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书写的自我救赎

　　齐红霞，女，一九八一年生于河北秦皇岛昌黎。中国古代文学硕士，资深编辑。责编的作品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2019年度中国好书”、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等奖项以及入选国家出版基金等项目。

　　《小说月报》倾力打造的“百花中篇小说丛书”第一辑收录了六部优秀的中篇小说：胡学文《一水三浪》，尹学芸《补血草》，范稳《橡皮擦》，林森《海里岸上》，肖勤《去巴林找一棵树》，宋小词《丰收之歌》。上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百花中篇小开本的优良传统，以期达到有效的书刊联动，我们策划了这套丛书。对于中篇小说的偏爱，源于它的体量和成就。《小说月报》《散文》主编汪惠仁说：“小说的篇幅，是极有讲究的。能够激起人心普遍唱和的，往往是中篇小说。短篇易迷失于个体幽谷式炫技，长篇易迷失于时代产业竞赛。于人情，于物理，中篇小说以合适的篇幅照见人间生活的本相。”

　　历史的厚重和现实的无奈。尹学芸作为中篇小说圣手，她善于在历史的深处寻找故事，通过故事的延续扩展空间，在时空中情感的枝蔓通过作者有序的讲诉曲折伸展，情感的触角直抵内心深处。中篇小说《补血草》就是这样的一篇佳作。小说主人公屯屯远在北疆的父亲陶子晟病了，但是父亲却希望身故后屯屯所在的邮政公司储蓄银行行长桂二奎能够回去给他打幡。屯屯只身用脚步丈量走到埙城来守护同父异母的哥哥。桂行长对屯屯的到来是无奈的排斥，因为他的出生涉及三个家庭的家族丑闻，这犹如一个难看的伤疤一样不那么光彩。桂行长小心地隐藏着自己的身世，而善良执着的屯屯却总是无声且持续地揭开伤疤，她希望哥哥能够正视事实。原来真相是桂行长的养父没有生育能力，于是全家商议去北疆借种。而生父陶子晟后来再婚养育了三个女儿，死后没有儿子打幡成为他的心结，这就产生了矛盾的爆发点。

　　补血草，医书上说具有消炎、补血、止血之效，俗称勿忘我。我们常见的鲜花勿忘我是一种叫翅茎补血草的品种。补血草在文中是血脉的隐喻，父亲想喝补血草沏的药水治病，除了对女儿的思念，也包含了对在外多年儿子的期望。婚姻中的子嗣代表着血脉的延伸，在我国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在农村尤甚。家庭中的男子肩负着养家的重担，同时还有为老人送终的义务。上一代人当时的无奈之举造成了今人的禁忌，对桂二奎来说是千方百计想摆脱却改变不了的噩梦。他不愿提及此事，对两个父亲的感情都很疏离。一开始他仅从小我出发，他都没有用心去探寻事件的起因，他只是单纯地进行阻隔。然而生父病重真的需要他的时候，他的良善迫使他正视事实，跨越自己身世的樊笼，默认早已烂熟于心的事实。这是他的良心发现，同时也是这些年屯屯默默地守候带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也完成了对父辈的和解和对自我的救赎。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亲情作为纽带，它不仅是家族纵向的传承，也是同辈亲友团结、互助的源泉。

　　生活中有后辈为前辈历史买单，也有回忆青春年少时的怅惘，即自己为自己的生活买单，这其中也同样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现实意义，其现实书写的力度同样令人赞叹。胡学文的《一水三浪》娓娓道来，一唱三叹之间展现了一九八〇年代青春的囚禁、感伤和出逃，讲述了青春与传统的对抗、理想与现实的撕裂。胡学文在“创作谈”中曾说：“这篇小说是为了纪念我的中学时代。”我们都知道，一九八〇年代是转折和开放的年代，也是各种思想发生碰撞、融合的年代。这篇小说从一个患有眩晕症的中学生的视角进行讲述，主人公阮平有眩晕症，偶尔发作的短时间的眩晕使他分不清现实和想象。有时他的想象不约而至，防不胜防。他的人生中现实和想象总是穿插错位，谜底揭开之时惊愕之余只见生活的艰辛，青春的囚禁和出逃显得荒诞又笨拙。高考当天在食品公司杀猪的父亲意外去世，阮平不得不面对现实，接替了父亲的工作，和师傅也是后来的妻子潘美红的婚姻纠葛就此拉开帷幕。一九八〇年代的初中毕业生阮平青春、平凡，还带有一股执拗的劲儿。他有理想，但是成绩中等；有志向，但是尚不清楚；他家境清寒，唯有青春年少。家庭的变故突如其来，但是和潘美红的婚姻则是他自己的选择，阴差阳错，他的眩晕症总是给他错觉，造成他三次出逃：因为眩晕症他以为自己一时把持不住“强奸”了潘美红，他“畏罪潜逃”二十四小时回来后竟鬼使神差不敌诱惑真的生米煮成熟饭；他想逃离平庸糟糕的婚姻生活，厌烦潘美红的种种，嫌弃她的吃相不雅，嫌弃她的五大三粗，嫌弃她发自肺腑的自愿牺牲的精神，于是在逃离的意念之下逃往深圳；第三次是在深圳打工被骗，离家三年后他以为可以顺理成章把婚离掉，但是潘美红对他更加谦卑，看管更加严格，他的眩晕症又一次犯了，他以为把潘美红杀了，于是又逃走了。戏剧化的是当他看到潘美红一个大活人站在面前的时候，三次不成功的逃离似乎更具有荒诞性。阮平的生活是平凡的，他的青春是短暂的，他的反抗是无力的。这一切都和他的师傅兼妻子潘美红紧紧绑缚在一起。潘美红是公司安排给阮平的师傅，她身强体壮，杀猪技术一流，作为劳动模范的同时又有热心肠，甘愿奉献，身上充满着传统美德。但是她甘愿生活在过去的荣光中，一厢情愿地维护和阮平的婚姻，她看不到问题的所在。她甚至一味地妥协、退让，这些反而加重了阮平逃离的欲望。阮平是不安分的，他有自己的理想，但是他的理想主义在现实生活面前总是不堪一击。潘美红就是现实主义的代表，她总是执拗地维护着生活最初的面貌，卑微地坚守自己的婚姻。当一切都成为历史，现实的无奈只能带来一声叹息。此后阮平的生活终将是现实和理想的拉锯战，身体需要平庸的现实生活，梦想却总在脑海中不断徘徊，这样的撕裂将如影随形。

　　现实的残酷和希望的加持。如果说一个人的出身代表了他的底色，那现实的种种境遇却更加残酷。范稳的《橡皮擦》讲述了一起匪夷所思的入室抢劫案。刮灰工白金华、白银华兄弟二人为了各自的目的盯上了高档住宅区内老人洪玉林的家。本性朴实善良的白金华因为孩子在城市上名牌学校需要很多钱，他铤而走险。老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他曾是叱咤风云的公安局局长，人生暮年却被两个连毛贼都算不上的乡下年轻人戏耍，这不得不说是一种讽刺，也是人之将老的无奈。白金华的诉求其实很简单，他想通过他和孩子两代人的努力能够完成从“乡下人”到“城里人”的身份转变。从他的父辈起就来到城市打工，他应该算是打工二代，长大后他也来到城市里打工。城里的一切还是那么陌生，于是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考入七彩中学——这个连城里的孩子都趋之若鹜的私立名校，然后上大学，最终华丽变身变成城里人。“城里人”这个身份他太需要了，他不喜欢被人认为“形迹可疑”，他希望被认可。他来到城市，在这里买房安家，在这里打工养家，他珍惜城市的一切，他由衷喜爱这座城市。但是他遇到的是一个社会性难题：顶尖教育资源稀缺，普通城市家庭都要想方设法，这对于来城市打工的刮灰工白金华就更是难上加难。于是他想到老人家里顺走点什么去换钱，给孩子支付去名校的费用。但是当他面对一个时而糊涂、时而怀念过去的老人，朴实的他几度良心发现帮助老人，老人摔倒他赶忙搀扶，老人尿裤子之后他找来裤子，老人寂寞时他能够坐下陪老人喝酒，这使得整个“入室抢劫案”往闹剧方向发展，使得“故事就让人们回味再三，连最聪明的警察也没法判断，最公正的法官也举槌不定”。老人虽得了老年痴呆，但是淳朴善良的本心没有变，因为他和这两个闯入家里的年轻人一样来自金沙江大峡谷的深山里，他虽然早就推不开时间源头那扇遥远的家门，但他依稀记得老家的那间土坯房、在火塘前忙碌的母亲、火塘上方悬挂的腊肉。故乡如影随形，早就化作身体的一部分，所以在他晚年一时清醒、一时糊涂的时候也能护白金华兄弟周全。这不仅是对年轻人的救赎，也是老人良善的本心，是对未来希望的加持。小说题目“橡皮擦”借助普通常见的一种学习用具，在文章中却有着对比性质的双重意象：老人患有阿尔兹海默症是被动地不由自主地被擦掉记忆，白金华、白银华兄弟是想通过努力主动地擦掉外来务工者的标签。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诉求，小说准确地切入现代城市、农村生活的独特断面，透视百姓的苦乐哀愁。

　　而农村原生家庭生活的困苦，在肖勤的《去巴林找一棵树》中也得到充分地展现，主人公黄栀子失去母亲这位唯一的亲人后，她就没有了任何依靠，犹如一棵孤零零的小草独自挣扎。这种现实的无奈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的，这些历史的、现实的问题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物。黄栀子不仅是位医术精湛的医生，同时也是一位病人，这样双重的身份赋予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崇高性，黄栀子和所在的医疗团队所展现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就是“生命之树”。

　　从困惑到觉醒——挣扎中的自我救赎。宋小词的《丰收之歌》描述中年妇女在求子之路上遇到的艰辛，她在《创作谈》里说：“婚姻、生育是写不尽的题材，但《丰收之歌》是属于我个人的体验。我本人便是结婚多年，一直未孕，求子之路长达八年。在漫长的求医问药当中，我接触到了许多与我情况一样的女性朋友。”生育在婚姻中的意义和价值，每一个人都会深思，因为它涉及的方方面面都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丰收之歌》讲述冯奇和向春天夫妻结婚多年没有孩子，婆婆便背地里说服冯奇找了有残疾的远房亲戚小年帮忙。小年自小暗恋冯奇，小年家人贪图借腹生子的好处费，于是荒唐的计划就此开始。荒谬的是在小年即将临盆之际，向春天却发现自己怀孕了，丈夫和婆婆为了孩子竟然隐瞒小年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根本就不适合生产的事实，小年临终前把孩子托付给向春天。小说关乎人性，关乎生育，关乎城乡的社会伦理思想。作者的巧妙设计使得这场生育大戏更加热闹，更加引人入胜，小说写得感人至深。作者本人有长达八年的不孕不育史，在漫长的求医过程中她结识了各种各样的病友，所以她感同身受，她知道这些女人内心敏感而脆弱，她们背负着沉重的包袱，她们在家族里卑微得如同尘埃，无后的焦虑甚至使她们放弃了最基本的尊严。“在中国的传统里，无后似乎是人生极大的遗憾，也是民间最恶毒的诅咒。一代一代的人类靠着婚姻繁衍延续。男女结为夫妇后久不生养，公婆的期盼，父母的焦虑，旁人的猜度，每一个在婚姻中不孕的女性肩上扛着多少压力，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那些没有子嗣的婚姻感情里隐藏着的人心人性和各种心机，在她们的闲谈中被平静剥开，刺开一道道血口。”这些典型的女性群像，虽没有传奇性、普遍性，但是却更具悲情和典型性，她们的生活充满各种心机、无奈和人性的考量。作者试图通过对这类女性群体生存境遇的描写，展现纷繁芜杂的社会现实，引领读者从内心深处展开对人类本性和生命本质的深度思考，希望通过相互尊重、理解和扶持，携手从困惑中走出来，面对残酷的现实，能够达到和解，甚至做到自我救赎。

　　林森的《海里岸上》甫一出现，连连获奖。生活在海南岛的林森用自己的书写讲述别样的海岛生活，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学海洋文学的领域，富有独特的南海记忆。小说通过描述父子两代渔民真实生活的对比、对待新生事物的不同认识而产生的心理上的隔膜、彼此间的妥协，讲述海南在经济大潮形势下传统渔村的转型与发展，深刻解析经略海洋、逐梦深蓝的新时期意义，充满人性温度，堪称中国版的“老人与海”。小说讲述渔民老苏从渔船上退下来，时常怀念充满危险的打鱼生活，老渔民的生命记忆残酷又饱含情义，后辈的生活不再向海里讨食，有着不一样的人生。新兴的旅游业吸引着年轻人，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布满危机。当地传统旅游业、渔业面临转型，老苏大儿子售卖砗磲工艺品商店的资金周转出现困难，有买家指名要高价收购老苏手上的“更路经”，老苏痛定思痛，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决定帮大儿子渡过这个难关，也为手上的老物件寻一个可靠的出路。老渔民们积极参与开渔节，老苏还主持传统的祭海仪式，他们认真地向年轻的船长传授独到的捕捞经验和技巧，在当地政府主导的现代化渔业捕捞活动中积极发挥余热，使世世代代渔民拼搏进取、不懈努力的精神得以传承和发展。小说在结构上以“海里”“岸上”分章节交替进行分述，“海里”主要是老苏回顾海上捕捞的惊险之旅，“岸上”则主要讲述渔船出海后家人的期盼、小镇的现实生活景象，两种场景穿插推进，海里、岸上交错并置，遥相呼应，互为补充，表现人与自然尤其海洋的和谐统一。评论家李健说：“《海里岸上》倾听来自海上老渔民的心声，讲述了他们世代讨海求生的故事，这在以农耕文化为背景的乡土叙事谱系中是颇有意味的存在。小说没有单纯地突出城乡对立的视角，而是试图寻找传统与现代的联系，重建新形势下渔村的转型发展之道，它以更为现代的眼光，连接起传统和现代的故事，让祖辈的记忆在山海间复苏还原。老苏、阿黄这样的老渔民和子女有着生活方式上的冲突，城镇旅游产业也冲击了渔村传统生产方式，但这种城乡之间、代际之间并不是判若鸿沟的森严壁垒，彼此之间潜藏着悄然的互动与和解。”这种互动和和解是良性的，老苏和儿子之间加深了理解，老苏退休后也找到了自己新的生活和意义，儿子也从内心感激父亲及时伸出援手。老渔民老苏的塑造更是成功，他的身上表现出了现代与传统的冲突，伴随着这种冲突引发了代际之间的矛盾和隔阂，老苏从最开始的困惑到觉醒，最终在挣扎中完成自我的救赎。

　　六位作家的六部作品从人性角度出发，关注芸芸众生，塑造具有传奇性、典型性的人物形象，从历史中打捞回忆，在现实中汲取智慧，使得小说充满人性张力。对历史的追寻，对现实社会图景的描绘，对未来希冀的展望，都通过细腻的笔触、富有多重隐喻意象的描绘表现出来。六篇小说围绕家庭伦理、青春叛逆、身份认同、渔民生活、医患、生育等主题思想进行描绘，进行新的探索和挖掘，抵达人物的自我和解与救赎，极具文学张力和精神高度。

　　责任编辑 丘晓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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