“你不顶吧，那雨太大了，气喘不上来，这是一种什么精神，别人一看，这俩是不是有神经病啊？那个高兴劲儿啊，排练完，回来挨雨浇了还特高兴。”

　　“你说这个故事是不是挺感人的？”她哈哈大笑。

　　由于郑小瑛是指挥，最引人瞩目，后来，很多人说，“爱乐女”是郑小瑛的“爱乐女”。郑小瑛就写了一篇文章《女人最无私——为我的“爱乐女”姐妹们请个功》，她写道：“‘爱乐女’乐团绝不是靠一个人或几个人，以个人凝聚力把大家凝聚在一起的，‘爱乐女’现象其实与中国女性特有的高度使命感、责任心的大背景有着最直接的关系。”

　　郑小瑛常说“姐妹们”，她有很强的女性意识，但她否认自己是个女权主义者。关于“姐妹情谊”，我想作一些补充。姐妹情是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主题，作家王安忆很喜欢写姐妹情，女人如何帮助女人，她的《向西，向西，向南》《天香》等作品细腻地捕捉了女性之间微妙的关系。王安忆解释，“女性的命运相当有共同点，而男性多是社会人格，男性之间的交流，不像女性之间的沟通那么私密深入，男人可以在一起喝酒，但不谈隐私……女性是感情容量很大的动物。”有一个观察是，当一个行业没落的时候，留下来的多是女性，女人在困境中互相帮助、合作，共同完成目标，而男人则早早地另觅出路去了。我想，这可能也与所谓的“共同命运”有关。

　　不管是“爱乐女”还是郑小瑛，她们的出现，都与当时的时代密切相关。如果不能理解她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她们的成长经历，就不能理解她们的行为。

　　郑小瑛把“爱乐女”的精神也延续到了厦门爱乐乐团。为了办乐团，她从北京来到鼓浪屿，从地理位置上看，她是从中心搬到了一个边缘的小岛，而且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在厦门的最后一天，我走在鼓浪屿曲折的石板路上，商店林立，游客成群结队，远处是浩渺无际的海。我想象着当年郑小瑛踏足这里的情形，那时的鼓浪屿可比现在僻静多了。在这里，她选择了一项事业，也选择了一种生活，在音乐的道路上，她从未曾停止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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