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寄奴曾住

　　老舍：

　　您好啊。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我和您一样，从小在北京长大，您是满族人，我是蒙族人。我小时候在北京南城广渠门垂杨柳一带晃悠，在东南护城河边溜达，45岁搬回北京，垂杨柳已经变成了北京CBD的后花园，护城河已经被修整得不臭了，我一周三次在河边跑步，一次十公里。北京还是被上海来的朋友们嘲笑“土”，我说：“虽然土，但是我每周三次在两个世界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和天坛中间跑步，北京是世界文化遗产最多的城市，可能是历史的尘埃太重，所以土。”

　　玩笑话归玩笑话，我在北京街头溜达，常常想起辛弃疾这首《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人道寄奴曾住”。我常常想：世事如棋，巷陌如棋盘。在北京这种建都800年的城市，如果有人沿着四个维度——地点、时间、人物、故事把人类相关的信息汇总，该是多么好玩的一件事。比如：我到了前门外杨梅竹斜街，看到一栋民国风格的楼，拿出手机一查，立刻显示什么时候、谁在这个楼里住过，谁和谁喝酒，谁爱上了谁，谁又睡了谁。当然，北京现在也有各种文物保护单位，但是总数还是少得可怜，而且侧重建筑而不是人。我每次跑过龙潭湖的袁崇焕庙，暂停，一拜，想想他被凌迟，被剐了3543刀，有近万人抢到而生食之；我每次路过西直门和德胜门，想想已经被填平了的太平湖，暂停，一拜，想想您在跳湖前二十四小时的心情。

　　动如脱兔，静如处子。过去20年，平均每年飞一百次，2020年，新冠元年，从7月起，我滞留伦敦，如今2021年7月了，我一年一次没飞。想起大约一百年前，您来伦敦教了5年汉语，写了三部长篇小说。我从 Kindle买了这三部长篇小说，再读，还是常常想笑，常常被您的善良和乐观暖到。在伦敦滞留这一年，我以死宅为主，狂看过去30年想看却没时间看的书，狂写过去5年想写却没时间写的第七个长篇小说《我爸认识所有的鱼》。我偶尔在伦敦街头晃悠，常常想起您的《二马》，体会哪些变了，哪些没变，常常想笑。

　　有一次在一家西班牙菜路边摊吃饭，餐厅叫Barrafina，在一个四层楼的一层。吃完饭出来时，无意中，我抬头一看，四层楼的第一层和第二层是蓝绿色，第三层和第四层是黄色，第三层朝街的墙面上贴了一个圆形的蓝牌子，上面写着：“KARL MARX,1818-1883,lived here 1851-1856”。我一惊，马克思我当然知道，我又在餐厅里买了一瓶啤酒，坐在马克思故居的马路牙子上，默默地喝完，压压惊。

　　后来发现，如果特别留意，伦敦建筑上这种蓝牌子常常能看到。我上网查了一下，总结基本情况如下：

　　一，William Ewart在1863年首次提出在建筑上贴蓝牌的建议（1963年，建议提出的后100年，他在Eaton Place也有了纪念他的一块蓝牌）。1867年，第一块蓝牌在Holles街24号贴上墙，纪念拜伦（这个房子如今已经被拆除了）。

　　二，如今，蓝牌的总数在800左右，绝大多数是纪念人，少数是纪念建筑本身的历史意义或在建筑里发生的历史事件。每年，蓝牌的增量在10到20个之间。

　　三，被贴蓝牌的标准是：行业翘楚，对人类福祉作出重大贡献，值得举国认可，路人皆知。其中，最后一条的执行最不严格，很多蓝牌上的人，绝大多数路人不知道。但是有一条金标准从来没有被打破过：能上蓝牌的人必须已经去世20年以上或者活到100岁以上。

　　您的外孙女是我原来的同事，听说我对伦敦蓝牌感兴趣，告诉我您也有一块，而且是中国人中的第一块，还是印有中文字的第一块。我马上查了一下，果然，在 Notting Hill区圣詹姆士花园街31号，上面写着：“SHE LAO, 1899-1966, Chinese Writer, lived here 1925-1928”。

　　我打算下周找一天去看看您在伦敦的故居，在您的蓝牌下面鞠个躬，买瓶啤酒，坐在您楼下的马路牙子上喝几口。

　　我老妈总扬言要走在我后头，我估计我活不到100岁，我生前见不到我自己的蓝牌了。有人从淘宝定制了一个送我，也是圆的，也是蓝色的，上面写着：“FENG TANG, Born 1971, Poet, Writer, Strategist, Lives Here”。

　　其实，我也知道，生前名、身后事都是虚幻，我们都是一粒无意义的尘埃。但是，偶尔想想这些虚幻，还是会小小地神往。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我也争取在之后4年写两部长篇小说。这样，和您一样，我在伦敦5年也有三部长篇啦。

　　余不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