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皇之治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盛世，却很少有人提起开皇之治。隋朝开皇年间，隋文帝杨坚听取群臣的建议，采取“先北后南” 的战略方针，逐步统一了历经数百年分裂的中国。随后，杨坚重用能人贤臣，积极推进改革，使得全国安宁、编户大增、仓储丰实，南北民众得以休养生息，社会呈现空前繁荣景象，被史家称之为“开皇之治”。

　　然而，或许是因为隋朝的历史过于短暂，或许是因为隋炀帝的“恶名昭著”，人们经常忽略了开皇之治对中国历史的深远影响。

　　第一，推进货币统一、减轻税赋、根据人口情况重新划分田产，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历史记载，隋文帝在为百姓减轻赋税后听说国库的财物反而越来越多时曾询问大臣为何会如此。在得知国家减轻税赋，使得百姓的收入基数变大，乃至最终的税收总数增加后，隋文帝感慨道：“宁积于人，勿藏库府”，再次下令给河北、山西一带减轻1/3 的税赋。这正如中国一句古话所言：“自古以来，民不足而国可治者，未之有也”。孔子曾反复强调的“苛政猛于虎”之道理很简单，但真的能够像隋文帝一般作为的皇帝，却并非多数。

　　第二，建立科举制度、广开用人渠道，聚天下精英而用之。隋朝是科举制度的开源之朝，这个制度尽管在后世也多有非议，但却在封建统治王朝中，最大限度地在用人程序的公平性方面得到了保证。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程序的公平或许比结果的公平更重要。不仅如此，隋文帝本身也以宽广的胸怀来对待人才，真正做到文不贪财、武不俱死。比如，他最器重的宰相苏威身兼五职，被告发权力贪腐、不可重用。隋文帝却讲，这个人你们不了解，他胸有大志，我才给他压担子。如果没有我，他就不可能获得一个好的平台来施展自己的才能。当然，没有他我这个皇帝也很难成为有道之君。事实上，苏威也没有让隋文帝失望。隋文帝的任贤使能，让隋朝内有贤臣，外有猛将。

　　第三，积极推行司法制度改革，废除残忍的肉刑，构筑社会公平的氛围。在苏威等人的支持下，隋文帝废除了南北朝时候的一系列庞杂混乱的法律体系，废除了枭首和车裂酷刑，并且允许老百姓按照规定向上一级政府申冤，直至把案子告到皇帝，任何人对这种行为不能打击报复。与此同时，隋文帝对自己和身边的人要求十分严格，尽最大程度地避免司法不公。有一次独孤皇后的表弟崔长仁犯了死罪，隋文帝考虑到皇后的感情，想赦免这个人。皇后知道后却对隋文帝讲：“国家之事，焉可顾私”，崔长仁最终还是被处以死刑。同时，哪怕是皇帝的命令，官员也敢直言其错误。谏官刘行本就曾因隋文帝对官员刑罚过重而把朝笏放在地上，气愤离去。隋文帝却并未因此而责罚刘行本，反而向他谢罪，并且减轻了处罚。这件事情虽然小，却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法制氛围。

　　第四，建立乡里自治制度。这个制度是苏威提出来的，隋文帝采纳后下诏规定，一百家为里，五百家为乡，里的负责人叫里长，乡的负责人叫乡正，并且赋予里长和乡正高度自治的权力。其实，回顾历史，在隋之后，这个制度一直是存在的，后来发展为乡绅治理，成为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特色。这种制度的确立，实际上减轻了国家对基层政权的负担，发挥了能人、文化人及家族力量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是一种有效的软治理，缓和了百姓和政府之间的矛盾，这在今天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当然，隋文帝的专政色彩、猜忌多疑等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然而站在历史的长河中，开皇之治是中国社会经过分裂之后迅速构筑的一个盛世，这对于实现民族整合，治愈战争创伤，改善百姓生活，缓解社会矛盾，都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也为盛唐的开创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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