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母亲的遗愿，我给她穿上了检察制服

　　母亲在办案一线一直工作到61岁才退休。2010年12月底，母亲重病住院，弥留之际，她在病床上艰难写下“要穿检察制服”几个字

　　在我的印象里，母亲朱极坤自从到了检察院工作以后，就成了把工作看得比生活还重要的人。

　　记得那是1975年，父亲过50岁生日。在天津的习俗里，50岁生日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日。当时为了给父亲庆祝，全家人聚得格外整齐，在河北省邯郸钢厂工作的我也如期赶了回去。这次聚会，也算是我们四个兄弟姐妹成年之后少有的全都在一起的时候。看到一家人其乐融融，父亲打心底高兴。可是到了晚饭时间，母亲还没回来，大家左等右等，一直等到晚上8点半，她才匆忙下班回家。

　　父亲本来就有点不高兴，结果母亲回到家时，看到我们都在，惊讶地说道：“今天是有什么喜事吗？”一向和善的父亲终于忍不住发火：“我的生日你记不清楚，你办案的时候谁打谁一枪、谁捅谁一刀怎么就记得清清楚楚的呢？”母亲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她忙着办案子，把父亲的50岁生日给忘记了。

　　印象中的母亲总是忙忙碌碌的，早出晚归，即便是放假的时候，她也会把大部分时间用来学习和钻研法条，很少带我们出去玩。有时候遇到难度大的案子要办，母亲会更加忙碌，我甚至好几天在家里都看不到她的身影。不过她对检察工作的热爱，不知不觉中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我觉得母亲就是我人生中的榜样。

　　一波三折的检察生涯

　　母亲的检察生涯可谓是一波三折。

　　1956年，30岁的母亲从北京8341部队转业到天津市检察署（现天津市检察院的前身）工作，虽然是半路出家，许多事情都需要从头开始学习，但是母亲丝毫没有退缩。每次遇到不懂的问题，她都会主动向同事请教，还经常把宝贵的经验记录下来，融入到自己的办案中。母亲当年的同事曾夸赞说：“朱极坤是个本分人，她对自己的工作认真负责、兢兢业业，对案件中一些拿捏不准的细节，她会想尽办法弄明白为止。”

　　在检察工作的岗位上，母亲扎扎实实历练了十年。然而正当母亲在检察工作中有了更多的目标和方向时，却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天津市检察院遭到被撤销的厄运，母亲也被下放到工厂劳动“改造”。在劳动“改造”的7年时间里，母亲始终勤恳工作，完成了各项生产任务和定额指标，没有丝毫怨言。

　　1973年，母亲终于等到了“落实政策恢复名誉”的文件。当时，厂领导把正在流水线上干活的母亲叫到办公室，向她宣布了这个好消息。在得知自己被调到天津市高级法院任职，能够重新回到政法系统工作时，已经48岁的母亲热泪盈眶。而此时，和母亲一起工作了许多年的工人才知道低调的母亲原来是政法机关干部。

　　在熟悉的政法机关里工作，母亲勤勤恳恳，每天早出晚归。面对案件，调查、量刑、定罪、宣判等，在各项工作中她都严谨有序、审慎把关，依法打击惩处了一批违法犯罪分子。

　　1978年，检察机关恢复重建，母亲回到阔别11年之久的天津市检察院。等了这么多年，终于可以回来了，一家人都替她感到高兴。彼时，母亲已经50多岁，身体状况也大不如从前。当时我家距离检察院骑车需要一个小时，每天除了在路上奔波就已经很辛苦了，如果再加上办案工作的繁重，母亲的身体是否吃得消是我最担心的问题。但是母亲坚持要去一线办案，她想要在自己喜欢的检察工作中做出一些成绩。母亲的坚毅，我至今回忆起来都很佩服。

　　把公平正义写在每个案子里

　　有时候我也会好奇，检察工作对母亲来说为何如此重要？她遇到过什么案子？多久才能忙完？……面对我的疑惑，有空的时候母亲也会简单地和我聊上一些。有一起母亲办理过的案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0年，母亲办理了一起杀妻案。犯罪嫌疑人李向义是一名粮店主任，由于自己的私欲和贪心，他窃取了公家的粮食和其他财物。后来，妻子举报了丈夫的贪污行为，丈夫一气之下，借着陪妻子去海河散步的机会，将她推下了水。面对在水里挣扎求救的妻子，李向义丝毫没有心软，把妻子的头使劲往水里按，直到妻子再也无法呼吸，李向义才松了手。

　　母亲第一次提审李向义时，他坚称检察机关没有证据，奈何不了他。为了让这个残忍的杀妻犯认罪伏法，母亲数次走访案发现场，终于得出一条颇有价值的线索。当时有几位群众发现李向义夫妻落水时，想前来帮忙，但是都被李向义搪塞过去了，为了掩盖自己的犯罪行为，他还表示自己可以救起落水的妻子。

　　后来母亲又有了更多的发现。一位渔夫打捞起李向义妻子的尸体后，向附近派出所报了案，结果民警发现，作为丈夫的李向义并未报警。与此同时，母亲还拿出了一封检举信，上面清楚地写着李向义妻子的名字。面对这些证据，李向义最终承认了自己的杀妻行为。

　　母亲告诉我，当嫌疑人为自己的罪行进行狡辩时，检察官如何查明真相，怎样让对方真诚悔罪……这一系列问题都大有学问，需要在办案中不断思考和体会。检察官这份职业关乎法律的公平正义，也关乎每个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一个好的检察官，要做到为个人甚至于为社会维护好公平正义。

　　1982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了“严惩严重经济犯罪”和“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两项通告，这期间天津市检察院的案件数量也在猛增。当时，母亲已经59岁，却依然在坚持办案。那时，加班对她来说也成为一种常态。短的时候几天回不了家，最长的一次连续十几天她都住在单位办案。 作为一名年近六旬的女检察官，母亲不辞辛苦，严格执法，从提讯人犯、内查外调、核实证据到批捕起诉的全流程，都做到了案件顺利办结，没有发生过一起冤假错案的情况。母亲经常告诉我，一起案件会影响一个人的前途命运，因此在办案时，一个细节都马虎不得。

　　来自母亲的言传身教

　　母亲是个很要强的人，即使在生活中要面对许多艰难，但她也一次次地挺下来了，而且丝毫没有影响到自己的工作。

　　我两岁的时候由于气管炎病情加重，转成了哮喘，一年里住了六七次医院，也好几次出现生命垂危的情况。在紧急时刻，母亲坚持不放弃，千方百计想办法，最后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当我的身体刚有所好转，弟弟手术时突发医疗事故，导致肺被摘除了一个，虽然命保住了，可也基本丧失了生活的能力，终身致残。

　　面对接二连三的打击，母亲心疼不已，同时也更加辛苦。她和父亲轮流去医院照顾我们，同时还要兼顾自己的工作。

　　多年来，我们兄弟姐妹没有一个人的生日是在母亲的共同陪伴之下度过的，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理解母亲的辛苦。特别是1993年12月底，当我调入天津市检察院从事后勤保障工作，真正从事检察工作后，我更加明白了这份工作的职责所在。

　　有一次春节前，我和同事在天津市警备区某仓库进行全系统枪支保养、清点至其他单位交接时，在清点了两遍枪支数量后，发现少了一支。枪支丢失可是重大失误，当时在场的同事都惊出一身冷汗，我更是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在稍微稳定了一下情绪后，我决定跟枪管干部回单位仔细查找，终于在单位保险室枪柜里找到用绒布和报纸遮挡住的手枪。经过这次的事情，我觉得每一项检察工作都不是小事。

　　后来，我也鼓励女儿进入检察系统工作，这样我们一家三代都可以为检察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幸运的是，女儿于2012年11月进入天津市检察院第一分院从事控申工作。从此，检察院的信访大厅里又多了一个耐心细致做着控申检察工作的身影，这也让我觉得很欣慰。

　　从母亲到我，再到女儿，我们一家三代检察人都在书写着平凡的检察故事。

　　我一直很感激母亲对我的言传身教，因为她对检察工作的热爱，对法律公平正义的追求，都深深影响着我如何去做人做事。即使是在母亲离休之后，我也经常向母亲汇报自己的工作情况，有问题也会及时向母亲请教。

　　母亲在办案一线一直工作到61岁才退休。2010年12月底，母亲重病住院，弥留之际，她在病床上艰难写下“要穿检察制服”几个字。2011年1月4日下午，母亲走完了她85岁的人生路程。按照母亲的遗愿，我给她穿上了检察制服。

　　虽然母亲已经不在了，但是她对检察事业的忠诚与热爱一直影响着我。（陈日新：天津市检察院退休干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